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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中華民國的諜報行動單位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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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局(英语:Military Intelligence Bureau),简称军情局MIBTMIB),是隶属于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机构。军情局前身为戴笠建立之军统,历经多次改组后在1985年成为现在的军情局,目前主要任务是对中国大陆进行战略预警与情报搜集。

事实速览 军事情报局, 机构概要 ...

象征

局徽

  • 国徽:本局创立是基于国家时代使命。
  • 指针:工作方针是依据国家基本政策。
  • 三连圆环:智、仁、勇。
  • 格状圆环:创立日期“四一”。
  • 黄色嘉禾:在岗位如同农民劳动默默耕耘。
  • 金色光芒:让工作如同光芒照射无远弗届。
  • 蓝白底色:清白。

[1]

纪念

“中华民国情报之父”戴笠在军情局的历史地位极为崇高,时至今日仍是军情局内部团体意识的根基和领袖,虽然局庆是四月一日,但军情局通常只会选择戴笠殉职日期“三一七”举办纪念活动[2]。1962年,国防部情报局为了纪念建局三十周年而兴建“戴雨农纪念馆”,该栋建筑如今已成为军情局的精神堡垒,二楼设有忠烈堂,正中央为戴笠铜像,并以牌位和名册方式供奉近5000名殉职人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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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总统蔡英文向无名英雄纪念碑致敬。

军情局内部设有无名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中央为局徽,局徽下方写着“谨向无名英雄致敬”,碑体背面一侧是戴笠肖像,另一侧为戴笠化名“金水”的落款题字:“我们光荣的历史是同志们的汗血泪所造成的”[5][4]


历史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起源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胡靖安北伐时期主持之“密察组”,1927年8月,蒋中正下野,密察组随之结束工作。1928年1月,蒋中正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重启密查组,因胡靖安奉派赴德国留学,蒋中正任命戴笠为联络参谋,负责主持密查组[6]。北伐结束后,戴笠仍然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32年4月1日,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成立,处长戴笠,同年9月,特务处公开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注 1],1938年8月,调查统计局改组,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局长贺耀组,但实际运作由副局长戴笠主导[6]

国防部保密局

1946年8月,随着军事委员会裁撤,军统公开部分移交给国防部第二厅,秘密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专责保密防谍,首任局长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副局长毛人凤。军统原下辖之忠义救国军别动队中美合作所教导营整并为交通警察总队

1947年,破获北平地下电台案。1948年,破获《挺进报》案

1949年,代理总统李宗仁下令停止特务活动,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逐渐失利,因此保密局除副局长徐志道率领少部分人员随中央政府播迁,其余人员在无经费的情况下转入地下活动,废除“区—站—组”编制改为单线派遣,还乡隐蔽或至偏远地区发展游击力量,并进行大量破坏行动,例如刘人爵之死杨杰之死重庆渣滓洞成都十二桥上海大轰炸等事件。

1950年4月,保密局本部在台北芝山岩重启,对内破获台湾省工委案吴石案鹿窟基地案等案件。

1951年,杜长城案爆发,被视为是负责整顿情治系统的蒋经国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之间的斗争。

1954年,政府整编各游击部队,裁撤原有番号纳入国军体系,其中反共救国军改隶属于保密局,闽南司令部改为闽南敌后工作处,闽北司令部改为闽北敌后工作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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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情报局

1955年3月,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首任局长毛人凤中将,任务是“国家战略情报与敌后作战情报”,原保防业务移交内政部调查局,并接管内政部调查局之大陆情报工作和国防部大陆工作处之对敌游击作战,全国情治机关皆受国家安全局督导和协调。

1955年4月,情报局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

1960年代,中国大陆因为三面红旗造成大规模饥荒,以及配合中华民国政府筹备国光计划,局长叶翔之中将开始发展“情报特战化”,积极进行沿海渗透和边区游击,并以电台联络还乡人员建立敌后组织,后期利用大规模动乱,在敌后制造武装袭击,煽动民运和兵运,并实施心理作战以颠覆中共政权。

1962年,情报局规划并执行“两栖情报特战行动”[注 2],自行实施、不依赖国军支援,属于情报作战而非特种作战[8]

1964年6月,情报局“海虎专案”由山东省反共救国军从韩国出海,成功登陆荣成县李秉铭中尉在撤退时因伤势过重殉职,事后政府为李秉铭举行公祭并设立铜像,是情报局少数宣传的行动之一[9][5]。同年7月,情报局“罗汉专案”由江苏省反共救国军和广东省反共救国军兵分二路发动突袭,江苏省反共救国军先于启东县外海遭到解放军击沉,因为有人被俘造成消息外泄,情报局下令准备从越南出发的广东省反共救国军返回台湾,但行经崖县外海时遭到解放军包围后被击沉,共超过150人殉职,是情报局损失最惨重的行动之一[10][11]。1965年,情报局将所属两栖部队整并为两栖行动大队,代号“龙翔部队”。

