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令制

日本律令制（日语：律令制、りつりょうせい），是7世纪～10世纪间的一种政治制度，是日本人对“唐制-中华律令制”的一场大型社会实验^[1][2][3]。

日语写法
日语原文	律令制
假名	りつりょうせい
平文式罗马字	Ritsuryōsei

倭国（即古代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输给唐朝·新罗联军之后，就改自己的国名为“日本”，并全面模仿唐朝的政治、农业、法律、文化和美学，史称“大化改新”，律令制即是改革中一项成果^[4]。

缘起与时间线

日本律令制的设立，深受中国魏晋南北朝的““王土王民思想（日语：王土王民思想）””影响，即：只有天皇才有实权，贵族和官僚没有独立实权，国民在一个天皇之下人人平等；如果想国民拥有这份平等，就必须“服兵役、从事建设劳役和农业劳役”来作为交换^[1][5]。用日式文言文来讲就是“一君万民、互为表里”。

倭国在白村江之战中输给中国唐朝后，就开始直接照搬唐朝的一切^[6]，以期利用唐制来达成“一君万民、互为表里”的理想，并改国号为“日本”以表改革之决心^[7]。

日本古代把“实行律令制的那一块行政区”叫作“律令国”。在当时日本人的观念中，日本列岛就是一个完整的“天下”，而日本列岛上的一块块地区则是一个个“半独立小国”^[8]。虽然天下这个概念是日本模仿自中国的，但在汉字文化圈（中、日、韩、越）中，只有日本的天下是单指“自己本国”，而其它三个国家的天下都是指“整个目所能及的世界”^[8]。

与此同时，虽然日本的各种价值观是最远离中国的，但日本又是唯一一个实地查证过唐朝，并把唐朝的一切详细记录、整理成册、并结合本国国情作适当删减的东亚国家^[9]。与唐朝关系更加亲密的新罗（古代韩国）和安南（古代越南）反而没那么认真，也从未如此彻底的研究过中国^[10]。

• 7世纪，即飞鸟时代后期，日本朝廷派遣大量遣唐使去收集中国的资料，并颁布《近江令》以改革日本；
• 8世纪，即整个奈良时代都是律令制运作最良好的时期；
• 9世纪，开始慢慢的变质和瓦解^[11]；
• 10世纪，即平安时代中期，律令制已经名存实亡，不过作为表面上的“最高法律”还一直存在，但不再俱有强制力，日本人也不再遵守；
• 19世纪，经过900年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才正式废除律令制，但日本政府并不自创新体制，而是又模仿他国，这次是改成和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制”，一直持续到今天。

特征与衰落

日本为实现“一君万民、互为表里”花费了大量精力，但仅在8世纪，即西元700年～800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成功。日本律令制的一开始的模式为：国民经过人口登记 → 从天皇那里拿到土地 → 开始耕种，并给中央提供税金、兵役。由于当时日本的“多山多地震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分散、交通不发达程度”等因素，日本中央政府（即大和朝廷）的“军力”和“监视能力”极为有限，根本无法管理在远离奈良、京都和大阪的地区^[11]，无法像中国朝廷一样监控社会的方方面面。

渐渐的，日本朝廷委派到律令国的“官僚”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开始贪污腐败。官僚把自己的亲戚或好友按插在重要官位，不让外人涉入，把“律令国”一步步转化为“自己家族代代相传的地方”，类似欧洲贵族的世袭封地^[5]。

同时，因为没有人去监督和举报律令国官僚，所以他们肆意压榨自己底下的农民。农民为了逃避严苛的兵役或赋税，就躲入当地的佛教寺院、神道教神社、或者隔壁的律令国以求庇护^[12]，留下大片没有农民耕种的农田^[2]。较为中立的佛寺、神社则利用当地的军队或黑道霸占这些空地，并聘请流亡农民为自己种地，并直接给农民发钱，而不是让农民交税（即佃农）^[12][3]。

有些农民为了赚到更多的钱，选择不种地，而是接受律令国官僚、佛寺、神社的雇佣，变成佣兵和僧兵，参与上层之间的土地争夺战。这整个过程史称“土地兼并”。由此，日本律令制瓦解。随着朝廷的军力直线下滑，地方世袭势力的军力上升，日本各地慢慢分裂为摄关政治、日本庄园制、总领制、管领制、守护大名制和战国大名制“混乱并行”的状态^{[5][13][14][15]}。

历史

日本律令制大约实施于公元7世纪后期（飞鸟时代后期）到10世纪。这之中，8世纪是其黄金时期。

大化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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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11年12月5日（604年1月11日），厩户王推动下开始实行包括制定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在内的国制改革。^[16]乙巳之变后从646年开始，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等人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在大化改新中提出了四项施政方针。这些方针都受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内容如下：

