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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日占时期

新加坡日本占領歷史時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新加坡日佔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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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日占时期[1](英文: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又称新加坡日据时期、新加坡沦陷时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期,由1942年2月15日海峡殖民地政府投降起,至1945年9月12日在新加坡政府大厦举行日军无条件投降仪式为止。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日军将领“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将之改名为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南洋获取的领土)。在行政上,日军将新加坡称为“昭南特别市”,是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新加坡日据时期也称为昭南时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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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新加坡

1941年12月8日,整个马来亚遭到日军首轮空袭,新加坡的莱佛士坊被严重炸毁。日本侵略军此后集中兵力进攻马来半岛,且在55天内完成占领。1942年1月31日,日军占领新山,节节败退的英军被被迫撤退至新加坡并炸毁新柔长堤[4]

新加坡作为英国在东南亚重要的军事基地港口,在战间期的防御战略中具有核心地位。丘吉尔首相曾命令英军陆军中将白思华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尽管白思华指挥着8.5万盟军部队,但多数单位建制不全且缺乏实战经验。虽然英军在人数上超过日军,但新加坡岛的供水系统主要依赖半岛水库这一致命弱点严重制约了防御能力。[5]

1942年2月8日,新加坡战役打响。日军从防御薄弱的西北部渡海峡突袭,白思华因误判主攻方向而指挥失当。在武吉知马巴西班让激战后,盟军物资耗尽,日军制造了屠杀200余人的亚历山大医院惨案,震惊全岛的同时亦使大量市民蜂拥逃入盟军控制区。最终百万惧怕日军的平民被困于仅占全岛面积1%的盟军控制区,日军持续轰炸民用供水系统,水源将断。同样面临补给危机的日军为降低损失,主将山下奉文决定劝说英军无条件投降[6]

英军主将白思华认为抵抗无望,故于1942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华人新年当天率部投降。约8万名来自英国英属印度澳大利亚及当地士兵沦为战俘,与此前在马来亚被俘的5万人共同遭受囚禁。包括白思华在内,部分战俘被关押在樟宜监狱[7],而其他战俘则被押送至缅甸北婆罗洲朝鲜满洲国充当苦力。其中多数人因虐待、死亡行军或强制劳役而丧生[8][9]

英军投降三日后,日军发动新加坡大屠杀,数以万计平民遇害。新加坡直至战争结束都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丘吉尔称此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10]

1942年2月17日,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发出布告,宣布新加坡正式更名为昭南岛(日语:昭南島しょうなんとう[11]

1942年3月7日,“昭南特别市政府”正式成立,由大达茂雄担任第一任昭南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日语內藤寬一是第二任市长。

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为期70天的战役中,盟军一共有8,708人阵亡或受伤,130,000人被俘,日军一共有9,824人伤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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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华义勇军

占领时期

肃清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第25军被分配到菲律宾新几内亚等其它战线,留守新加坡的主要军事机构是日军宪兵队。当时因为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日军认为新加坡和马来亚一带的华人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也想对之前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华人以及任何持有反日情绪的人进行报复,因此大量地集中了当地华人,“检证”其中的亲英反日人士,在肃清大屠杀中杀害了25,000至55,000名年龄介于18岁至50岁之间的男性华人。[13][14]因为台湾人通晓闽南语华语,“检证”期间,来自殖民地的台籍日本兵亦扮演翻译、讯问的角色,协助日军迫害华人。[15]

由于华侨领袖陈嘉庚曾大力支持抗日活动,因此日军在“检证”过程中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认识陈嘉庚吗?”。[16]“检证”过程相当随意,日军可以依据自己的心情决定某人是否顺利通过。[17]未通过“检证”的遇害者被日军带到岛上的荒芜地点和偏远地区,如樟宜海滩(Changi Beach)、榜鹅(Punggol)和实乞纳(Siglap),用机关枪或步枪系统化地射杀,新加坡的其它种族也未能幸免。[18]

此外,日本宪兵队在新加坡全岛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网络,用以甄别所谓“反日分子”。这些受高额报酬驱使的线人,在宪兵队设立的审查中心协助指认嫌疑人,被指控者往往遭处决。日军官兵与宪兵队员频繁巡逻街头,规定所有路遇平民必须鞠躬致礼,违者会遭受掌掴、殴打,甚至被羁押或处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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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与奴役