1965年,情报局开始从台湾派遣军官至东南亚领导当地孤军华侨组成游击队,代号“苻坚部队”,主要任务是建立敌后基地并进行情报特战,最终目标是接应陆军伞兵开辟大陆西南战场。苻坚部队指挥官由情报局第1920区区长邓文勷少将担任,1966年在泰国马亢山英语Doi Ang Khang建立“格致湾基地”,全盛时期共有五个大队约4000人[注 3][12]。1967年,第1951站站长黄朝理上校在缅甸北部建立基地时急病身亡,追晋少将[13]。1968年,第五大队在云南江城附近遭到围剿,队长尹宝仲上校殉职,事后情报局为了保密将代号改为“光武部队”[14][15]。1972年,光武部队突袭云南时截获中共中央第四号文件,率先得知林彪之死和《五七一工程纪要[13]。1975年,光武部队裁撤。

1975年,情报局两栖行动大队改组为海上情报工作队,驻地为澎湖县牛心湾。

1984年,江南案爆发,局长汪希苓中将、副局长胡仪敏少将、副处长陈虎门上校等人遭到判刑入狱,总统蒋经国下令改组国防部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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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1985年,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合并成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隶属国防部参谋本部,首任局长卢光义中将。此后,军情局局长皆由国军部队出身之将领担任,而非军情局内部人员升任[1][16]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造成中国大陆局势不稳,局长殷宗文中将下令展开“复华专案”等多项计划,大量派遣基干[注 4]台商进入中国大陆内部从事情报工作[17][18]

1990年代,军情局“少康专案”先后策反解放军邵正宗大校和刘连昆少将,获取千岛湖事件台湾海峡导弹危机邓小平之死等大量情报[18]

1995年,军情局陈志麒中校在江西省拍摄导弹基地时失事,遭到判刑十四年[19]

1998年,根据精实案,海上情报工作队移交给陆军两栖侦察营

2000年3月,军情局马美强中校于莫斯科身亡,经当地警方和军情局督察室调查后判定是他杀,是已公开资料中最后一次现役人员殉职[20]

2000年9月,国防部核定军情局任务为“对敌战略情报蒐研与情报作战”[21],以因应局势转变和两岸开放交流[1]

2002年,因为受到刘冠军案影响,局长薛石民中将上缴军情局密帐47亿元,并自砍预算13亿元,造成军情局经费大幅减少[22]。薛石民任内亦停止“基干赴陆”,即不派遣现役人员进入中国大陆内部。

2004年,向军情局泄漏大量情报的解放军刘广智少将遭到逮捕[23]

2006年,朱恭训上校与徐章国上校在广西省边境遭到逮捕,是已公开资料中最后一次现役人员失事,两人在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面后完成换俘返回台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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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军情局的核心任务是搜集战略性情报,领域包含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其余任务随着时代变迁和国际情势时常转换,包含保防制裁破坏审讯、渗透、游击、策反、广播、宣传、反间等各种方式来达成“掌握敌情”和“改变敌体”两大目标[1]。由于数次人员失事导致军情局损失惨重,加上生物识别技术天网系统逐渐普及,因此军情局已停止“基干赴陆”,改从各国搜集中国大陆情报并从海外向中国大陆内部渗透[25]

许多国家会与军情局进行情报合作,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在情报搜集上具有优势。有部分军情局干员会涉足帮派、毒品贩卖、电信诈骗、地下汇兑和各种灰色产业,并与犯罪集团保持友好关系,例如唆使三合会在香港暴动和反暴动、将光武部队裁撤时遗留的武器和物资赠送给昆沙、吸收竹联帮成员从事犯罪行为等。

军情局干员主要来源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是以民间大学为主而非军校,这是为了减少被发现是军人的风险,军情局通过对外招募并筛选合适的人进入情报学校就读,毕业后至外地进行“染色”来改变身份,所有军情局干员皆使用化名,以防止身份曝光。

