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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政变
新軍部為全面奪權而實施的戒嚴令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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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紧急戒严令是韩国于1980年5月17日实行的戒严令，又称5·17政变（5·17 쿠데타）、5·17内乱（5·17 내란）。以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在1979年12月的“双十二政变”夺取军权后为全面夺权，在1980年5月17日提出扩大戒严令实施的“时局收拾⽅案”，最终在当天的国务会议通过。戒严令的实施导致汉城之春遭暴力镇压，同时使到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大批民运人士被捕或软禁，“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的成立巩固了军政府的权力，为全斗焕上台执政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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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79年10月26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其中央情报部（现韩国国家情报院）部长金载圭开枪杀害，执政长达18年的朴正熙以及其独裁的“维新体制”垮台[1]。当天凌晨，⾦载圭被逮捕，朴正熙死后由国务总理崔圭夏代⾏总统职权，宣布从凌晨4时开始在全国（济州岛除外）实施⾮常戒严，并任命陆军总参谋⻑郑升和、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分别担任戒严司令官和戒严司令部联合搜查本部部⻑[2]。朴正熙死后韩国政局解冻，崔圭夏的代理政府发起政治改革商讨，所谓的“汉城之春”由此拉开序幕，但是韩国军队内部对此存在反对声音[3]。在军队中，以全⽃焕为首的秘密组织一心会为了夺取军队权力，决定以朴正熙遇刺事件嫌疑为理由，拘捕掌握军队实权的郑升和，然后逐步夺取国家最⾼军政⼤权[4]。
12月12日，全⽃焕的叛军绑架郑升和，并占领了陆军本部及和国防部，崔圭夏眼见大势已去、被迫签署批准逮捕郑升和的文书，史称“双十二政变”[5]。双十二政变的成功使“⼀⼼会”少壮势力全面夺取军队领导权，原中央情报代理部⻑李熺性被任命为接替郑升和的陆军参谋总⻑兼戒严司令，“⼀⼼会”完全掌握了⾸都圈内的精锐部队，并利⽤当时军队在韩国政治特有的影响⼒进⼀步⼲预社会政治局势，建⽴了新军部统治[6]。尽管全⽃焕成功夺取军权，但尚未能改变朴正熙被刺后日益趋向解冻局⾯的韩国政局[7]。
在汉城之春最为活跃的就是号称“三金”的金钟泌、金泳三和金大中三个政治家[7]。从1980年2⽉起，⼯厂组织⺠主⼯会、学校组织⾃治学⽣会的活动逐渐展开[8]。4⽉14⽇，全⽃焕出任中央情报部部⻑署理，掌握军权外⼜直接控制了国家的安全机构。5⽉上旬，忠南大学、成均馆大学等大学的学⽣已陆续⾛上街头，要求“解除戒严、打倒维新政党”[9][10]，⽽汉城大学等26所⼤学的则只在校内举行抗议。13⽇至14日晚，以延世大学为主体的汉城6所⼤学、共7万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他们要求全⽃焕和国务总理申铉碻辞职、并立即解除戒严令[10]。同一时间，韩国朝野各政党已达成协议，决定5⽉20⽇召开临时国会磋商结束戒严状态等政治悬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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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全⽃焕为了全面夺权，提前制定了军队配置计划，早在4月12日便开始为戒严作战部署军用车辆，陆军总部作战训练参谋部起草了《空中支援平息骚乱研究报告》，同时提早分发用于镇压抗议的防暴设备（包括警棍、头盔）、制作“军人思想教育”教材[12]，5月14日下令军队移动到首尔[13]，同时指使手下的陆军保安司对共处长李鹤捧、情报处⻑权正达等亲信，策划通过扩⼤戒严措施来全面控制政局并“安定社会秩序”的“时局收拾⽅案”，并制定出通过全军指挥官会议决议的形式迫使崔圭夏总统同意扩⼤戒严的⽅案，日期定在5⽉17⽇以便抢在国会正式召开之前完全控制政局[14]。
5⽉10⽇，韩国中央情报局从日本当局获得关于“朝鲜可能入侵”的情报，并且向全⽃焕汇报了相关情报。韩国陆军情报部门对此进行了分析，最后认为这个情报毫无价值，陆军副总参谋黄英时说他们“被日本提供朝鲜入侵情报骗了六次”。虽然如此，但是这情报却被全⽃焕所利用，在已知情报不可信的情况下、用来煽动“国家正在处于危机、朝鲜南侵前的骚乱”的理论，并且以此为由合理化扩大戒严。[15]
15⽇，学生示威进⼀步扩⼤，全国有26所⼤学举⾏了⽰威抗争，学⽣⽰威受到各界民主⼈⼠的广泛⽀持，在首尔站广场举⾏静坐的⼤学⽣和群众达30万之多[10]；但在16日，组织抗议的学生指导部为避免学生与军方发生冲突，宣布终止并取消示威[16]，史称“汉城火车站回军”；此举并没有得到军部的退让，反而使全⽃焕派系的气焰更加嚣张[10]。当天，陆军参谋总长向国防部部长和韩美联合司令部请求第20师团第60联队和炮兵旅的作战指挥权，以“维持首尔的秩序”，随即获得美军的批准。[17][10]
