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资本主义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威权资本主义。

党国资本主义 （英语：Party-State Capitalism），是一类政治经济系统，类似历史上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地区在战后发展的“亚洲模式”开发独裁或裙带资本主义^[1]。简单而言，在此一政经系统中，一党专政国家体系具备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掌握多数，或全部国有产权以及全国的自然资源、组织资源以及市场准入的审批权^[2]，于产业政策上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战略；^[3]中央与地方政府借由对人事与行政资源的掌握，动员银行资金支持国有企业，以经济发展巩固政权合法性。^[4]

这个词汇初由台湾经济学家陈师孟和朱敬一在著作《解构党国资本主义》内提出，以指称中华民国在中国国民党威权军政府时代的经济制度，^[5][6]在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后，以及民主体制的逐渐进步，令台湾转轨至自由资本主义^[1]。现代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则沿用以描述“处于中国共产党管治下当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制度”^[7][8]，其特点包括：对经济活动的侵蚀、国家与私人部门界线模糊化，以及明确要求企业对执政党的政治忠诚^[3]。

在这种经济体系里，相对地难以区分企业经济活动和党国政治要求之间的区别^[3]；存在一种组织与成分相当复杂、受执政党控制或属于该党的“党营事业”部门，其定位游走于政党、政府与社会之间；此类党营事业的生存发展，可说完全依附于党国体制所提供的公共资源，诸如国有财产、公营事业、公共预算、行库资金^{[注 1]}、管制权利的特权取得与寡占独占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其运营操作可更为细致隐密并具金融化、科技化等特征。^[9]

处于该模式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场和政府间界限显得模糊不清，培植出诸多同一性质的实体机构。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整个经济结构与世界经济体系不协调的情况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参与者^[10][11]，参与到海内外关联活动及全球市场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企业^{[注 2]}的经济行动在此其中，往后被国际视为既有着类似军事行动的安全效应。在其如此特殊之体系介入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力和效应的情况下，引发其他国家警惕、认为党国资本主义体系里的企业行动本身，和同一体系对企业的干预行动，都可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威胁。^[3][12]

特征

据研究中国政府在指导经济行动者行为中国家控制力所能及的程度，一种极端的型态认为共产政权无所不能，如无坚不摧的“经济红坦克（economic juggernaut）”^[13]——其为特定目的拥抱资本主义，^[14]强调“制高点经济”（commanding heights economy）所谓关键作用，^[15]该资本主义体系除重视透过积极的产业政策，支持由国企为主的战略产业，并主导金融部门及股票市场走向外，国家还高度介入经济活动，不仅部门协调，而且国家控制金融、制定产业政策规划、党管国企重要人事；简言之其资本主义体系是一种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政经体系，形成相关的利益网络，设置国资委管理央企，建立经济制高点。^[16][17]

一党专政政府可通过将财政预算捐赠或补助给该政党及其附属机构；或是政治人物借长期独裁统治之便，赋予其政党以经济特权，而将石化业、金融业、媒体传播业等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党营事业，台湾学者林向恺归结党国资本主义下的国有企业至少包含三类型^[18]：

1. 庞大公营事业
2. 隐藏性公营事业（即公股股权低于50%，但官方拥有绝对的经营主导权）
3. 党营事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任美格（Meg Rithmire）、蔡欣怡（Kellee S. Tsai）就开始选用该术语来概念化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动力学说^[7]。他们透过测定“中国独特模式”的三个突出表征来表述：对市场的党国干预；国有制和私有制的功能及利益的融合；以及与外资间的政治化互动。^[7]

• 党国对市场的干预（Party-state encroachment on markets）：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体制的扩张一个极重要指标，就是党组织在诸机构内部的复生壮大，此举包含在私有机构乃至外资部门 。而中国大陆党国资本主义的第二项突出点，是政府资本的扩张范围远超出政府机构本身，这一进程被学术界概述为“政国金融化（state financialization）”。党国经济活动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重视工业政策方面进化发展。
• 国有制和私有制的功能及利益的融合（Blending of functions and interests of state and private ownership）^{[注 3]}：在中国大陆，围绕着私有制定义存在有多重解读，就此也衍生疑问即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是否相异甚多。同时，私营部门也有担当起国家内部安全项目方面关键参与者角色的体现 。
• 与外资间的政治化互动（Politicized interactions with foreign capital）：党国资本主义较新近的一个表征，是对外资有所增长的政治及其他层面的审查和规制检查。具体来说，不单止国内经济活动者，就连在中国大陆境内及其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索主权的地方有进行活动的外资部门，都有可能要随时接受由共产党所定义的政治正确。^[7]

