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尹昌衡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尹昌衡（1884年7月11日—1953年5月26日），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省成都府彭县升平乡人[1]。清朝及中华民国军事及政治人物。
生平
尹昌衡的祖上是湖广汉阳府孝昌县（今湖北省孝感市）人，清朝康熙年间，尹昌衡家族的十世祖“湖广填四川”来到成都。
1903年（光绪29年），尹昌衡入四川武备学堂第1期。翌年，他获公费派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后来入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在日本期间，他对革命派的思想产生共鸣，并于1906年（光绪3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他加入铁血丈夫团。[2][3]在日本，尹昌衡还和留日学生陈朴等人为演出话剧而组织了阳春社，演出了据吴趼人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新派话剧《电术奇谈》。[4]
1908年（光绪34年）尹昌衡归国，参加天津军队的演习。翌年他被派到广西省，任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干部学堂教练。因秘密从事革命派活动等原因，1910年（宣统2年）尹昌衡辞职回到四川。在四川，他被任命为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成都讲武堂教官。1911年（宣统3年），他就任新军教练处会办兼陆军小学总办代理。[5][3]
Remove ads
1910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成立陆军十七镇，镇统制官为朱庆澜，众多高级军官也为外省人。该军官配置系统引起川籍军官的集体不满，而尹昌衡就是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在成立大会的宴会上在赵尔巽面前大骂十七镇的高级军官无能，以此煽动土客矛盾，制造对立情绪，快速团结了大量川籍军官在身边。根据《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一九一〇年，尹由广西回川后，充任教练处军事编译科科长，颇感不得志。当时川督赵尔巽已调朱庆澜来川筹备第十七镇，朱随身带来干部不少，都安置在十七镇里面，四川军人周道刚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归国后，在四川历任武备学堂的教官和陆军小学生总办有年，没有取得十七镇协统位置，川籍军人，深感不满。尹见此机会可乘，即大加煽动，谓川籍军官中人才不少，当局不予重用，遂致埋没，因而部分川籍军官认为尹能代表大家意见，对尹颇寄希望。尹也感觉到自己有群众基础，而清政权已是外强中干，名位可以力取。一九一〇年，川军举行秋季对抗演习，尹昌衡担任审批官，在总结讲评时，乘机大骂客籍干部毫无战术常识，指挥凌乱无次，为川籍军官出气，更博得较多川籍军官的快意和拥护。在十七镇宣布成立的庆祝仪式上，川督赵尔巽讲话为国军川军贺。尹昌衡见赵在场，乃大声宣言，第十七镇的军械都是日本的废物，而且将不知兵，何足言贺。赵尔巽大为惊讶，询知尹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因反问他“要哪个才是知兵的将才？”尹首举周道刚，其次则举出他自己。赵尔巽又指出当时在场的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向尹说：“他们也不知兵吗？”朱庆澜此时乃转圈说：“尹昌衡醉了，”派人扶他回家休息。果然赵尔巽虽感尹昌衡有此狂妄，但还认为他有点豪迈，可以利用，而且也感觉川军心理，必须采取以柔克刚办法乃不致做事，遂亦表示优容。不久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乃嘱其弟赵尔丰对尹特加留意。在我由日本回成都的时候，适尹已由编译科长升到教练处的会办，而且兼代了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6]。《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中的记述更为详细：“当成立大会举行了庆祝仪式以后，宴会上，总督赵尔巽亲自举杯酌酒，简单讲了几句话：“十七镇今天成立了……为川人庆，为川人贺！”众官皆起立举杯称赞，独昌衡未起举杯，赵问其故？尹即起立回答：“刚才大帅所讲的话，有两句卑职还不懂，正在琢磨，忘了举杯，请大帅见谅！”赵问：“哪一点你还不懂？”尹高声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赵勃然不悦，故意问：“此话怎解？”尹亢声说：“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不用了的废物；统兵的人，又无军事才学，不是军人。真是诚不可用，将不知兵，兵犹火也，不毁将自焚。大帅所练的兵，只是自焚，焉用贺？所以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赵虽强调耳，认为还是有些道理，又问：“依你之见呢？”尹答：“主罢择将。”赵问：“谁是将才？”尹大声答：“昌衡就是将才。”赵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尹答：“日本士官。”又问“还有将才没有？”尹环视一周答道：“周道刚。”赵指着在座的吴钟铨、程潜、姜登选、方声涛等人对尹说：“他们不都是日本士官生吗？学的都是一样嘛！”尹立即高声答道：“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昔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其功罪何如？”赵尔巽默然未语。辞台王人文当即出来转环说：“尹昌衡今天酒喝多了，语言唐突，望大帅不要见怪！”王以目视周道刚，周即挽尹离席而去。庆祝盛典，不欢而散”[7]。