1980年5月17日上午，朝野两党达成协议，召开第102次临时国会以解除戒严并准备修宪。同⼀天11时40分，韩国军方在国防部⻑官周永福的主持下举行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共有44名军官列席[18]，决定以朝韩非军事区的⼩规模武装冲突为借口，实行除济州岛外的全国戒严[19]，同时解散国会、设置“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并让参加会议的所有将领都在白纸上签了名[14]，之后以联名信交与韩国政府以便施加压力[13][19]。指挥官会议上，首都警备司令卢泰愚等⼈纷纷抢先发⾔，主张扩⼤戒严措施以使军队能够“更加积极地干预社会，收拾⽬前的混乱时局”，一些稳健派将领的意见完全被无视。[14]
随后，周永福和李熺性⼀同来到国务总理申铉稿处要求政府接受“时局收拾方案”，然后三人一同前往青瓦台会见崔圭夏总统要求批准方案，全⽃焕也在同一时间向崔圭夏转达了“全军指挥官的⼀致意见”，崔圭夏在晚上7时同意要求[20]。当天晚上9时42分，韩国政府举行国务会议[13]；在场外，陆军首都防卫司令部的第33警卫营已驻守在政府首尔厅舍，国务会议会场⾛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兵，对进⼊会场的⼈检查证件[19]，600几名官兵和4辆装甲车包围了整个厅舍，电话线全部被切断。[21]
会议仅用8分钟便迅速通过扩大戒严令的决议，并在晚上24时开始实施[21][22]。深夜24时，崔圭夏宣布即刻实⾏扩⼤戒严令。随即，戒严司令部发布第10号戒严令，宣布禁止包括国会在内的⼀切政治活动、有政治目的的室内外集会与⽰威。室内外的⼀般集会需事前申请，⼤学停课，严禁散布“流⾔蜚语”，严禁侮辱和诽谤前任与现任国家元⾸，严禁煽动和使用与朝鲜相同的主张和术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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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凌晨3时，22,342名戒严军士兵被部署到全国92所⼤学，其余2,395名士兵则迅速进驻和占领了包括汉城及各地主要新闻机构、国会议事堂和政府机关及各政党机关等136个保卫⽬标，并以滥权嫌疑拘捕金钟泌、李厚洛、朴钟圭、金致烈、金振晚、吴源哲、李世镐等前政权官员，另外以背后指使骚扰嫌疑逮捕金大中、芮春浩、⽂益焕、⾦东吉、印明镇、高银、李永禧等24名民主运动⼈⼠，新民党总裁金泳三亦遭到软禁[19][23]。正在汉城梨花女子大学举⾏通宵会议的全国55所⼤学的学生会代表100多⼈遭到戒严军的突然袭击，部分学生代表被军警拘捕[24][23]。最终，“汉城之春”遭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的野蛮镇压，这次事件通常被称为“五·⼀七”事件，亦称“五·⼀七”政变或内乱事件。[25]
新军部把汉城与全罗南道的光州当做主要的攻击目标，在汉城与光州均有部署空降特种作战部队[26]，被派到光州的军警占领了当地的大学和政府机关，并相继逮捕了全南大学和朝鲜⼤学的69名学⽣[27]。金大中被捕的消息使到光州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遭到韩国空降特战部队的暴力镇压，军队根据“拘捕街上所有人”以及“允许开枪”的命令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射杀和拘捕民众，光州民众则抢夺警察局武器、自发组成“市民军”抗争，期间谈判解决危机的尝试均因戒严军在城市外围射杀民众而不了了之。直至27日戒严军攻陷全罗南道道厅，光州民众抗争终告落幕，事件中约633人死亡、3,046⼈受伤，史称“五·⼀⼋光州民主化运动”。[28][29][25]
自戒严实施直到1982年底，韩国境内的民主化运动已经陷入瘫痪，组织抗议集会几乎是不可能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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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27日，在全⽃焕等人的策划下，国务会议上通过决议成立“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在崔圭夏下的要求下改为“戒严时期总统的咨询辅佐机关”[30]，为新军部势⼒架空政府内阁、操纵国政的主要⼯具，拥有对⾏政和司法调整和统制的职能。全⽃焕任“常务委员会委员⻑”，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31][32]。国保委以“净化”社会为名，解雇了5480名公务员、86名教授、611名教师、3111名国营企业职员的职务，在确保其“忠诚心”后再予以任用，同时制定《言论基本法》以加强对新闻出版的管制[33]。
8月4日，国保委颁布了戒严令第13号，以“扫除不良份子”为名成立三清教育队，在全国范围内拘捕67,555人，其中39,742人被送往接受“净化训练”，许多无辜民众被随机拘捕并且在教育队内遭到殴打虐待，近52人在训练期间死亡、397人因后遗症死亡、2,678人因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而受伤[34][35]。同时，当局还⼲涉宗教活动，任意闯⼊寺院，并在10⽉下旬逮捕了153名僧侣[33]，各新闻机构也被迫开除了336名记者和编辑。[36]
