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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成都市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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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成都爆发了该省最大规模的抗议。学生和其他示威者通过游行、罢课、集会等政治表达行为表达。成都的抗议活动始于在天府广场举行的纪念胡耀邦逝世的追悼活动,示威者占据的天府广场被一部分人称为“小天安门”。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体制内人士参与,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北京六四清场后,成都爆发大规模的示威,并演变为骚乱。当局的镇压行动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人数有争议),其伤亡数字在全国仅次于北京[1]。有学者指,成都的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同时,他们的诉求与北京学生有所不同[2]

4月

胡耀邦死后,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指“校园便不平静,大字报、请愿书贴在校园各处”。4月20日晚,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校数千名学生和群众游行,并到闹市区人民南路广场(即天府广场)。有学生演讲,围观者达三万人,令周围交通中断。在市区游行时,有人拆下成都市政府牌匾,扔到路上践踏[3]

在4月21日和22日,成都继续发生大规模的游行。21日,四川大学等五校学生举行悼胡活动,亦要求撤销官方对学生集会限制的通告,有数万民众围观。学生两度冲击成都市政府。成都市政府从21日晚9时到22日零时30分受到数百人的冲砸。据中国官方说法,冲击者多是“社会青年、市民和工人”,很少学生,围观者则有达上万人。此后四川省政府对外事务部发言人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当晚有五人(“无职业”)被拘捕,除市政府大楼墙上的名牌被人拆掉无并无其他损毁。四川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该罢免,由温元凯刘宾雁方励之苏绍智等人代理”[4][5]

4月23日晚上,成都市约有三万多群众聚集在人民南路悼念胡耀邦。当晚十二时左右,成都市政府出动两个中队的大批军警奔向人群,进行武力驱散,并用手铐、皮带殴打在场的示威者,包括工人、学生、商贩及市民等。有学生指其被两个便衣狠打了几下,并表示“他们的凶残,我以前从未这样想过”“与国民党士兵有什么两样”。有学生指军警对市民、商贩比对学生“更加残忍”,有烟摊商贩被踏倒在地,被砸烂摊位和殴打。冲突中,被打散的学生纷纷逃回学校,亦有人指其继续在路上被警察殴打。当局亦动用军警驱赶在广场毛泽东像下阅读大字报的学生与市民,并撕毁贴的悼念文章、诗词(学生指内容多为“深刻揭露当前社会弊端”)、胡耀邦像等。对此不满的学生与其发生冲突,一些学生在军警包围下被迫后退[6]

4月27日,成都一些高校传播“北京情况”的大字报明显增多,有时候会被校方撕毁。但被撕毁后又有新的大字报贴出。校内并有北京来的学生秘密串联活动,在一些高校学生中演讲,也有北京方面的传单张贴与散播。有学生在经历游行与军警的冲突后,向北京学生写公开信,并在北京转为传单、大字报等方式传递,讲述成都发生的事情。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校都贴出大字报,称:“准备成立成都地区高校学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纪念五四运动大游行”。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则表示“我们成都学生坚决支持你们北京同学,让全国学生团结起来发扬五四精神,让中华大地充满民主与科学的空气,我们不要独裁”“我们能相互支持”。4月29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继续有大学生因为不满,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讲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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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3日,学生继续举行游行。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5]。5月4日,数千名学生突破校方拦阻,上街游行响应当天的全国五四大游行,吸引数万市民围观。下午,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校600多名学生游行到成都市政府要求市长刁金祥出来对话[7]

5月15日,罢课和绝食抗议开始[8]。5月15日晚,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成都教育学院、四川医学院等校2000多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游行学生手挽手,由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学生一边游行,一边呼喊“声援北京学生”、“打倒官倒”等口号,亦要求当局解除新闻封锁。他们在人民南路广场静坐,要求实况转播北京学生同中央领导的对话,要求同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话,否则将罢课、绝食[5][9]