发展体现

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党国资本主义”的体现。

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原本的政权合法性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和向市场经济转变而瓦解，在未获取公民授权基础的同时，转而依赖包括GDP快速增长和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政绩合法性”——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为充分发挥财富增长而有所利用到“低人权优势”，例如凭借对工会的垄断压低劳工薪酬待遇，或凭借对金融的垄断而采用廉价吸纳国民存款或其他不适切的金融手段促进国家的财富积累，或凭借不适当地压限国民权益譬如恰当的生态环保及社会福利开支，从而抵消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成本。^[2]

当局在推动市场经济政策的同时也有戮力维持一党专政，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确认了党国继续推行市场经济路线，资本主义制度也得以继续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2000年的时候江泽民开始提出 “三个代表”理论，主要目标是允许资本家入党。党国在市场化时期不限于掌握国有企业（所有关键工业），并开始招纳初见有成的私营企业家们加入共产党，如江在2001年7月时就有号召资本家入党、有意发展出“全民”（national）一党化^[1]，让私营企业兴起后的企业家入党以及让党干部成为企业高层，使党国体系内的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结成同盟且更形巩固：在同时缺乏形式上民主政制情况下，更易令对应体系向“党国资本主义”过渡，党国利益输送也就是一个必然结果。^[1]在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三个代表”该论说被纳入党章，如此转变是有所体现到共产党在正式地转向于政治菁英和经济菁英之间结成联盟。^[11]据美国学者Bruce Dickson在2004年左右的估计，当时的中国大陆企业家有30%是加入了共产党，全部党员则占据全国人口的5%^[19]。

另一方面，虽然中共一直都对扩大党组织在私营经济组织和活动领域的覆盖面有所要求，在江泽民和胡温时期，于相关领域的党组织建立对实际经济活动未有太多直接影响^[3]。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后，强调重振共产党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掌控力，并在2013年开始出台一系列官方文件政策，提升党在国有企业里的权力与干预力、也赋予党组织更多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功能^[3][20]。相应的转变也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经济领域，进而对国有及私营企业产生显著影响^[7]：

• 使国有企业继续追逐商业目的（pursue commercial imperatives）的同时，在组织及决策制定层面全方位植入中国共产党体系的活动，缩窄国有企业管理层和党的战略目标距离。
• 增强党在国有企业内审控力的活动亦延展到民营企业，尤其在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大陆知名的科创与商业实体^[21]。
• 改组和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促进国有部门加大投资到私营企业资产尤其于科创企业等，还在中国共产党控股过程中于传媒、新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引入“特殊管理股”、变相获取企业内“一票否决权”，在市场份额层面整体上国有企业控股扩大形成混合所有制主导局面，党国资本从而逐步掌控私营上市公司的股权。^[3]

在中国共产党大范围扩展开新的内部准则后，党对于中国大陆私有部门的直接性或间接性的监控审查在质量或数量上都有所增强^[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中国共产党的审查视作企业是否获得市场自主权利的关键要素，但不将党的审查作为对企业行为的约束指标。

故此，在中国大陆商业及投资实体加深参与全球经济，以及规划者们尝试推动境内经济提升价值阶梯（value ladder）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处于诸经营机构内部的角色对其政府更为重要。党在维持表面分别开“政府”与企业的同时，亦反其道增强自身的角色地位^[20]。中国对外经济行为易展现国家权力，不论是经济上或政治上，接受国都易受中国的影响，即在中国资本投资当地国的背后，明显有来自中国政府和其不同部门的影子；中资企业（特别是国企）负有落实中共党国商业、政治、战略目标的责任，形成不同型态的政经关系，让中国国家权力进行重新配置并得到强化。^[23]