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及马来亚各地后,为惩罚当地华侨商人中国抗战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援,决定课以重金。[20]日军当局胁迫侨领林文庆组建了“昭南岛华侨协会”,作为其向华侨社群传达命令与实施勒索的执行机构[21]。日军最初向新加坡华侨勒索5000万元叻币奉纳金,“华侨协会”一再恳求减少,但日军表示必须凑够5000万元且需要于1942年4月20日之前上交。[20]

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投降前烧毁了1亿元叻币钞票,导致市面银根短缺,筹资过程变得极为困难。[20]征收过程中,日军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于未能按时缴纳或表示抗拒的华侨,日方会进行扣押、恐吓甚至处以极刑,迫使华侨社群就范。为凑足这笔巨款,华侨社群被迫动用大量积蓄,甚至变卖产业、借取高利贷。[22]经“华侨协会”一再筹集,最终数额亦只有2800万元叻币,在日军要求下,华侨协会被迫向横滨正金银行贷款2200万叻币[23]。1942年6月25日,林文庆代表新马华人向山下奉文献上5千万叻币奉纳金。

日军利用华侨协会的影响力,组织新加坡华人到兴楼开垦荒地,但农产所得却全部归日军所有[24]。不少华人因不事生产,被日军强行编入“奉侍队”,充当免费苦力[25]。大量新加坡各民族的年轻女子被日军掳走,成为慰安妇

1942年下半年,樟宜监狱开始成为日军关押东南亚地区战俘的中转站,而被囚禁于樟宜监狱的战俘也被日军征用作为免费劳动力。由于日军虐待战俘,到了战争后期,部分美军战俘甚至需要翻捡自己的粪便以试图获取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26]痢疾白喉病在战俘中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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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

为彻底消除西方影响,日军在新加坡推行系统的文化改造:建立日语学校并强制民众学习日语,所有教材及语言手册均采用日文编写,广播与电影也全面使用日语播出。每日清晨,各民族学童必须面向日本方向(新加坡为东北方)肃立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街头遍布日本宣传标语与海报,众多重要建筑上方均悬挂起象征大日本帝国旭日旗[27]

1943年7月1日起,日军为加强日语普及,禁止英语的各类通信,包含明信片书信,仅军方认可的书可以使用英文。[28]阮斐娜在她的著作《帝国的太阳下:日本的台湾南方殖民地文学》中提到日军在东南亚的日语推广,新加坡最为成功[29]。此外,日军亦设立“昭南第一日本人学校”[30](日语:昭南第一日本人学校,今新加坡日侨学校[31])。

物资短缺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发行了不具备准备金香蕉票(因纸币上印有香蕉树图案而得名),规定1香蕉票可兑换1叻币。由于日军可随意增发货币,新加坡的货币市场被彻底破坏。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生活必需品价格在三年半内飞涨,以大米为例,每百斤(约60公斤)价格从战前到战后飙升了1000余倍。

由于战争,新加坡本土工厂大都陷入停摆,加之与原主要粮食与资源供应地澳大利亚英属印度的补给线被切断,全岛从食品到药品等基本物资极度匮乏。为控制物资分配,日本当局发行称为“安居证”的配给卡,成人每月只可购买5公斤大米,儿童为2公斤[32]。随着战事推进,由于稀缺的粮食优先供应日军,成人配给量又被削减25%[33]。日军还进行了严格的统制经济,规定民众必须将自家生产的农产品交到管制中心,才可换取少量的生活必需品[34]

随着战事发展,食品供应量与质量急剧恶化。由于价格远低于大米且易于在庭院快速种植,红薯木薯山药成为多数新加坡人的主食。虽然其营养有限,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34]此外,易于在水源附近生长的空心菜也成为新加坡民众主要的食用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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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面额的香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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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民军