1911年11月27日，四川省的革命派呼应武昌起义，在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尹昌衡任军政部长。据王右瑜于《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中回忆，“尹表面上跟我说：'赵尔丰退位，由蒲殿俊任都督的酝酿已经成熟，我只要求他们给我一个军政部长就行了。'实际上尹与周均、彭光烈等，正在暗中积极活动。”[8]由此可见，尹昌衡等一众川籍军官对朱庆澜十分不满，土客矛盾爆发，尹昌衡借此兵变夺权。同年12月8日，川军士兵因不满军饷欠发而发动成都兵变，尹昌衡等川籍借此兵变夺权。尹对于此次夺权早有密谋，根据王右瑜的记述：“同时尹昌衡和周骏、彭光烈等，亦密谋夺取都督府权力。一面大力拉拢四川军人，一面加紧联络袍哥，准备大干”[9]。蒲殿俊和朱庆澜因无法收拾局面而逃走。大量士兵在成都城内打砸抢，一时间成都城内秩序崩坏。[10]借由此次兵变，蒲殿俊倒台，尹昌衡夺取了大汉四川军政府权力，自立为都督。[11]
尹昌衡私德败坏，贪财好色。在成都兵变期间，尹昌衡趁乱洗劫陆军小学的公款。根据《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据我所知，在这一天一夜中，藩库所存的八百万两（一说六百万两）生银全遭洗劫，尹昌衡还乘机把他当时所兼管的陆军小学的公款三万元卷入了私囊。人民财产的损失，就无法计算了”[12]。尹昌衡上台后，实行黑帮政治，与啯噜会（哥老会）分子组成政治联盟，与其重要头人“拜把子”，消极处理公务。根据《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后，即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接连几天内，天天都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他每出去一次，必披一身的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便又去拜。如是在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周骏就任军政部长后，在军政部亦挂出了一个“大陆公”的招牌来。于是参谋部的人也要求组织“大参公”，我没有答应。几年前我由成都东文学堂毕业回家，准备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觉得哥老是一个有反抗性的群众组织，我当时就参加了本乡保兴场的公口码头，不过以机关作公口，我很不赞成，因此“大参公”的招牌始终未拿出来”[13]。根据《乘时平乱上台的尹昌衡》：“一是同志军的问题，尹昌衡就把他的袍哥组织“大汉公”的牌子挂了出来，自己就是“舵把子”，接二连三到各处拜本地的“公口”“码头”及同志军的头领称哥道弟，杯酒联欢每到一处都给他披一道红，天天都是“绛绉缠身”，这些袍哥都不称尹都督，而改称“尹大哥”，表示拥护“不逾刻而遍城中”，尹昌衡也洋洋得意之至。军政府参谋部也成立了“大参公”，陆军部也成立“大陆公”，上行下效，全城都以参加袍哥为荣，形成风气”[14]。
尹昌衡的私生活非常淫乱，身边女眷众多。在与颜楷之妹颜机结婚前，尹昌衡已有诸多情人。后尹昌衡强抢成衣店老板娘，闹出了“愿尽义务”的荒唐笑话。尹昌衡也贪恋花旦杨素兰的美色，令其打扮后进都督府玩乐，被铁面无私的时任四川大汉军政府军事巡警总监的杨维当场抓住。杨维随后怒斥尹昌衡。尹昌衡不得已，下罪己诏。根据郭沫若回忆录《反正前后》的记述：“那位二十世纪的刘玄德的确也有点刘玄德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老朔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结婚以前，便先讨了六七位小老婆，而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当了都督之后收集起来的。他人很年青，在当时怕仅仅三十岁来...成都人有一句意义转变的说话，便是“愿尽义务”。这“愿尽义务”四个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随意说出口的。原因是这样。有一次都督出府，经过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门口。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从她店铺门口跑过的时候，她饱看了一场。谁知都督也把她饱看进心里了。都督回府之后，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请她进宫。你说，那老板是怎样的答复？他很鞠躬尽瘁地回答道：“既是都督有心，小民愿尽义务。”就这样这“愿尽义务”便成为了成都人的话柄。