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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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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语系（Uralic languages，/jʊəˈrælɪk/ yoor-AL-ik）， 或称乌拉尔利亚语（Uralian languages，/jʊəˈreɪliən/ yoor-AY-lee-ən），[1]是语言学家按照语言系属分类方法划分的一组语群，包括38种语言[2]，主要在欧洲和北亚使用。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为匈牙利语、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分别为匈牙利、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官方语言。其他使用人数超过10万人的语言包括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的厄尔兹亚语、莫克沙语、马里语、乌德穆尔特语和科米语。此外，还有分布在芬诺斯堪底亚北部的萨米语；芬兰语的其他分支，含从拉脱维亚北部的利沃尼亚语到俄罗斯最西北部的卡累利阿语；以及萨莫耶德语和乌戈尔语的其他分支，包括西西伯利亚通行的曼西语和汉特语。
乌拉尔这个名字，来自于该语族所谓“原乡”，据原始乌拉尔语发源地假说推测，位于乌拉尔山脉附近的某个地方，最早由尤利乌斯·克拉普罗特在《多语言亚洲》（1823 年）中提出[3][4]。
芬兰-乌戈尔语有时被用作乌拉尔语的同义词[5]，但更准确地说，它是指乌拉尔语族中一个有争议的分支，不包括萨摩耶语。[6]传统观点认为萨摩亚语首先从乌拉尔语系的其他成员中分离出来，而不接受该论说的学者，可能会将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词。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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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历史
首次史载提到一个使用乌拉尔语的人，是约公元98年塔西坨的《日耳曼尼亚》 [8]，其中提到了芬尼人（通常被解释为指萨米人）和另外两个可能使用乌拉尔语的部落，当时他们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远端。还有许多可能更早的记录，包括希罗多德曾描述有生活在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伊尔卡人（Iyrcae，可能与尤格拉有关），和布迪尼人，他们当时被希罗多德描述是以红头发（乌德穆尔特人的特征）为特征，生活在乌克兰东北部和/或邻近俄罗斯的地区。到15世纪末，欧洲学者注意到匈牙利Hungaria，和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定居点的名称尤格拉Yugria，这两个拉丁名有点相似。他们推测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并未寻求语言学证据。[9]
匈牙利语和芬兰语的亲缘关系最早在17世纪末被提出，有赖于当时的三位学者：德国学者马丁·福格尔（Martin Fogel）、瑞典学者格奥尔格·施蒂恩希尔姆（Georg Stiernhielm）和瑞典廷臣本特·斯凯特（Bengt Skytte）。当时福格尔受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委托，对这一关系进行研究，未公开发表：他建立了芬兰语与匈牙利语，以及萨米语之间的数个语法和词法上的对应关系。施蒂恩希尔姆则评析了萨米语、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之间的一些相似词汇。[10]:29[11]:793～794这些研究者们率先勾勒出构建芬兰-乌戈尔语系（后来又成为乌拉尔语系）的分类。而这项提议最初的动力，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与欧洲大多数其他语言不同，这些语言不属于现代所谓的印欧语系。1717年，瑞典教授奥洛夫·鲁德贝克（Olof Rudbeck）提出了大约100个可将芬兰语和匈牙利语联系起来的词源，其中约40个到现在还能被认可有效[12] 。此外还有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他当时收集到一些有将芬兰语或匈牙利语与莫尔多瓦语、马里语或汉特语进行比较的早期报告，并由他的助手约翰·格奥尔格·冯·艾克哈特（Johann Georg von Eckhart）编辑。[10]:29～30
到1730年时，菲利普·约翰·冯·史托兰伯出版了他的著作《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概述了俄罗斯的地理、民族和语言。书中同时确认了乌拉尔语系的所有主要支系。[11]:795～796然而，这些关系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如匈牙利知识分子尤其对这一理论不感兴趣，他们当时更倾向于假设与突厥部落存在联系，梅里特·鲁伦（Merritt Ruhlen）认为这种态度源于“那个时代狂野无拘无束的浪漫主义”。[13] 尽管如此，尽管气氛如此恶劣，匈牙利耶稣会士亚诺什·萨伊诺维奇（János Sajnovics）还是与马克西米利安·赫尔一同前往考察匈牙利语和萨米语之间所谓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参与了1769年金星凌日的观测。萨伊诺维奇于1770年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基于一些语法特征而论说认定了这种关系。[11]:796～7981799年，匈牙利人萨缪尔·贾尔马蒂（Sámuel Gyarmathi）出版了自前人研究以来最完整的芬兰-乌戈尔语著作。[11]:798
