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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利斯特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威廉·利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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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西格蒙德·瓦尔特·利斯特(德语:Wilhelm Siegmund Walther List,1880年5月14日—1971年8月17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阶为元帅

事实速览 威廉·利斯特, 本名 ...

利斯特虽未上过任何军事学校,但于1898年满18岁时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担任参谋职务。战后利斯特继续留在魏玛共和国军中,在德军山地部队的组建以及发展《凡尔赛条约》中禁止的参谋培训中发挥重要作用。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利斯特担任高级指挥职务。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利斯特指挥第14集团军,在波兰战役中表现出色,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在法国战役后晋升为元帅。利斯特在巴尔干战役进攻南斯拉夫与希腊时作为主要指挥官指挥了第12集团军,并在作战结束后被任命为东南总司令,任职数月之久。在此职位上,利斯特因对游击队的行动实施针对平民的报复、犯下诸多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其后利斯特经历一次阑尾炎手术,被派往极地战区进行视察。1942年夏,利斯特接掌位于苏联南部的A集团军群指挥权。然而,利斯特未能满足“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迅速攻占高加索地区的期望,被后者解除职务、转为预备役,再也没有被任用。

战争结束前最后几天,利斯特被美军逮捕,并于1947年作为“人质审判英语Hostages Trial”的主要被告,因其担任东南欧最高长官期间处决游击队和平民,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仅服刑五年便于1952年因健康原因获释。利斯特回到加米施-帕滕基兴的住所,在那里半受限制地生活,直到1971年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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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早年

威廉·西格蒙德·瓦尔特·利斯特于1880年5月14日出生在德国南部符腾堡王国乌尔姆附近的奥伯基尔希贝格村(Oberkirchberg,今伊勒基希贝格之一部)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其名取自祖父。父亲瓦尔特·利斯特(Walter List)是一名全科医师[1],母亲则是较父亲年长八岁的克莉丝汀·绍恩(Christine Schorn),为来自科堡拉姆德语Lahm (Itzgrund)的商人兼地主之女[1]。1890年,利斯特的父母搬到慕尼黑[1],而利斯特即进入路易波尔德文理中学德语Luitpold-Gymnasium (München, bis 1918)就读,1898年毕业[1]。1898年7月15日,18岁的利斯特以候补军官身份加入巴伐利亚陆军第1工兵营[2]。1899年2月8日,晋升为准尉,1900年3月7日晋升为少尉[2]。3月21日,被调到第3工兵营。1902年10月1日至1904年9月30日,利斯特就读于巴伐利亚皇家炮兵与工兵学校德语Königlich Bayerische Artillerie- und Ingenieur-Schule[3],后于1904年1月返回第1营担任营副官[4]。1908年3月9日,晋升中尉[5]。1908年10月1日,利斯特又于巴伐利亚战争学院深造,接受总参谋部军官、军事铁路事务和要塞战争事务相关的培训[2]。1911年,利斯特在基青根与海德薇格·克莱因施罗特(Hedwig Kleinschroth)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二女[1]

1911年9月30日,利斯特于巴伐利亚第1步兵团“国王”团德语Königlich Bayerisches 1. Infanterie-Regiment „König“服役一年,担任排长[1],后转任英戈尔施塔特要塞德语Landesfestung Ingolstadt[3],之后又被调往巴伐利亚总参谋部[2],并在1914年3月19日正式加入该单位。1913年3月22日,利斯特晋升上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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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四天后,利斯特被调至巴伐利亚第2军德语II. Königlich Bayerisches Armee-Korps任第四参谋官职务[1],参加包括洛林索姆河伊珀尔法兰德斯拉巴塞亚眠等地的战斗[5],1915年冬,由于病重,利斯特曾动过一次手术[5]。1916年,利斯特被调往东线,在巴尔干地区服役数个月,与许多保加利亚土耳其军官建立了友谊,并成为巴尔干半岛事务的专家[2],这对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影响[6]。1916年5月31日至8月21日,利斯特曾短暂于巴伐利亚战争部德语Bayerisches Kriegsministerium服役,随后担任“冯·施特兰茨”特遣集团军司令部的第二参谋官德语Zweiter Generalstabsoffizier[1][5]。1917年2月8日,利斯特成为巴伐利亚第8后备师德语8. Königlich Bayerische Reserve-Division(驻特兰西瓦尼亚和法兰德斯)的第一参谋官德语Erster Generalstabsoffizier[5],最终于1918年3月18日再次回到巴伐利亚战争部,并留任到德意志帝国投降和战争结束[2]