各方辨识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在2000年代点评中国大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时，指出中国大陆的金融体系就是显著一例与世界经济体系不协调的表现^{[注 4]}，同时期北京对外强调过“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陈有认定如此意味着其在形成某种“党国资本主义”——当时陈指出，中国大陆银行的自主经营和改革没有按照根本的国际通行原则，中国大陆银行的产权维持属于党国、人事任命权也受共产党掌握，在官僚操纵的国营银行体系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法自办自营银行，在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担保下，银行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所谓“政策性贷款”注资国有企业，即使贷款变成呆账坏账也因如此担保机制而不会债务重组或提高呆坏帐准备金提取比例来及时冲销坏帐等^{[注 5]}，但纯粹的私有部门就不会有同样“优待”。^[10]

学者冯崇义认为，正由于受将党国利益放在首位的维稳体制的袒护，GDP快速增长下的中国大陆才迈向了党国资本主义路线，同时牺牲弱势群体和生态环境为党国及党国权贵积累了财富^[2]：国民被党国剥夺土地资源，而重新市场化过程里产生土地经济，一方面国民要付出高昂代价回购土地，另一方面当局又可选择以低地价或“零地价”吸引外资，也可用市场准入审批权迫使境内外资本和外国政府就范；主要运作规则是市场和国民为政府服务，发展“市场经济”目标即为巩固党国政权；经济增长方式是“竭泽而渔”而内在为不平衡、不协调等，可导致产能过剩和债务危机。

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斯俭在2019年出席布拉格公元两千论坛（Forum 2000）时表示，中国大陆的这种发展模式并非真正的市场化，而是以党国的力量控制全国的经济——其指出该模式里国营企业受到国有银行背后的支持，且国家花钱毋需对纳税人负责，还有强迫外国企业转移技术等表征。如其该模式继续扩张，可令各国面临不公平竞争。^[24]

国立台湾大学林向恺教授研究观点认为，党国体制下的政治人物为巩固其所属地位，会滥用公职为政党谋取不当利益，不论党营事业经营权或相关机制事实形成的党产是否以不正当方式取得，在一个国家里单一政党拥有庞大党产，可导致政党间有不公平竞争， 并严重腐蚀民主。^[18]

台湾政治学学者吴介民则站在农民工角度研究中国大陆资本主义的浮现和工业化过程，其观点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过程里，是以“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为立基点，^[25]:19-20而由民工一侧是可以见到进程里，除资本主义的进发，还有多个变化交织同时发生： 钜大的境内移民运动、新兴劳工阶级的形成， 以及公民身份差序的制度化。^[26]吴指出立足于党国资本主义的中国大陆，其在国家层面有一直强力介入劳资关系，但以汲取财政收入为最主要目的，且在这个过程里国家还有支撑著公民身份差序体制，打造出民工阶级，^[25]:19-20。另据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在相关中国大陆个案研究，得到观点认为是，中国大陆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不仅没有提升公民身份，反而危害了公民身份^[27]:278。而在民工于这个体系里提供相对优质而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的同时，国家与资本对该群体是有双重剥削，而这么做的背后还有着一套具有宰制性的“虚假契约关系”——这样所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对民工的经济与社会剥夺，被吴认为是中国大陆资本积累的重要动力。^[25]:19-20

美国三一学院荣休教授文贯中认为，在党国体制下，中共用《共产党宣言》的理念作为继续骗人的幌子，扼杀了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的可能性。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名义上是政府在作决定性的资源配置，实质上，由于强调党领导一切，资源的决定性配置自然变成党的特权，并为党的战略目标服务，而不是旨在改善民众，特别是中下阶层的福利。^[28]

胡佛研究所2023年4月发布报告，认为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党国体系试图通过企业扩张将世界各地的海量数据引向中国，目的是提高中国的情报搜集和操控外国的影响力。报告指该体系是利用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数据征集，建立人类个体基因组的数据库、寻找外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挖掘电信网络的商业秘密和情报、操纵网络信息环境、通过社交媒体掌握外国公民的特征，并攻击那些以批判方式报道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记者。^[29]

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2023年在被认为亲北京的《联合早报》上发表社论，其中提出中国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在认知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和十三大报告（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方向背道而驰^[30]，在私企、外企设立党委、党支部，令《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公私合营”。其更引述温家宝的言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引发极大关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