这位尹将军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现还不仅这一点。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杨素兰，他的确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见他唱戏的时候，怕已经六十多岁了，然而他还是在唱闺门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青的时候，他是炙手可热的。有过一位总督很喜欢他，他时常出入公门。在那时的司道府县的大小候补官员没有一个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尹都督也看上了这位老天才。他真异想天开，公然叫他扮成女眷进他的都督府。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进都督府门的时候，却闯着了那位号称张三爷的杨总监，把他破获了。这件事情便闹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们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诏，把杨总监褒奖了一场，似乎是称他为“铁面御史””[15]。
同时期，清朝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仍在总督府中养病。由于重庆军政府以“窝藏包庇赵尔丰”等理由抨击成都军政府，以此夺取整个四川的军政大权。尹昌衡深感腹背受敌，于是花钱贿赂买通了保护赵尔丰的管带齐得胜。12月22日，尹昌衡骗取了赵的兵权并逮捕了他，将其公开斩首杀害。根据当事人郭沫若之回忆录《反正前后》所记：“快到阴历年底了，赵尔丰依然住在总督署里面。外边对于他造了不少的谣言，说总督署里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几架机关枪陈列在大堂上，想乘机攻打出来。新政府屡次想要解决他，终不敢轻易动手。快要到阴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许也怕是想立出一项功业来挽回他的名誉罢？他终究派了三营人把旧总督府包围了起来。里面并没有甚么动静，他们也就攻打进去。衙门里面那里有甚么兵？大堂上面那里有甚么机关枪呢？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要空得厉害的，是老卒残兵的影子都不见一个。一直走进里面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名叫陶泽锟。他最后终究搜到了赵尔丰的寝室，他闯进门去，里面打了一发手枪出来。赵尔丰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蛮丫头”（四川人是这样称呼的，是否“蛮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汤药。那打手枪的就是这位蛮丫头了。一位病夫，一位女子，当然只好束手就擒。蛮丫头好像当场便被枪决了，赵尔丰便从病床上拖了起来，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脑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样被指挥刀斩了下来。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蛮丫头，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这位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中国封建势力的末路，却点缀了一段优美的光辉。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赵尔丰死后还有小小的一场波折。陶泽锟杀了赵尔丰后，尹大都督立地升他为标统。大都督自己把赵的首级提在手里打马出都督府，游街示众。待他跑到东大街，从一家店铺的楼上“搭”的一声打了一枪下来，打中了他背后的一位马弁。大都督回马便跑，提着人头又跑回都督府里去了”[16][17]。尹昌衡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被四川各界所耻。尹昌衡企图进一步加害赵尔丰的家眷，被颜楷劝阻。后尹昌衡为树立威信，将赵尔丰被杀害的照片批量打印发往川边康区，但此举使得当地残余土司和喇嘛势力不再服从改土归流政策，也不再向中央政府效忠，加剧了康藏地区的危机与动荡。
1912年（民国元年）1月，尹昌衡开始同1911年11月在重庆成立的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交涉合并事宜。3月12日，两政府合并，统一的四川军政府成立，尹昌衡继续任都督。[18][3]
当时，藏军在四川省边境同川军发生冲突。4月22日，尹昌衡被袁世凯任命为征藏总司令。同年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军从成都出发，不久便击退了藏军。在出征前，尹昌衡为了在川边树立其个人威信，将赵尔丰受难照大量印刷发往川边。但事与愿违，该举动并不能有效增强尹昌衡的个人权威，忌恨赵尔丰的土司喇嘛由此知道了赵尔丰的死讯，从而密谋叛乱；而欢迎赵尔丰新政的普通藏民、乌拉差役则愤恨尹昌衡的杀赵之举。根据《辛壬春秋》的记述：“昌衡以蛮人所畏惟赵尔丰，乃广散杀赵尔丰时遗尸摄影，冀威远人。康民念尔丰恩也，睹之大恨。又川军将士颇淫掠，康民益失望”[19]。9月25日，他兼任川边镇抚使，10月获授陆军中将位加上将衔。1913年（民国2年）4月，尹昌衡回到成都。[20][3]
