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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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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是从明朝中晚期到清朝早期(16至18世纪)的经济现象,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把它视为类似于工业化前的欧洲的发展阶段,本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驱。朝鲜民族主义史学也采用这个说法,同时也可以指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主义早期阶段。
历史
资本主义萌芽论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史论战。据现有文献,最早的相关论述是1935年邓拓的研究,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此后吕振羽在1940年明确提出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1]
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加入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954年对《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讨论,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中国历史学家相继撰文,后来汇编为1957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和1960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2][3] 他们确定了一些发生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经济进步,包括农业进步和手工艺技术的提高,市场的改善和扩大,以及工资和劳动关系的变化。[4][5]
文革结束后,讨论继续。值得注意是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于1985年出版,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成果。1990年代后,相关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沉寂下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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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如何定义“资本主义萌芽”:吴承明提出,“第一,应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不能举例论证;“第三,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将导向新的生产方式。[7]
研究者已经指出,晚明和清初,雇佣劳动在纺织品、纸张和其他行业增加。[8][9]然而,他们缺乏欧洲工厂中生产的会计方法。[10]
中国出口到西方,来自美洲的银流入,扩大货币供应量,驱动商业化、市场和税收。[11][12]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是区域专业化和农村市场的一体化。[12]
评价
- 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尽管他们总结说,决定性的转变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晚明史学家护雅夫说这项工作“未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理论成果,虽然它发现了丰富的迄今未知的历史事实”。[13]
- 西方的经济历史学家倾向于否认这些发展预示着朝资本主义转变。[3][14] 罗兹·墨菲则评价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明代的这些发展趋势称为‘资本主义早期的萌芽’,这些见解是非常合理的。”[15]
- 李伯重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由“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因此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年轻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随之减弱。[16]
- 经济学家菲利普·黄和李伯重抨击“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他们质疑这一基本假设仅仅基于欧洲的发展经验,并认为这种类比是以欧洲式的方法扭曲地研究中国历史。[17][18][19]
- 王学典认为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问题是“假问题”,但蕴含着“真学术”。
- 黄仁宇认为需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种组织和运动。说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实无意义,就像是把小孩子叫做“预备成人”。[20]
其他
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接受萌芽论,以反对认为朝鲜工业化是日本工业化的结果的观点。[21] 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的劳力短缺下,农民采用更有效耕作方法,导致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这被日本19世纪后期的干扰截断。[22] 这成为南、北朝鲜的学校教科书的正统理论。[23]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韩国历史学家对这个理论失望。[24]
参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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