有些资料描述后来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曾在利斯特的团下服役,但后者实际上是另外一位姓利斯特德语Julius List的军官[2]

战间期

战后利斯特曾参与军方与巴伐利亚政府的谈判,之后萌生退役的念头[1]。然而库尔特·艾斯纳遇刺后,利斯特加入弗朗茨·里特·冯·埃普指挥的埃普自由军图英语Freikorps Epp参与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1]。1919年9月26日,利斯特晋升为少校[2][3]。1923年4月至1924年10月,利斯特出任驻肯普滕的巴伐利亚第19步兵团第3猎兵营营长,并于1923年10月1日晋升为中校[2]。在此职位上利斯特对德军山地步兵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本人也热爱登山、滑雪、攀岩运动[5],积极支持着这支尚处萌芽阶段的新兵种[7],第3猎兵营也是德军山地部队的种子部队[5]。在此期间利斯特也参与了对阿道夫·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党叛乱——“啤酒馆政变”的镇压行动[1][5]

接下来数年一直到纳粹党于1933年执政为止,利斯特一直在多个参谋军官训练单位任职。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此类培训,故这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并采用误导性的称呼作为掩护,如“指挥官辅助培训德语Führergehilfenausbildung[1]。1924年10月1日至1926年9月1日,利斯特担任第7师第一参谋,并兼任第7军区德语Wehrkreis VII (München)指挥官辅助培训事务主任,其后4年一直在国防部训练处任职。1927年3月1日,晋升上校,并被任命为该处处长[1]。在此期间,利斯特与后来晋升为元帅的维尔纳·冯·勃洛姆堡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3]。1930年2月1日,利斯特出任魏玛共和国唯一的军事院校——德累斯顿阿尔贝城国防军步兵学校德语Infanterieschule der Reichswehr校长[1]。1930年11月1日,晋升少将[2]。1931年间利斯特曾在校内对参加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军校学员进行纪律处分,有历史学者认为可能是这件事使后来希特勒对利斯特产生恶感[2]。1932年10月1日,利斯特晋升为中将[2]

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同年10月1日,利斯特接任驻扎萨克森第4军区德语Wehrkreis IV (Dresden)司令兼第4师师长[2]。1935年10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并被任命为第4军司令[2]。1938年,国防军发生“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希特勒借此去除军中反对势力,由于利斯特在此事件中支持希特勒而躲过清洗[2]。2月,利斯特出任驻卡塞尔的第2集团军群司令[2]。4月1日,在德奥合并后,利斯特出任在维也纳新成立的第5集团军群司令,负责将奥地利军队并入德国国防军的相关事务[2]。与德国不同,奥地利军官被允许参与政治,而此时的奥军军官团内部分裂、呈紧张局势,利斯特于5月10日向陆军人事办公室提交了《奥地利军官团特别条例案》,建议退役曾担任法官、政治活跃程度过高的军官,最终共有994名奥地利军官被纳入国防军、40名军官经审查后被处以不名誉退役[8]。同年秋季,利斯特的第5集团军群被更名为第14集团军,负责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9]。1939年4月1日,利斯特晋升大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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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战役与法国战役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利斯特指挥第14集团军被布署于右翼,负责自斯洛伐克出发向波兰利沃夫方向进攻,成功俘虏波军64000名士兵,并因此于9月30日作为第一批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德军官兵[5]。10月25日,利斯特调任第12集团军司令[3]。在波兰战役期间,利斯特接到了大量关于党卫队别动队对波兰平民及犹太人施暴的投诉。利斯特反对杀害平民的行为,并在9月20日要求部队阻止这类暴行,然而也同时提醒部下,波兰人是德国人民的敌人,并声称有关暴行的报导被夸大了[10]

1940年5月10日,德军发动西线攻势。利斯特率领第12集团军进攻卢森堡,成功突破法国在阿登地区的防线,并在5月15日前彻底突破马其诺防线的防御,是最早突破该防线的德军部队。5月20日,利斯特部抵达埃纳河地区,并在当地成功指挥了多场防御战至6月初。最终,利斯特的部队推进到蓬塔利耶,由于其功绩,利斯特于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元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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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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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战役期间的利斯特、汉斯·冯·格莱芬堡德语Hans von Greiffenberg约瑟夫·迪特里希(由右至左)

