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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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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即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抵，19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双方关系一度缓和，然而随着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贸纠纷的加深，2010年代起进入中美战略竞争阶段。[1][2]
背景
二战结束以后，冷战初期东、西对抗形成，美国为在西太平洋围堵共产主义扩张，以大量的军援、美援建立起强大的反共主义连防，而其中又以台湾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台湾位于东亚岛弧与第一岛链中枢，且正处于长江口、珠江口的“中央位置”，距福建最近仅130公里，中间穿隔战略地位同样重要的台湾海峡。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的胜利而建国后，台湾由内战战败而撤迁的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与西方国家友好；双方武力对峙数十年，被称为西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反共最前哨”、“亚洲与世界的民主灯塔”。
另外，位于东海东侧进入太平洋中心位置的琉球群岛，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地理及战略位置。此地曾为琉球国，其在15、16世纪进入国力的鼎盛期，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号称“万国津梁”，19世纪被日本并入版图。冷战结束后至今，驻日美军在琉球群岛的冲绳本岛仍拥有普天间飞行场、嘉手纳空军基地等数个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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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爆发越战，美军在越南战场上伤亡严重，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为摆脱旷日费时的越战泥淖，美国开始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提出“权力平衡”理论，联中以制苏。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展开破冰之旅，目的在于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助，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防堵苏联的势力，这时美国的思维是打破过去东亚岛弧的牵制，将共产主义的防堵线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绵长的领土交界线。1979中美建交后，“围堵”政策遂告一段落，而台湾的战略地位随之式微；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华民国不但因中美建交而被迫与美国断交，其国际地位亦一落千丈。
从1970年代开始，尼克松访华后美国逐渐调整之前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实行对华接触以共同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与之相比其地位大不如前，象征冷战的正式结束。美国赢得了冷战，又在波斯湾战争得到了空前的胜利，得以成为冷战后世上唯一的超级霸权。但这一战略仍然延续，并历经反复曲折而最终在90年代末定型。美国接触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接触”，即通过大力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奥巴马政府时期，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经济接触增加了一些“经济防范”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其接触的方向没有变化。[3]
战略竞争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采取更加进取的手段，甚至发起“战狼外交”[4]。习近平将美国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原本处于竟合状态的中美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5]。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终结了美国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美国对华政策在其执政下彻底重塑，史无前例开启对华脱钩进程，美国社会对华认知极大恶化，实现了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对华强硬共识。[6]随后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持续至今。拜登执政后，延续并加强了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也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日益推进这一目标”。[7]
2020年代，美国在军事、技术、基础设施、绿色经济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继续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提出了以“投资（invest）、协同（align）、竞争（compete）”为主要内容的新对华战略，明确将调动资源和联盟网络与中国进行对抗，“形塑”中国所处战略环境，但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或者爆发“新冷战”，并被纳入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美国发布诸如《印太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一系列战略文件。拜登政府执政后，还创建或改进了多项联盟机制，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工具，主要包括“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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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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