英国领事官埃里克·台克满（Eric Teichman）在其回忆录《一个领事官的藏东之旅》（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22年版）里的记载（第41-42页）：“尹昌衡的计划是仿效赵尔丰所采用的那些，即通过南北两路并行推进以会师昌都。远征军抵达打箭炉后，随即洗劫了该城，烧毁了前明正土司的官寨，并斩首了他的兄弟，土司本人则成功逃入了其旧领地内难以进入的深山地区。巴塘和昌都如期抵达并解围，乍丫、马克康和其他边境地区再次落入中国人手中。北路上的德格和甘孜从未失守。在乡城进行的漫长军事行动，伴随着通常的暴行（这些暴行似乎随着每次叛乱和随后的镇压行动而愈演愈烈），于1913年平定了该地区。在打箭炉和甘孜之间北路上的道孚，一次当地叛乱（几乎让一位天主教神父丧命）被轻易平息，到1914年底，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控制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建，直至澜沧江。然而，这些短暂的叛乱在当地人心中留下的对中国人的怨恨，比赵尔丰的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深，原因是尹将军纪律涣散的共和军队缺乏秩序和约束。拉萨政府重获自治并决心保持之，他们对四川远征军的推进感到有些恐慌，于是派遣了藏军总司令噶伦喇嘛率部队进入康区，在任何可能遭遇的地方阻止中国军队的推进。结果，推进中的中国军队被明确阻挡在了澜沧江一线和澜沧江-怒江分水岭，在那里他们与来自西藏中部的新组建的军团接触。从此，边境局势改变了其面貌，康区部落民与喇嘛之间混乱的边境冲突，演变成了中国与西藏本土之间关于中藏边境问题的战争”[21]。事实上，尹昌衡所谓“西征”的战果有诸多夸大之嫌，且其军队军纪败坏，多有掳掠烧杀的恶行，与前清赵尔丰的边军形成鲜明对比。尹昌衡军队在川康地区的罪行加深了汉藏矛盾。
同样根据《在西藏的先锋-阿尔伯特·谢尔顿博士的人生和危机》中的记录：“ 到七月底，尹（昌衡）率领四千军队攻占了打箭炉。士兵们肆意进行破坏，洗劫了先前被废黜的明正土司的王宫，并在城市周边造成严重破坏。土司撤退到了其旧领地内部的部落庇护所。在昌都的中国指挥官（彭日升）顶住了僧侣们的攻击，占领了寺院并将其彻底摧毁。昌都寺院是藏人最重要的宗教机构之一，它的被毁从未被遗忘或原谅。与赵（尔丰）的严格纪律不同，尹的部下不受军官约束。他们的掠夺行为在藏人中留下了特别怨恨的遗产。九月初，尹（昌衡）向共和政府官员报告说，巴塘以东的主要道路已经畅通，他预计很快就能平定巴塘以西的地区。然而，尹并非完全坦诚。他缺乏足够兵力来有效执行其战略以对抗敌对的民众，而且与其他省军阀的竞争阻止了来自云南的增援。英国领事路易斯·金（Louis King）告知其政府，即使在打箭炉周边地区，中国的控制也远非毫无挑战。到1912年底，武装游牧民的反复出击使尹的攻势陷入停滞。乡城部落民装备着从中国人手中缴获的现代步枪，再次控制了Jung Lam。在那里，尹不仅面对叛乱的藏人，还面对仍然效忠于清廷的中国军队。屈从于现实情况，中国人放弃了夺回拉萨的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重拾了赵（尔丰）建立新的中国省份西康的梦想，该省将囊括康区，并延伸至先前被认为是达赖喇嘛政府势力范围的西藏中部领土。但中国人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甚至能够守住整个康区”[22]。
Remove ads
回到成都后，尹昌衡同出征期间留守成都的部下、全川陆军军团长胡景伊之间发生对立。为谋求四川都督的地位，胡景伊请求袁世凯支持将尹昌衡罢黜。袁世凯受到胡景伊影响，于同年6月13日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改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反对该任命，但没能推翻它。自此，尹昌衡失去了对四川省的统治权。[23][3]
经略使一职，不久改称川边都督，不过改名并非重点，对于被派到川边，形同发配，尹昌衡十分郁闷。同年11月，他病休，到北京疗养。1914年（民国3年）1月，川边都督一职被废止。此后的2月2日，赵尔丰之兄赵尔巽密结胡景伊进行谋划，尹昌衡被以贪污公款之罪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其地位和名誉被剥夺，监禁于南京。袁世凯死后，1916年（民国5年）6月，尹昌衡获得特赦而被释放，其地位和名誉获得恢复，但其老部下与同事皆对其避而远之，少有攀附。[24][3]
此后，尹昌衡任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1920年（民国9年），他与孙文（孙中山）联合，在四川省和云南省活动。1921年（民国10年）他回到成都。此后他事实上从军政界引退。1937年（民国26年）10月，他当选成都的在野军人会执行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尹昌衡留在四川。[25][3]
1953年5月26日，尹昌衡病逝于重庆大井巷5号寓所，殡于南岸黄桷渡重庆市第三公墓[26]（在南坪万寿桥[27]）。享年68岁。
Remove ads
著作
家庭
注释
参考文献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