由于自1940年10月起意大利对希腊的入侵战争久攻不下,对希特勒即将发动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形成威胁,英军可能以希腊为跳板攻击对德国来说至关重要的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因此1941年4月6日星期日上午5点15分,德军发动“玛莉塔作战”,从保加利亚出发,与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大将的第2集团军亚历山大·勒尔航空兵上将的第4航空队,以及其他两支轴心国军队一同对希腊展开进攻[5][11]

在猛烈的炮火攻击后,德军机械化部队开始对梅塔克萨斯防线英语Metaxas Line发动猛烈进攻。防线大部分区域在最初几天都守住了,以至于次日中午,利斯特还在考虑重新组织兵力以突破防线。然而,南斯拉夫军队未能维持坚固的阵线,导致同一天德国第20军(由格奥尔格·施图姆中将指挥)突破了抵抗,向斯科普里推进;而东线,第2装甲师沿着瓦尔达尔河前进,于4月8日夜间占领塞萨洛尼基,希军东马其顿兵团英语Eastern Macedonia Army Section别无选择,只得投降;而西马其顿兵团英语Western Macedonia Army Section则在德军于克莱迪山口战役英语Battle of Vevi (1941)中突破防线、包围希军后接到了撤退命令[11]

此时希腊和英国部队已陷入绝境,南斯拉夫军队已于4月17日投降[4],而希腊第3集团军希腊语Γ΄ Σώμα Στρατού (Ελλάδα)司令乔治·索拉科鲁英语Georgios Tsolakoglou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决定向德国人签署投降协议。既然无法阻止德军,那么向其而非意大利军投降,至少可以阻止后者进入伊庇鲁斯地区[12]。1941年4月21日,由索拉科鲁率领的希腊代表团在拉里萨向利斯特和约瑟夫·迪特里希签署投降书,条件对希腊一方来说是相当体面的。出于对希腊官兵英勇表现的赞赏,利斯特允许投降的希腊军士兵在交出武器后回家,军官甚至还被允许保留随身武器,这些要求也得到希特勒的许可[13]

然而,利斯特的做法引起意大利“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强烈不满,后者于同日向希特勒要求希军也要向意大利军投降。因此,希军不得不在4月23日于萨洛尼卡向意大利第11集团军阿尔贝托·费雷罗英语Alberto Ferrero (general)将军举行第二次投降仪式,由于利斯特拒绝参加,德方只得由最高统帅部作战课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作为代表[13][4]。1941年5月3日,德国部队在雅典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利斯特以“荣誉嘉宾”身份出席,身旁是库尔特·斯图登特上将和斐迪南·舍尔纳中将[5]

利斯特在希腊战役的第二阶段——克里特岛战役(水星行动)中仅作为支援德国空军的角色[13]。5月20日,德军空降猎兵遭受重创,利斯特曾主张应该取消本次行动,但斯图登特的坚持最终挽救了局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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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欧最高长官

6月9日,利斯特被任命为东南总司令[15],驻扎于雅典[1],主要任务是维护德占区的秩序和保障通往克里特岛的海上运输,并与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军队合作[16],“塞尔维亚”、“塞萨洛尼基-爱琴海”和“希腊南部”三处占领区的部队均受利斯特指挥[17]。德军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很快就出现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游击队反抗势力,由于后者不穿制服进行战斗(违反国际法),因此随时可以混入于平民内。魏克斯为此于1941年4月发布命令,规定在游击队袭击地点附近的所有成年男性平民都应被枪毙。利斯特也遵循这一精神,于1941年9月下令对上、下凯尔迪利亚村进行屠杀希腊语Σφαγή στα Άνω και Κάτω Κερδύλια,以处决当地居民来报复游击队的袭击[18]。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认为,利斯特不能被视为铁杆纳粹份子,并且:[19]

无论是斯图登特还是利斯特,都不能被描述为坚定的纳粹分子。利斯特尤其是一位有教养、虔诚的人士,与希腊有着家族关系(其侄女还嫁给了康斯坦丁·罗格索托伯罗斯英语Konstantinos Logothetopoulos[20])。然而,两人都毫不犹豫地对任何武装抵抗行为实施最残酷的政策。

1941年10月15日,利斯特因病被迫返回德国接受阑尾切除手术,进行长时间的休养,有9个月的时间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21]。利斯特曾一度被指定即将离任的威廉·冯·里布元帅的继任者,但1942年春被派往挪威和芬兰北部视察当地防御工事、防止被英军登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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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集团军群司令