5月16日凌晨2时,警察驱逐在四川省政府前静坐的200多名学生时,有十多名学生受伤。有学生向北大发电报,说“成都有一万名学生罢课、绝食支援你们”。清晨,学生散去[9]。白天,有成都科技大学等校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凌晨警察打人[5],下午二时,四川师范大学、成都科技大学、气象学院、华西医科大学6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往四川省政府前示威并要求对话。有大约3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聚集在天府广场声援北京学生,并在广场主席台发表演讲[10][11][12]

5月17日20多名学生代表与四川省政府协商对话事项。晚上10点,又发生一次示威游行,约有100名学生宣布要绝食,有19所高校的一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先后到四川省政府,省委、成都市政府请愿,声援北京学生,并要求与省委领导对话[13]

5月18日,凌晨,四十名学生在人民南路广场宣布静坐绝食。示威现场还有成都医院的急救站。白天,数十万各行各业的人们游行,以声援成都和北京的绝食学生,下午4点,四川省委副书记顾金池,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许川,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吴希海,四川省副省长蒲海清,成都市市长刁金祥等四川省和成都市党政领导人来到天府广场。[14]顾金池对学生表示他充分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以及为响应北京学生绝食而采取的绝食抗议行动,还有反对腐败、促进民主和法治、深化改革的一系列诉求。党中央非常重视学生的诉求。但是,顾金池还是希望学生停止绝食并重返课堂。游行被派驻在四川的各家媒体报道。

5月19日,仍有游行人数在万人以上[5]。示威者的横幅还包括“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声援团”“四川电视台声援团”“电视要替人民说真话”“省委党校研究生声援团”“航空航天部719厂部分职工”“中国农工民主党林业支部声援爱国学生”“成都律师声援团”“四川大学教师”、“学生绝食,政府麻木,人民震惊”等[3]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0日,四川省政府致电中共中央,拥护李鹏杨尚昆在北京市党政军大会上的讲话。5月20-21日,成都高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呼喊“打倒李鹏”“反对镇压”、“李鹏下台”、“邓小平下台”等口号,并有人静坐[5][15]。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还有人散发了各种的传单,谣传一些省市已宣布不承认李鹏政府,邓小平离京、北京有学生死亡等[16]。也有记录指北京宣布戒严后抗议活动开始减少。少数学生仍在静坐示威,当地居民开始对抗议失去兴趣[17]

在整个运动期间,学生成立了“成都地区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也有市民成立“成都市民声援团”,其主要成员为支持民运的黄道数、马勇、王俊远、韩军、曾敏等工人和个体户。成都铁路局职工杨海波成立了其为“校长”的“社会大学”。亦有人组织“中国正义团”[18]

5月23-24日,成都有17所大专院校和四所中专学校上万名学生及群众上街游行。继续有人在市中心广场静坐,声援绝食已达五日之学生。重庆绵阳内江等地也有七八百人来成都声援。一千多人在成都人民广场静坐。四川大学师范大学约七百多人在都江堰市街头演讲、散发传单。有人在市内张贴长篇的大字报或大字的长条标语,如“集体负责,垂帘中央,终日玩乐,乱理朝纲,瞒天过海,丧尽天良,翻云覆雨,强奸民意,政治流氓,手段残忍”等[19][3]。5月28日,成都有8所高校逾两千名学生响应当天的全球华人大游行[5]。在运动期间,由于当局征调民航机载运军队赴北京,使得成都机场的部分航班需要停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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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月1日凌晨,四川工业学院100多名学生在成灌公路上拦截汽车到成都市区。公安局指“一个体户的汽车因刹车失灵”,将拦车的学生压死1人、伤5人。学生听到此事后在校内进行游行,并要求与院领导对话。上午,七八百名学生在出事现场静坐或拦车。次日,有两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此事。示威者中午到《成都晚报》社派出十多名学生代表与报社对话,要求晚报报道事件是“一次有预谋、有政治背景的政治事件”,并报道学生代表与报社对话的内容。人民南路广场仍有30多名学生静坐[20][21]

