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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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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为李辉的其他人物，请见“李辉”。李辉（1968年9月28日—），北京人[1]，中国幼儿教育学者，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名誉副教授[2]，主攻领域是学前教育与汉语识字[3]。广州香港学前教育学院幼儿园工商管理硕士课程（KMBA）专家讲师。[4]2010年起在传媒评论中国大陆教育和香港的教育政策，2015年因影响因子一事获得学界以外的社会关注。
李辉会粤语，他在2015年出席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以粤语受访指“广东话初时几难学，我看了3年TVB就会”。[5]1997年4月30日赴香港攻读博士，2004年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6]
学术生涯
198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90年幼儿教育方向教育学士（B.Ed.）[7]、1993年学前教育学硕士（指导教授梁志燊）[8]、1997年心理学教育博士（Ed.D.）[6]。2000年香港大学教育学哲学博士（Ph.D.）。[9][10]
2005年回香港大学任教。[11]现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发展与多元学部”副教授、幼儿教育课程统筹主任、博士生导师。[12]美国儿童心理学会会员。
港大博士论文比较北京、香港和新加坡幼儿园教师资历，题为《Contributors to Chinese literacy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reschoolers in Beijing, Hong Kong and Singapore》。[10]2001年他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访问稿里，总结自己的论文内容“北京所有幼师都受过三年职前教育，香港的幼师大多只受过一年在职培训，新加坡的只有部分受过3个月以上的在职培训。另外，内地幼儿园课程禁止写字和测验，恰恰是香港幼稚园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当然，香港幼教与国际幼教接轨迅速，对新方法反应灵敏，往往得风气之先。总之，三地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很多。[7]
李辉在2001年受访，形容中国大陆的幼师师范学位课纲过时“幼师的理论课程空洞无物，少关注实际问题；幼师的专业课程则过分强调音乐、舞蹈、美术技能，少有关注教育观念……原因是幼师课程设计停留在苏联的理论模式……以我个人为例，四年的大学时光给我的印象，就是老师们大都是典型的‘一支粉笔一杯茶，一篇讲稿念半天’模式，根本就不管这种教学（如果这也算教学的话）是否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心理。我无法改变这种落后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就只好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式，功夫用在课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教育学社、开办幼儿园）。近十年来在我的教学、研究以及实践中真正用得着的东西，大都来自课外自学和社会实践。[7]
2012年在北京演讲有关香港学券制，指“1997年香港的幼教落后北京，2012年北京的幼教却落后香港，原因在于政府的支持”。[6]
自2010年代，以专家身份积极接受中国大陆媒体访问，比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教育问题，例如2011年《南方都市报》访问他香港学券利弊[13]、2014年《人民日报》访问他有关香港的幼儿园“名校”现像以及申请幼儿园的家长通宵排队拿表格的现象[14]。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园长世纪论坛”里，李辉演讲有关香港的幼教改革和学券制。[6]
2018年4至5月，正值香港教育局在网上教学资源页面上载的学者文章称粤语不符“母语”定义而让社会闹得热哄哄之际，李辉于港台节目《视点31》与语言学家欧阳伟豪辩论中认为，普通话不是“香港第二语言”，而是“1.5语言”，意思“不是第二，也不是第一，是介乎第一与第二之间”，他称香港人“口语”无疑问是广东话，但人类语言分两种形式，一种是书面语，一种是口语，而“书面用的是现代标准汉语，对应的口语是普通话”。他强调作为来港20年的外来香港人、新移民，他支持广东话也支持普通话，两者不矛盾，普通话作为国家共同语言值得推广作为“交流语言”；对于广东话他形容是香港共同语言，需要保存、推广及标准化，并“培养正确的广东话”。[15][16]
对于繁体字，他认为繁体字过于复杂、笔划太多，幼稚园学生从4岁开始操练写中文字“写得好辛苦”，认为香港学生功课太多，直言不满意现在情况，亦认为政府有需要检讨语文教育政策，包括“普教中”和“繁写简”等都要考虑。[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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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以外的社会参与
李辉以Google Scholar为据，认为自己的影响因子是香港大学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的200倍，得出陈文敏论文引用率低的结论，并据此质疑被提名为香港大学人事资源副校长的陈文敏的学术资历不足以胜任。[18]然而香港报界援引欧洲科学编辑学会的2007年官方声明“影响因子的唯一用途是比较期刊与期刊之间的影响力，并须审慎使用；影响因子不能用以评断单一份论文，更绝对不能用以评断研究者。”[19]指出影响因子的量度单位是同一个学术领域的各份期刊，而非一位位研究者，亦不能跨学科比较。[20]
香港大学前副校长、港大教育学院首席教授程介明评论“轻易用内地习惯的思维来评判香港状况，会混淆事情，自创逻辑连环推理......（关于港大校委会否决任命由遴选委员会提名的副校长）不少人咬着‘学术’问题不放，明明是政治因素，却要把获提名者讲得一钱不值，不少人因此暴露了无知，败坏自己声誉。”来自内地、同属港大教育学院的副教授李辉是程介明不点名批评的“不少人”。[21][22]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沈旭晖形容在高影响因子的社科期刊发表论文，目的只在防身，遇无聊批评者生事时可以用来挡，但从来不觉得这是个成就，自己提出来亦只会被嘲笑。[23]李辉这番言论后一日（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公布为首位夺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沈指出就算把期刊的影响因子用在人身上，屠呦呦身在基础科学领域而影响因子却接近0，法律学等社科领域的影响因子不高并非异事。[24]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内部行政委员会前委员关焯照指出，系内的确以期刊的影响因子作参考，惟所谓“学者的影响因子”实属谬论，评论李辉“无知则也罢，没搞清事实而自作聪明”。[20]李辉在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回应质疑，坚持“影响因子”有比较价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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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城市论坛》邀请为节目嘉宾评论香港大学校委会否决任命由遴选委员会提名的副校长一事，对于“涉及的公众利益之巨是否足以无视委员之间的保密协议而公开委员否决任命的理据”与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激辩。[25]。
引用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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