1942年6月26日,在最高统帅部部长威廉·凯特尔及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的强烈推荐下,希特勒任命利斯特担任位于苏联南部的A集团军群司令,这支部队自南方集团军群分拆而来,与B集团军群作为德军夏季攻势“蓝色方案”的主力,利斯特部负责夺取罗斯托夫,随后占领黑海整个东岸地区,以此消灭苏联黑海舰队、夺取高加索油田、向巴库油城挺进,而由魏克斯指挥的B集团军群则向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挺进[21],此一计划目标过于宏大,以至于利斯特与其参谋长一度以为最高统帅部可能掌握什么己方未知的情报才敢于如此规划[23]。尽管利斯特的部队成功占领如库班地区的克拉斯诺达尔等部分目标,但苏军已习得过往经验,主动撤退使德军难以将其围歼[23],更糟的是,希特勒于7月31日抽调A集团军群中的第4装甲集团军至B集团军群,削弱了利斯特在高加索战区的实力,特别是这两支部队相隔甚远,补给线过长且混乱不堪。8月30日,德军于莫兹多克渡过了捷列克河,但面对苏军激烈的抵抗难有进一步成果,9月初,德军被迫转入防御[24]

由于进展缓慢,希特勒于9月7日派遣约德尔至利斯特位于斯大林诺的指挥部视察情况[25],返回后约德尔支持利斯特建议重组战线的意见,并表示后者已尽其所能,希特勒随即对约德尔严厉批评,但令希特勒意外的是,约德尔对其反唇相讥[26]。希特勒对此甚为愤怒,决定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以第6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大将取代约德尔,并将后者送上军事法庭[26],而哈尔德因为同样支持利斯特,也在9月底被希特勒解除陆军参谋长职务[26]。9月10日,希特勒由凯特尔负责传递的命令生效,利斯特被解除A集团军群司令职务,被编入元首预备队,从此再无担任军事职务或被召见[3]

审判与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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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特(左)与前第12集团军司令瓦尔特·昆策英语Walter Kuntze工程兵上将于“人质审判”期间在监狱庭院散步

利斯特于1945年4月30日在加尔米施-帕滕基兴被美军俘虏[5]。1947年5月10日,纽伦堡主要德国战犯的判决结束后,第七号案件“人质审判英语Hostages Trial”,或又称“利斯特审判”或“东南战区将军审判”(官方名称为“美国诉威廉·利斯特等人”案)也随之展开。除了利斯特,还有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元帅、胡贝特·兰茨英语Hubert Lanz山地兵上将、洛塔尔·伦杜利克大将等共计12名将军,全因在巴尔干地区的战争罪行而受到指控[27],审判共持续117天。期间,利斯特先是辩称任何报复命令都是直接从最高统帅部绕过自己的司令部、直接发到战地指挥官手上,之后又为严酷的反游击战措施辩护,称自己内心反对此类手段,但布尔什维克游击队的“背信弃义和残酷的地下恐怖主义”首先在该地区违反了国际法,迫使他们不得不严厉地予以回应[28]。利斯特也对自己人道主义、希望尽快镇压游击队起义的愿望,为何会受到法庭如此严厉的评判而感到困惑[28]。法庭对利斯特的判决如下:

证据显示,在南斯拉夫和希腊武装部队投降后,两国均在国际法意义上被占领。证据进一步显示,在利斯特担任东南地区武装部队司令期间,两国仍处于被占领状态。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该期间发生的事件中,参与其中的游击队员不能根据先前公布的规则被视为合法交战方。因此,我们同意被告利斯特的论点,即他所面对的游击队员并非合法交战方,因此在被俘后不适用战俘待遇。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游击队员是“自由射手”(非法武装人员),在被俘后可以被处决。因此,被告利斯特在担任东南地区武装部队司令期间,因在南斯拉夫和希腊处决被俘游击队员,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此外,利斯特在涉及《政治委员令》的处决案件中亦被判无罪,而被判定有罪的部分包括:

  • 第一项指控:在希腊、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因下令逮捕人质与进行报复性处决,导致数十万平民遭到大规模杀害。
  • 第三项指控:对战俘的杀害与虐待,任意将合法战斗员定性为“游击队员”,否认其战俘地位,并加以杀害。