军情局是中华民国政府目前唯一的专责人员情报的情报机构,而且是国军少数持续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势的单位,长久以来被中共视为重点攻坚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台特”或“境外间谍”,但由于军情局停止“基干赴陆”,使中共只能抓捕被军情局吸收的人,因此最主要反制手法是曝光军情局干员真实身份,使其无法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例如2007年对军情局驻莫斯科干员发布通缉、利用中国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焦点访谈》公布“2018-雷霆”和“2020-迅雷”的间谍案件和军情局干员身份、2025年对军情局第三处干员发布通缉并称其为“台独水军”[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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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军情局没有组织法,国防部组织法参谋本部组织法亦无相关规定。军情局为求保密也会定期变更内部组织结构和番号[28][29]

军情局领导层由局长(中将)、副局长(少将)、执行长(少将)三人组成,处长则由少将或上校担任。

内部单位

第一、二、三、四、八处是外勤部门,第五、六、七处是内勤部门。另外情报学校则是名义上隶属于国防部的军校,实际上则由军情局管理[30]

外围组织

从属关系

军情局隶属于国防部参谋本部,但在实务上受到国家安全局情报参谋次长室(联二)的指挥[注 7],前者根据国家情报工作法统合国家情报,后者负责国军情报的计划与运用。国家安全局或情报参谋次长室会提出需求后由军情局搜集情报,再将结果回报给予国家安全局或情报参谋次长室。

历任首长

争议

作为中华民国历史最悠久的情治机关,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涉及许多冤案,且对人民进行滥捕、刑求、监控等罔顾基本人权之行动。此外军情局局长依照惯例是由国军部队将领担任,通常没有情报工作经验,时常遭到军情局内部排挤,变成由副局长主导军情局实际运作,犹如军统时期的副局长戴笠,使军情局内部斗争频传。

1955年,保密局接手由政战系统举发的“郭廷亮匪谍案”,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企图叛乱,将其革职软禁,目的是在整肃孙立人势力,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迫害事件。
  • 朱文杰案
1962年,广东省反共救国军朱文杰上校在突袭大陆时遭到击沉,落水被俘,因为关押期间泄漏大量情报,迫害其他被俘人员致死,并接受中共交付任务从事宣传,返台后经国防部情报局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而判处死刑,于1972年执行[31]。同案者还有因“罗汉专案”被俘之苏振文中尉和黄信义中尉。2019年,经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平反,撤销判决处分。
  • 局长葛广明相关事件
2011年,军情局局长葛广明涉嫌假藉公务需求将专案经费挪为私用,遭到监察院弹劾[32]国防部高等军事法院审理后判刑十四年,葛广明上诉后因军事审判法修法,移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考量犯罪动机及犯后态度,且专案经费是以个人名义用于失事人员家属、离退同仁奖金、泰北地区学校而给予减刑至二年六个月[33]
  • 局长罗德民相关事件
2021年,军情局局长罗德民遭到指控协助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谢荣寿之女儿报考军情局并且考试舞弊,并指派两位上校军官辅导;罗德民与两位上校曾多次和谢荣寿饮宴,更在考试当天临时提高谢荣寿女儿的口试分数。监察院调查时以简易两岸问题进行测验,谢荣寿之女儿没有答对任何题目。监察院以罗德民损及军情局声誉、破坏国家考试公信力甚巨,对军情局提出纠正[34][35]
罗德民也遭到指控任意携带家人进入军情局、将道士带到办公室看风水、赠送具有追踪定位功能之高价值智慧手表美国在台协会官员被拒等多项争议[36]

备注

  1. 此时的调查统计局俗称“老军统”,第一处管党政,第二处管军事,第三处负责邮电检查。
  2. 此行动可区分三个时期:
    • 前期为渗透发展,解放军海防力量薄弱且未有防备,派遣情报特战部队前往内陆建立敌后基地。
    • 中期为渗透突击,解放军已加强沿岸戒备,改为袭击其据点或舰艇并获取俘虏、军品、文件为主,不做逗留。
    • 后期为海上袭击,使用吨位小、速度快、火力强的快艇,以解放军舰艇及设施为目标,侦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解放军战备反应。
    • 第一大队由当地招募组成,格致湾基地自行训练。
    • 第二大队由当地招募组成,格致湾基地自行训练。
    • 第三大队由马俊国少将率领之“滇西行动总队”兵力组成。
    • 第四大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驻该地人员组成。
    • 第五大队为“万隆专案”,情报局与老挝合作组成。
  3. “基干”是指隶属于军情局的的现役军官。
  4. 负责人事、训练、后勤、密码、主计等业务。
  5. 利用网络攻击电讯技术搜集情报。
  6. 以地位来说,国家安全局局长比照上将阶级,军情局局长和情报参谋次长同为中将阶级,但通常军情局局长会比情报参谋次长更资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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