6月2日,一些高校出现署名为“成都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空校运动》宣传,要求响应全国学运分子的空校运动,称“成都高校自治联合会集体表决,全数通过了空校决议”,决定“提前回家,提前开学”[5]。6月3日,在人民南路广场静坐的学生及在旁声援的群众遭驱散,部分学生、群众无视管制禁令,继续上街游行,与武警发生流血冲突事件[3]

有上万名学生及民众聚集市中心广场,收听北京流血清场的消息,当晚示威者情绪高涨,随即展开示威游行。6月4日,成都公安局宣布对天府广场进行交通管制,对广场静坐的学生进行清场。在成都公安局下达命令后,坐在广场前的300名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离开了。警方于当日上午7:45逼迫剩下的51名学生离开。公安指其组织1000多名警察对在广场静坐的一百多名学生实行了“强制带离”的措施。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的2000名学生走上人民路游行。学生们呼喊“反对镇压,反对流血”等口号,举着“必须血债血还”,“七万名北京学生被镇压”和“把我们的同学还给我们”等标语,陆续向人民南路涌向广场,在人民南路广场与武警发生冲突。有人在人群中向警察扔石块,双方发生对打,双方都有人员受伤。警察用电击棍殴打游行学生及市民,并朝他们投掷催泪弹四川省委指其在下午三时许“为了避免继续对峙”决定让在广场执勤的公安“逐步撤下来”。尽管广场聚集的学生很多返校,但现场仍有达数万人。有一群人冲击成都市人大和市政府机关,砸坏和烧毁电车、警车、清洁车十多辆。到下午三点,人民东路及附近的一些商店和饭店着火。冲突中有八人死亡及上千群众受伤。公安则指冲突中有100多名公安、武警被受伤,1名武警和1名消防队员被示威者抓走,有人“趁机进行打砸抢烧活动”。晚上,人民东路公安派出所以及交通岗亭多处被烧毁,盐市口派出所被冲击,门窗被砸烂,多家商店被砸毁[5][22][23][24][25]

6月5日,骚乱加剧。凌晨三时,一群人烧毁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西南最大的综合商场成都人民商场,造成上亿元损失,又在一些主要路口设置障碍,拦截车辆,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将前来救火的5辆消防车烧毁,打伤80多名消防队员。当局指电车、救护车、摩托车6辆被烧毁,有人把燃烧后的车辆往成都市政府大院推,3辆消防车和1辆消防指挥车在开往救火场途中亦被放火烧坏。上午,一群人向市政府办公大楼抛掷石头、砖块、汽水瓶,推倒市政府围墙,烧毁市政府厨房。电影院和两个派出所亦遭到纵火。示威者攻击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焚毁三辆汽车。下午,成都市人大行政办公室又遭民众投掷汽油瓶焚烧。晚间,民众砸毁成都市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焚烧大批公文,砸毁成都市工商局12辆摩托车,市政府对外交通被阻绝[5][26][25]

6月6日,五千名学生响应空校运动离开了校园。当天上万名群众聚集街头,分别在公路要道上设置路障,封锁桥梁,全市交通为之瘫痪[3]。据报道,许多商店被迫关门。凌晨,一些人(官方指为20人)烧毁位于闹市区的人民电影院,公安派出的消防车冲破示威者的阻拦将火扑灭。饭店前的报亭也遭到纵火。党政机关被冲击,成都市政大楼办公设施五楼被示威者砸毁。警察卡车和救护车等国有财产也遭受了破坏。当局指混乱中也有人趁机抢劫商店。下午,一些人在四川省展览馆仓库放火,也有人哄抢成都天成金店,成都公安和武警抓获冲击党政机关的示威者,严惩了一些“肇事者“,并当场抓捕一批“打砸抢分子”,公安以及武装警察三百多人抓捕了纵火和抢劫珠宝店的犯罪嫌疑人。平武县公安抓获成都“哄抢人民商场财物”的广仁才[5][27][28]。根据官方说法,成都6月4日至6日,总计被破坏二百辆车辆,六十余家商店,损失上亿元人民币[3]