1. 效法隋唐之均田制，行班田收授法：废除豪族对土地与部民的私有权，并将其收为国有。政府计口授田，凡六岁以上之国民，每六年按人口班给田地（称“口分田”）。所班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府。
2. 效法唐朝租庸调制：受田农民须向国家上缴谷物（此为“租”），服劳役或纳布代役（此为“庸”），并上贡地方土产（此为“调”）。
3. 中央设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和八省（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一台（弹正台）；一般地方设国、郡、里。
4. 兵制：首都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日语：軍団 (古代日本)），国民需服兵役。

到20世纪中后期以前，人们都认为大化改新将日本带入律令制社会，但是1967年12月，藤原京北的外濠出土了上写有“己亥年十月上救国阿波评松里□”的木简，引起了郡评论争，改新诏书的存在出现争议^[17][18]。

天智朝

日本正式进入律令制社会是公元7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663年，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战败，随即与唐和新罗的关系恶化，日本朝廷深感国际局势对日本不利。于是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使危机感笼罩下的统治阶级团结起来，当时的天智天皇改组豪族，迅速整顿了官僚体制，进行了举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加强了大王的权力，对地方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强化，在全国形成了令制国的行政区划。670年左右，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完成，户籍是律令制诸多制度施行的必要因素。这个时期编写并施行的近江令，被认为是天智天皇时期法令的统称。

天武、持统朝

671年天智天皇驾崩，其子即位为弘文天皇，但天智天皇弟弟大海人皇子发动壬申之乱夺权，大海人皇子即位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继续大化革新的改革，689年天武天皇颁布《飞鸟净御原令》将国名从倭国改成日本，君主称号从大王改成天皇。^[19]701年文武天皇颁布第一部正式律法《大宝律令》正式将国名改成日本，日本此后进入中央集权的律令时代。^[20]

奈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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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律令》颁布后虽然建构新的制度，但是并没有大规模撤换统治阶层，律令制虽然达成中央集权，提升中央和天皇权力，但由豪族演变成的贵族仍然担任中央、地方统治者，律令制没有消灭原有统治阶层，反而给予原有统治阶层统治的法律依据，以律令规范统治阶层的权力，以及与天皇的关系。另外律令制虽然发挥中央政府控制地发的目的，但是律令制没有符合当时日本的经济、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人口増加，可供分配的土地减少，加上逃避劳役、兵役，出现伪造、逃脱户籍的现象。

为了应对律令制的不足，奈良政府开始设置三世一身法、垦田永年私财法，使得私有财产成为合法，这些政策虽然是为了维持律令制，但由于土地私有制被允许，豪族和神社、寺庙开始进行大量开垦，导致了庄园制度的建立和班田制的崩溃。^[21]政治方面也设置令外官补充剂有官职不足。758年日本颁布《养老律令》，《养老律令》直到明治维新才正式废除。

桓武天皇改革

8世纪末期，律令制的实效性减弱，制度难以维持，这套机制的运行，成为律令政府的沉重负担，地方伪造、逃脱户籍的现象导致户籍维持困难。因此当时在位的桓武天皇废止部分制度，实施大规模的行政改革，用简单有实效的制度取而代之。桓武天皇的改革包括：励行班田、废除军团制度、都城由平城京迁至长冈京和平安京、设置勘解由使、停止铸造皇朝十二钱。这次改革，虽然是为了重振律令制，但是让律令制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构建起与以前性质不同的统治体制，因此有学者认为，桓武天皇时期律令制实际已经终结。

律令制的衰退

9世纪初期到中叶，为了整顿律令制开始编撰格式，颁布格式虽然是为了维持律令制度，但也表示律令已经无法应对日本社会的需要。9世纪后期宇多天皇重用菅原道真制衡藤原氏藤原时平，894年藤原时平试图派道真出使唐，但道真拒绝，并于建议废除了遣唐使。此后日本进入国风文化时代发展出独有的文化，由于律令制是仿照唐朝的制度，与唐朝缺乏接触也是律令制衰退的原因之一。

10世纪时律令制完全瓦解，延喜二年（902年）颁布庄园整理令（日语：荘園整理令），为延续律令制最为显著之举，但也是日本史上最后一次实施班田。此后由于户籍调查无法进行，日本转为实施土地税的路线，将土地经营与纳税之权责赋予地方豪族与国司，使之成为负名（日语：負名）（应缴纳租税者），称为负名体制。另外私有财产出现后，贵族、寺社等权门掌握大量土地，权门透过权势获取“不输不入”之权利，负名则将土地寄于权门名下，躲避国司控制，如此一来权门控制的庄园，不再受国司控制，不向政府纳税，并且逐渐扩大，并形成层层堆叠的土地所有权结构，称为寄进式庄园（日语：寄進地系荘園），中央失去对大量土地的控制权。10世纪也是摄关政治的确立期，摄关取代律令制下太政官的权力。

自从桓武天皇将各令制国军团废除，改为志愿制的健儿取代之后，地方治安因此恶化，地方自卫性质的武装势力——武士因此出现。10世纪中叶武士协助平定承平天庆之乱，社会内部的纷争经常由武力进行解决，武士的地位因此急速上升，促成最初的武家政权平氏政权的登场，日本进入武家社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