对于金大中，军政府声称他是“企图颠覆国家”的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策划者，国保委以所谓“金大中内乱阴谋事件”操纵嫌疑关押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并且对他们实施严刑逼供，并在9月11日于军事法庭上判处其死刑[36][33]。后在内外压力下才改为无期徒刑，又将其逐出韩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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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16⽇，崔圭夏辞去总统职务，由国务总理朴忠勋任代⾏总统职务[19]，并通过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来选举产⽣新的总统[36]。8⽉21⽇，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通过“拥戴以救国之⼀念发挥卓越领导⼒来收拾国家危难并成为国内外瞩⽬的新时代、新历史之指导者的全⽃焕将军为新的国家元⾸”的决议[36]，次⽇，全斗焕退役[37]。8⽉27⽇，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以以2525⼈投票、获2524张支持票的结果，当选为韩国第11届总统[38]。全斗焕为了巩固统治，决定废除维新宪法并重写宪法，提出以解散第10届国会及现存所有政党组织和限制前政权人士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并于10⽉22⽇经全民公投通过[39]，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以及所有政党被解散。[37]
美国的态度
在朴正熙死后，美国方面支持修改维新宪法并建立文官政府，并且误判韩国军方无意夺权[40]。双十二政变后，美国政府和新军部的关系十分紧张，美国驻韩大使来天惠指“韩国军方没有与美国磋商，擅自调动营级和师级部队，严重损害了韩美联合部队的军事效能和行动自由”，同时对政变表达了强烈的遗憾和担忧；但之后来天惠对新军部的态度软化，表示“我们并非排斥或鄙视军方领导人”[41]。
5月18日，在5·17政变发生后，来天惠向戒严司令官李熺性在会议中提出抗议，认为“戒严令的实施没有与文职政府当局充分协商就采取，而且似乎无视美国先前表达的担忧”，提醒这可能会影响韩美之间重要的合作关系[42]。美国大使馆亦表示虽然韩国当局提前2小时通知美国扩大实施戒严的消息，但并不知道韩国军方当局逮捕政治领袖、关闭大学和国会的意图。美国国务院在5月18日及19日发表公开声明，对“韩国戒严令延长、大学停课以及多名政治和学生领袖被捕深感不安”；来天惠向华盛顿报告，认为全面戒严令、随之而来的逮捕浪潮以及国会的暂停意味着“军方几乎正式接管了整个国家”[43]。
在朴正熙死后，美国方面支持修改维新宪法并建立文官政府，并且误判韩国军方无意夺权[44]。双十二政变后，美国政府和新军部的关系十分紧张，美国驻韩大使来天惠指“韩国军方没有与美国磋商，擅自调动营级和师级部队，严重损害了韩美联合部队的军事效能和行动自由”，同时对政变表达了强烈的遗憾和担忧；但之后来天惠对新军部的态度软化，表示“我们并非排斥或鄙视军方领导人”[45]。
5月18日，在5·17政变发生后，来天惠向戒严司令官李熺性在会议中提出抗议，认为“戒严令的实施没有与文职政府当局充分协商就采取，而且似乎无视美国先前表达的担忧”，提醒这可能会影响韩美之间重要的合作关系[46]。美国大使馆亦表示虽然韩国当局提前2小时通知美国扩大实施戒严的消息，但并不知道韩国军方当局逮捕政治领袖、关闭大学和国会的意图。美国国务院在5月18日及19日发表公开声明，对“韩国戒严令延长、大学停课以及多名政治和学生领袖被捕深感不安”；来天惠向华盛顿报告，认为全面戒严令、随之而来的逮捕浪潮以及国会的暂停意味着“军方几乎正式接管了整个国家”[47]。
韩国历史学家徐仲锡认为“军事政变存在美国的支持”，说美国与第20师团被调动脱不了关系，认为新军部政权符合美国的利益[48]，美国驻韩大使馆则表示不知情，又指韩美联合军司令部无权控制部队行动[47]。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后，虽然美国多次敦促新军部政权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并未强烈反对军事镇压，民主化运动甚至一开始被文件定性为“地方主义”所造成的[49]，全斗焕对光州的暴力镇压是在美军的默许下进⾏的。美国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承认，当时卡特政府正⾯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质危机，国内⼜逢总统选举，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承认全斗焕政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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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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