6月7日,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或设置路障。在《四川日报》发布的新闻报道中,提到四川省及各地市政府要求“不顾一切地坚决打击一小撮制造破坏和混乱的犯罪分子”,学生“欢迎四川省和各地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打砸抢烧活动。”[26]该报道还指出,四川省和各地市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确保群众安全。到6月8日,成都已经平静下来,“交通恢复了正常”[29],美联社、法新社指示威者过去两天所设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

目击者证言

在抗议活动的早期(5月16日),一千多名警察进入成都,试图清理广场。[2]据当时在成都攻读博士学位的朱迪·怀曼·凯利(Judy Wyman Kelly)称,警察对学生的野蛮行径只会让学生得到更多的支持。6月4日,一对在成都科技大学任教的美国夫妇Dennis Rea和Anne Joiner亲眼目睹了抗议活动。[30]两人当时去了一家正在治疗受伤者的小诊所,在附近,他们看到一群人正在街上帮助受伤者。他们目睹了一名警察正在殴打群众,以及根本没有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员的伤亡,例如一个水果摊贩,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将手推车停在错误的地方”。[31]

当时在中国西部旅行的密歇根大学研究生安迪·莱文英语Andy Levin见证了6月4日后在成都市中心以学生和青年工人为主体的抗议者和武装警察间的对峙与激战。据他回忆,在6月5日晚,抗议者逃入四川锦江宾馆躲避,武警在院子中逮捕数十人,并用铁棍等物品将其打死。[32][33]

美国人金·尼加德(Kim Nygaard)从所住的旅馆目击到安全部队将疑似抗议者的尸体装进沙袋,并将他们堆放在卡车上,[34]然后将卡车开走。[35]Nygaard指出,卡车上装着抗议者的沙袋悄无声息,Nygaard认为沙袋里面“肯定是尸体”。[36]

另一位证人让·布里克(Jean Brick)也有类似的说法。布里克(Brick)能够注意到,其中一些尸体有平时见到的学生戴的白色头带,并且还有30到40个“工人、农民和失业人员通常穿的塑料人字拖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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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作为对成都发生的事件的回应,政府迅速发布了有关事件的声明。四川省政府发表了题为《成都暴动的来龙去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有1800人到医院就诊,包括1100名警察,其中353名住院,其中有231名警察,69名学生和53名其他人。”[37]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电报,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高。”成都的医院和大学确认了更多的死亡人数,以及美国领事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至少有100名重伤人员被带出广场”。6月16日之后,有106人被捕,两名被控焚烧车辆的农民被处决,另外三人因打砸抢烧而被处决,一名因掀翻吉普车并放火而被处死。另有三人分别以纵火、抢劫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判处无期徒刑[38]

媒体对抗议的报道

1989年6月7日《多伦多星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福特(Laura Ford)的一篇文章《Gas and gunfire in Chengdu left banner of hope in shreds》回忆起6月4凌晨她听到枪声,以及与人群一同躲避的场景。[39]有人告诉福特,当时警察痛打女学生,并将她们推倒在地后撕扯她们的衣服。她还目睹“有数千名士兵占领了学生搭建的讲台,并没收了扬声器和通讯工具。”这些士兵是从省外调来,因为“驻扎在成都内的部队拒绝镇压学生。”福特随后被一些学生护送到医院。学生讲述了警察的暴行,提到有一个年轻人被警察殴打后右眼失明。学生们恳求福特将他们的遭遇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福特注意到学生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抗议活动被迅速镇压。

在《纽约时报》上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发表的一篇名为《Turmoil in China; Far From Beijing's Spotlight, A City Bears Scars of Clashes》文章中,详细介绍了社会对成都抗议活动的看法。伯恩斯坦指出,成都市市民支持学生运动,“市民捐款15,000美元帮助学生。[40]他还提到了警察对学生施加暴力。伯恩斯坦在文章结尾指出,尽管街道被清理的速度很快,但成都建筑物遭到的的巨大破坏却清楚地提醒了人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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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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