利斯特被判处终身监禁,于兰茨贝格监狱服刑,而其后因西德重新武装英语West German rearmament问题,美国派遣高级专员德语Hoher Kommissar (Deutschland)约翰·J·麦克洛伊对于部分前德国军政领袖实施赦免[29],但麦克洛伊拒绝赦免利斯特,并在官方报告中指出:[30]

委员会建议不减轻前军官威廉·利斯特和瓦尔特·昆策的刑期,我也无法找到任何可为他们辩解的理由。他们明显积极执行其部队的恐怖政策。
作为高阶指挥官,他们的行为为该地区的残暴行为定下了基调,而他们亲自下达的命令,读起来只能被理解为在鼓励更进一步的暴行。简而言之,这两起案件的问题,不只是单纯地传递明显非法命令这么简单——即便那样也已经严重。尽管我们努力考虑了当地游击与民兵战争所带来的困扰与挑战,但仍无法否认,正如审查委员会所发现的,这些身居高位的军官,不论是作为命令的执行者或纵容者,其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军事考量的界限。
虽然军事法庭承认,在极端情况下、作为最后手段,依一定限制处决人质在这类战争中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附随行为,但证据显示,许多遭到处决者其实是上百名吉普赛人、犹太人与其他完全与德军遭袭无关的人。他们不仅与事件地点无关,甚至与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毫无牵连。此外,这些人质的处决往往是以极为任意且严重失当的比例进行的,与实际事发情况完全不符。
审查委员会建议,鉴于利斯特与昆策年事已高,可能患有足以影响判刑执行的健康问题,应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医疗检查,以判断是否适合给予医疗假释。根据这项建议,也根据美国在德国监狱管理上已行之有年的惯例,我已下令对两人进行健康检查,并要求提交报告,作为进一步裁定的依据。
至于其他因报复过当而被起诉的军官,有些则获得减刑,因为他们责任较轻,或有证据显示他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人道考量。

利斯特于1952年12月24日因健康原因获释[31],回到了加米施-帕滕基兴定居,但并未完全自由,例如1957年美国人以健康原因拒绝了他前往南蒂罗尔的请求[32]。1971年8月16日,利斯特于加米施-帕滕基兴去世,是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元帅的12名将军中的最后者,享年91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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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才能与评价

利斯特被认为可能是希特勒手下最被忽视和低估的一名元帅[33],尽管其出身步兵,却善于指挥装甲部队[31],在波兰战役与法国战役的表现可称之为出色,而在南斯拉夫与希腊则堪称卓越[33]保罗·卡雷尔评论利斯特是位“受过巴伐利亚总参谋部的旧式训练,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功勋卓著。一位聪明、冷静、精明的战略家,从不故步自封或冲动行事,深信周密计划和卓越领导才是一切、厌恶任何军事冒险。[6]

利斯特也曾协调过将领之间的冲突,如法国战役期间其隶属格特·冯·伦德施泰特下指挥第12集团军,而期间德军装甲兵将领海因茨·古德里安在突破默兹河后从希特勒处接获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对此勃然大怒,向上级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激烈反对,并提出辞呈。尽管克莱斯特已接受该辞呈,伦德施泰特仍委托利斯特协调其中冲突,了解事情原委后下达命令:“继续实施战斗侦察。军司令部还需停留在原地,以便于联系。”利斯特知道古德里安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命令,也就是事实上放任其继续前进,但又回避了希特勒的指示,使事情得到部分解决,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对此表达感谢,称其有着“骑士精神”[2][34]。另一位向来与上级难以相处的将领——埃尔温·隆美尔也在阿拉曼战役前的1942年9月16日写给妻子的信件中提及其正面看法:“我听说利斯特元帅即将退休。你知道,我对他评价很高。[31]

利斯特对纳粹党采取冷淡的态度,在“长刀之夜”的政治清洗中,利斯特的德累斯顿军区是除了慕尼黑军区外唯一抗议党卫队屠杀活动的军区[1]。反纳粹势力曾多次透过长期担任利斯特第4军参谋长职务的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与其接触,但利斯特并未有所回应[1]。利斯特在被解职后便再无任何活动,有传言称其拒绝希特勒赠与的50万马克,但并未受到证实[1],而在反纳粹势力于7月20日密谋案刺杀希特勒未果后,利斯特也并未向后者发送表达效忠的电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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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资料来源:[3]

注脚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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