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包尔战俘营

拉包尔战俘营（又译拉布尔战俘营）位于今巴布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中新不列颠岛东部的前首邑拉包尔（当地华人称为亚包）附近。太平洋战争时，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攻占拉包尔，在拉包尔建立强大海空军事基地，并从中国大陆与新加坡等占领区运送盟军战俘来此做工，其中有大量中国与印度战俘。曾有一千多位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军人被俘后被送到此，其中有一部分死在营中。日本投降后，澳大利亚军队进占拉包尔，生还者曾为死难者修建一座公墓，但已被夷为平地。2008年12月22日台湾《联合报》报导在拉包尔附近发现三座国军墓碑。

日军基地

日军曾有十一万人驻扎在拉包尔，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以后，美军以跳岛战术将其孤立，一直到日本投降才由澳大利亚军队进占拉包尔。

战俘营

澳大利亚昆士兰华人联合会前秘书长粟明鲜博士（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任职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在澳大利亚军方档案中找到相关记载：不计在运输途中死亡者，先后约有一千六百多位中华民国军人被送来当奴工。在俘虏营当中死亡者六百五十三人，剩下约一千人，1946年美国海军将他们送回中国 ^[1]。

1942年日军曾从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调出1000余名战俘到南洋做苦工^[2]。其中包括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中的36名官兵。他们由第二排排长薛营鑫率领^[3]，经历为避免盟军轰炸而昼伏夜航48昼夜航程，被日军押到新几内亚的拉包尔战俘营。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有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其中共有160名国军战俘。在岛上一起服苦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其中一名战俘田际钿记得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苦工，住岩洞，食瓜薯，有时能吃到猪牛内脏和骨头，但一旦生病了就只有等死。160名战俘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 ^[4]。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放弃了拉包尔的海空军基地，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签署降书。1945年9月，澳大利亚军第11师占领新不列颠岛。9月17日中国战俘营的官兵在KUMUIA YAMA营区门口列队相迎盟军^[5]。当时中国战俘营的最高指挥官国民革命军吴炎中校及军官陈国梁少校、刘伟宾副官和秦家麟中尉。中国战俘获得盟军的援助逐渐的得到军服与武器。9月28日在吴炎的陪同下，澳军参谋总长J. Northcott中将和澳军第 11 师师长K. W. Eather少将等检阅了中国军营部队^[6]。10月10日，中国军营与盟军欢庆中华民国34周年国庆^[7]。11月30日，中国官兵在Karavia Bay营区内建立了一座抗日死难烈士纪念碑，以纪念那些死难的烈士和平民。其间在拉包尔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共进行了188场战犯审讯，共有390名日军受到了审讯，其中266人被判决有罪。死刑87人，当中84人被处以绞刑，3人被处以枪决^[8]。

澳大利亚军队抵达时拉包尔战俘营的官兵 [9]

澳大利亚军队抵达时拉包尔战俘营的卫兵 [10]

“八百壮士”中的3名官兵。 [11]。

澳军第 11 师师长K. W. Eather少将于中华民国国庆日检阅了中国军营的警卫部队 [12]

Karavia Bay营区内建立了一座抗日死难烈士纪念碑[13]。

华人平民集中营

1941年底和1942年初，日军占领新不列颠岛，当地华裔人民约有800人，全数为日军关进了离拉包尔西部约15英里名叫Ratongor的一座集中营。这些人大多来自广东的第一代平民，亦被称为广东民众服务队^[14]。1945年9月13日，盟军澳军第11师第4旅的救援小分队和红十字会人员，从拉包尔驾驶卡车，前往解救Ratongor华裔人民集中营的华人^[15]。

华人平民集中营[16]

华人平民集中营 [17]。

中华民国军人公墓

根据当年担任战俘营译员的华侨张荣煦回忆：侥幸生存的官兵回国前，1946年3月16日，为死难的中国战俘与当地华侨合作修建一座公墓和纪念碑，将在此死亡的636名同袍中的256具遗骸迁葬于此。纪念碑上书“中国广东民众死亡纪念碑”。十几年后墓园荒废，遭当地政府夷为平地，当时侨界曾向中华民国政府求援，但是台北政府却没有反应^{[18] [19] [20] [1]}。直至2009年中华民国国防部迎灵小组由后备司令部留守业务处处长任全森上校带队赴拉包尔挖出“中国广东民众死亡纪念碑”，抄录姓名后迎“中华民国国军于巴新阵亡将士之灵位”回台湾于2009年3月8日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正殿。典礼由后备司令陈良濬中将主持，立法委员林郁方及多位军方官员陪祭^[20][19]。

拉包尔的中国抗日将士墓园纪念碑[21]

拉包尔的中国抗日将士墓园[22]

拉包尔的中国抗日将士墓园全景 [23] 。

现存墓碑

主条目：中国抗战将士和遇难同胞陵园

目前在拉包尔附近 Karavia Bay (Keravia Bay) 仍有三座刻着中文与青天白日中华民国国徽的墓碑，就是当年抗日死难烈士纪念碑^[13]。三座墓碑分别是陆军六十七师两百团的上尉吴坤1945年10月24日去世年49、陆军新三十师上士孔宪章1945年1月12日去世年40、另一座是第四师的上士曾友生1945年10月18日去世年28。陆军新三十师是新一军的一部，因此孔宪章可能是在缅甸被俘。六十七师是陈诚十八军的一部，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之一^{[24] [1][13]}。经联合报于2008年12月报导，国防部向日本查询战俘营名册及档案。迎灵小组由后备司令部留守业务处处长任全森上校2009年2月带队赴巴新由当地侨胞领路，查证吴坤上尉、孔宪章上士、曹友生上士等人墓碑、并梁有年、陈纬南等个人墓葬，及前述中华民国国军公墓等三处墓冢区，一并迎灵位回台湾，于2009年3月8日入祀圆山忠烈祠^[19]。

2010年，中国政府在墓碑原址建成中国抗战将士和遇难同胞陵园。

台籍日本兵

当时台湾已割让给日本，日本亦在台湾征兵，其中亦有被派到拉包尔的^[25]。其中的一个例子，在1943年4月25日，来自台湾埔里40名年仅19、20岁的台湾人组成“台湾第三回特设勤劳团”。他们由高雄港乘坐日本运输舰，经过马尼拉、帕劳，在一个月之后抵达新不列颠群岛的拉包尔，配属到7129部队的103兵站病院，从事军务劳动，包括扛动伤亡的军人，挖防空壕，种植瓜果蔬菜，挖坟墓，火化尸体等。战后这一梯队40人全数搭上航空母舰安全回到台湾^[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