盟军反击与敌后活动

新加坡日占时期,盟军为破坏日军军事行动策划了多次特种作战

林谋盛与136部队

林谋盛福建人,早年在新马经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加尔各答组建了代号136部队的秘密组织,旨在马来半岛全域建立情报网络。鉴于白种人难以在马来民众中隐蔽行动,当时驻重庆马来亚华侨林谋盛被招募为潜入部队指挥官。[35]林谋盛在中国大陆招募了一批马来亚华侨同胞,其中包含陈崇智等志同道合之士[36]。所有成员均接受过专业训练,熟练掌握无线电通讯与情报搜集技能。1943年5月23日,这支代号“古斯塔夫”的特别行动队搭乘从荷属东印度撤退的荷兰潜艇,自英属锡兰出发,最终在霹雳州沿岸的邦咯岛登陆。

该部队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等组织合作,直至1944年3月暴露前,“古斯塔夫”始终以合法商号作掩护,成功构建起运作良好的地下情报体系。然而,由于组织成员误将日军潜艇认作盟军船只,行动网络遭到破坏(亦有研究指出存在成员叛变的可能)。林谋盛陈崇智等抵抗组织成员相继被捕。[37]据陈崇智战后披露,林谋盛在狱中严正拒绝与日本宪兵队合作,甚至将配给的红薯转赠其他被捕同志,自己坚持绝食抗争[38]。在受尽日军3个月的折磨后,他于1944年6月29日壮烈牺牲。

林谋盛被视为新加坡民族英雄华人抗日英雄。新加坡重光后,殖民地政府在政府大厦为林谋盛举行葬礼,中华民国政府也追封林谋盛少将军衔。[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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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里昂与Z部队

英国陆军军官伊万·里昂英语Ivan Lyon少校指挥的Z部队英语Z Special Unit于1943年9月26日实施杰维克行动英语Operation Jaywick,日方称昭南港爆破事件日语昭南港爆破事件[40]。该部队成功潜入新加坡港,击沉或重创7艘日本舰船,总吨位超过4万公吨。在完成任务后,Z部队顺利躲过日本海军的追逐,平安返回澳大利亚

约一年后,里昂再度率领突击队执行马来虎行动英语Operation Rimau,又击沉3艘日舰。在长达4个月的水上游击战后,里昂与13名队员阵亡,其余10名被俘队员经日军非法审讯后皆被斩首处决。[41]

战后,伊万·里昂少校的遗骸被寻获,并迁葬至新加坡岛上的克兰芝阵亡军人公墓。其妻加布里埃尔与儿子克莱夫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囚禁,最终幸免于难

新加坡重光

1945年,英军原计划在9月发动急潮行动英语Operation Tiderace[42],但日本在遭受两颗原子弹打击后于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故计划作罢。

随着日本的投降,占领结束。战后新加坡陷入短暂无政府状态:英军尚未接管,日军的控制力急剧衰退,抢劫与针对效力于日军的“汉奸”进行的仇杀事件频发。当英军部队最终抵达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呼与热烈欢迎。

9月12日,新加坡政府大厦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板垣征四郎代表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元帅向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勋爵投降。然而,由于英国本土在战争中遭受重创,加之印度独立运动高涨,英国无力向新加坡派遣正规军及警察部队。根据日英双方达成的协议,直至1946年3月期间,已投降的日本士兵被留用作当地治安维持力量。英军将双十节事件泰缅铁路战俘虐待事件及肃清大屠杀列为三大重点战犯审判案件,自1946年1月起组建军事法庭,传召当地相关人员及来自日本的证人、嫌疑人与辩护律师参与诉讼[43]

战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民族主义的发展,当地居民政治情绪日益高涨。由于新加坡战役中英军贪生怕死的糟糕表现,有些人开始认为英国殖民地政府不再有能力管辖和保卫海峡殖民地[44]

争议

2017年2月,新加坡的一个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览馆,因名称使用了日本占领期间称呼新加坡的名称“昭南”(Syonan),引发公众抗议。新加坡新闻及通信部长雅国指出“这绝非我们的用意(引发伤痛),我为名称带来的伤痛道歉;我们必须尊重曾于日本占领期间遭逢不幸、失去亲属者的感受。”,而将名称改为“日据”(Japanese Occupation)。[45]

影视作品

电视剧
电影:
  • (日语)南十字星(1982年)日本与澳大利亚合制

纪念建筑与历史遗址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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