直到19世纪初，人们对俄罗斯内的乌拉尔语系了解，局限于来自旅行者们的零星观察。芬兰历史学家亨利克·加布里埃尔·波尔坦（Henrik Gabriel Porthan）当时强调如要取得进一步进展，就需要专门的实地考察。[10]:32 安德斯·约翰·舍格伦（Anders Johan Sjögren）便为其中一位率先开展此类考察的人，他当时普及了维普斯语族的知识，并详细阐明了芬兰语与科米语之间的关联。[10]:44～46 到19世纪40年代，马蒂亚斯·卡斯特伦（Matthias Castrén，1813-1852年）和安塔尔·雷古利（Antal Reguly，1819-1858年）分别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实地考察，他们分别专注于萨摩耶语和鄂毕-乌戈尔诸语言的研究。匈牙利语言学家帕尔·亨法尔维（Pál Hunfalvy，1810-1891 年）和德国人约瑟夫·布登茨（Josef Budenz，1836-1892 年）则对雷古利的资料再进行研究，他们都认可了匈牙利语与乌拉尔语具有亲缘关系的观点。[14] 布登茨则是第一位将此结果向匈牙利大众推广的学者，他同时尝试重建原始芬兰-乌戈尔语的语法和词汇。 [11]:803～80419世纪末另一位匈牙利人的贡献，来自伊格纳茨·哈拉斯（Ignácz Halász，1855-1901 年），他在1890年代发表了大量关于芬兰-乌戈尔语和萨莫耶德语的比较资料，[15][16][17][18]其工作奠定了现代广泛接受将萨摩耶语纳入乌拉尔语系的基础。[19]同时，在自治的芬兰大公国，赫尔辛基大学于1850年设立了芬兰语和语言学教席，最初由卡斯特伦担任讲授。 [11]:7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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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83年，芬兰-乌戈尔学会在奥托·唐纳（Otto Donner）倡议下于赫尔辛基成立。此举使赫尔辛基取代圣彼得堡，成为北方乌拉尔语系研究的首要中心。[10]:49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直到俄国革命后芬兰脱离俄罗斯）期间，学会聘请过许多学者对鲜为人知的乌拉尔语系进行研究。这段时期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海基·帕索宁（Heikki Paasonen，主要研究莫尔多维亚语）、于尔约·维奇曼（Yrjö Wichmann，研究彼尔姆语）、阿尔图里·坎尼斯托（Artturi Kannisto，曼西语）、库斯塔·弗雷德里克·卡尔亚莱宁（Kuston Fredrik Kannisto，汉特语）、托伊沃·莱赫蒂萨洛（Toivo Lehtisalo，涅涅茨语）和凯·唐纳（Kai Donner，卡马斯语）。[11]:810～811 当时他们所考察搜集的大量数据，为后世的芬兰乌拉尔语学家提供了一个多世纪的编辑工作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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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分类
乌拉尔语系包含九个没有争议的语支，但各语支之间的互相关系则无定论。用不可知论的方法就是把它们认定为不同的分支。
这九个分支为：
此外一些历史证据表明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能属于乌拉尔语系。
所有乌拉尔语系的语言据信是通过独立的语言演变进程从原始乌拉尔语发展出来的。自从这个语系首次提出后，语系的内部结构就一直在争论中。对大多数甚至所有分类法有效性的质疑变得越来越普遍。
自从19世纪后期存在一种对乌拉尔语系各语言的传统分类法。这个分类法经常在有关乌拉尔语系的百科全书、手册和概论中引用。这个分类法如下：
在19世纪后期萨莫耶德语族还不广为人知，所以其在分类法中的位置还不确定。当语言学家在20世纪初期逐渐熟悉这些语言时，发现它们跟其它语言非常不同了，就假定它们在早期就已演化出去了。于是开始使用“乌拉尔语系”这个术语来描叙整个语系，而“芬兰-乌戈尔语族”则用来描叙不包括萨莫耶德语族的其它语言（尽管直至现今还有人用它来作为整个语系的同义词）。在ISO 639-5标准中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列为乌拉尔语系的主分支。
很少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上述的传统分类法，各种不同的分类法也不断地提出过。特别是在芬兰持续的趋势是在否定芬兰-乌戈尔这个中间原始语的存在。最近的一个替代方案是把乌戈尔分支和萨莫耶德分支合并为一个“东乌拉尔”分支，因为它们有一些共同的演变特点。
芬兰-彼尔姆分支还能得到一些支持，尽管其内部各小组的分类还有一些争议。莫尔多瓦分支普遍认为是特别跟芬兰-萨米语支或其部分有更紧密的关系。“伏尔加分支”（或者伏尔加芬兰语支）这个术语之前用来表示包括马里语、莫尔多瓦诸语言和一些已消亡的语言的一个分支，现在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它只认为是表示一个地理分类，而不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分类。
在乌戈尔语支中，有一个新的假说跟鄂毕-乌戈尔分支的观点不同，这个假说把曼西语跟匈牙利语组合在一起，而不是跟汉特语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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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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