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
第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四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 / 维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山东莱州人[2],生于上海市南市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正国级领导人,政治学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3]。曾在2002年至2020年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长达18年。
王沪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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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 |||||||||||||||||||||||||||||||||||||||||||||||||
任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 |||||||||||||||||||||||||||||||||||||||||||||||||
现任 | |||||||||||||||||||||||||||||||||||||||||||||||||
就任日期 2023年3月10日 | |||||||||||||||||||||||||||||||||||||||||||||||||
副主席 | |||||||||||||||||||||||||||||||||||||||||||||||||
秘书长 | 王东峰 | ||||||||||||||||||||||||||||||||||||||||||||||||
前任 | 汪洋 |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 |||||||||||||||||||||||||||||||||||||||||||||||||
现任 | |||||||||||||||||||||||||||||||||||||||||||||||||
就任日期 2017年10月25日 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 (第20届)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第19届)同时在任 | |||||||||||||||||||||||||||||||||||||||||||||||||
总书记 | 习近平 | ||||||||||||||||||||||||||||||||||||||||||||||||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排名第一) | |||||||||||||||||||||||||||||||||||||||||||||||||
任期 2017年10月25日—2022年10月23日 与丁薛祥、杨晓渡、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尤权同时在任 | |||||||||||||||||||||||||||||||||||||||||||||||||
总书记 | 习近平 | ||||||||||||||||||||||||||||||||||||||||||||||||
前任 | 刘云山 | ||||||||||||||||||||||||||||||||||||||||||||||||
继任 | 蔡奇 | ||||||||||||||||||||||||||||||||||||||||||||||||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 | |||||||||||||||||||||||||||||||||||||||||||||||||
任期 2017年11月17日—2022年10月23日 | |||||||||||||||||||||||||||||||||||||||||||||||||
副职 | 黄坤明 | ||||||||||||||||||||||||||||||||||||||||||||||||
前任 | 刘云山 | ||||||||||||||||||||||||||||||||||||||||||||||||
继任 | 蔡奇 | ||||||||||||||||||||||||||||||||||||||||||||||||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
任期 2002年10月—2020年10月 | |||||||||||||||||||||||||||||||||||||||||||||||||
副职 | 何毅亭、王晓晖、江金权 | ||||||||||||||||||||||||||||||||||||||||||||||||
总书记 | 江泽民 → 胡锦涛 → 习近平 | ||||||||||||||||||||||||||||||||||||||||||||||||
前任 | 滕文生 | ||||||||||||||||||||||||||||||||||||||||||||||||
继任 | 江金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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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55-10-06) 1955年10月6日(68岁)[1] 中国上海市南市区(现黄浦区) | ||||||||||||||||||||||||||||||||||||||||||||||||
籍贯 | 中国山东省掖县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
学历 | |||||||||||||||||||||||||||||||||||||||||||||||||
职业 | 政治学家、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家、领导人 | ||||||||||||||||||||||||||||||||||||||||||||||||
专业 | 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法语 |
王沪宁被认为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连续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主要理论撰稿人和政治智囊,在党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4]。他出身于学术界,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国际政治系主任、政治与行政研究所所长。他于1972年10月至1977年年2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法语班学习,毕业后分配至上海出版局工作。1978年考入复旦国政系读研,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教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由复旦大学调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历任政研室政治组组长、副主任、主任,随后升任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
王沪宁是中共第十六至二十届中央委员,第十八至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九届、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七、十九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的代表作有《政治的人生》、《美国反对美国》、《政治的逻辑》等。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市南市区的一个革命军人干部家庭[5]。沪宁二字的字面意思为“上海安宁”。王沪宁四岁时,父亲在庐山会议事件中为彭德怀讲了几句话,因而受到打压。母亲因身体原因,在1965年前后因疾病住院二十多次。年幼的王沪宁经常和两个哥哥轮流到医院照顾母亲。文革期间,王沪宁父亲挨斗,为了防止三个儿子在外面混日子,他经常将他们关在家里,要求他们抄写《毛选》或读书。1972年,17岁的他毕业于上海市永强中学[注 1]。永强中学并不是一所重点学校,除常规课程外,还开设了很多技工班,培养产业工人。一般来说,这种学校读书风气都不会很浓厚,但王沪宁是个例外[7]。
1972年,中共中央鉴于外交局面变化[注 2]后外语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形,指出“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坚定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外语人员”。中共上海市委因此决定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注 3]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创办涉外人员外语培训班,学生从上海市区各中学选拔,实行半耕半读,要求入学学员“年龄在十七岁左右”,培训期间,以参加劳动为主,同时给予适当时间学习外语[6]。上海师范大学当年招生200人,其中法语班招生25人,王沪宁被选入其中。第一批培训班的学生于1972年10月25日赴江苏大丰县“五七”干校开始学习[8][注 4]。1973年4月,培训班迁往上海奉贤县滨海地区的“五七”干校[9]。
1977年2月,王沪宁从培训班毕业[注 5]。对于这段专科[注 6]学习生活,他日后回忆道:“我从中学毕业,来到江苏大丰的农村,后又转到上海奉贤县,历时四年半......乡村的文化、 乡村的经济不发展、乡村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毕业后,王沪宁被分配到上海出版局[注 7]。1978年,王沪宁参加了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注 8],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国政系研究生[注 9],宿舍在十号楼[15]。他的导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陈其人。陈其人回忆道:“他复试迟到了20分钟,本来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但我照顾他,还是让他考了。因为他初试的文章写得很好。”[16]他还表示,在课堂讨论时王沪宁就表现抢眼,“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17]由于出身法语专业,王沪宁最先接触的是以法国思想家为主的欧洲大陆思想体系,如布旦[注 10]的“国家君主绝对主权思想”[18]。
1981年王沪宁获得复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从布旦到马利旦[注 11]——论西方资产阶级主权理论的发展》,总字数接近二十万字。答辩委员会高度评价其质量,称之为“我国学术界较系统研究资产阶级主权理论的初步尝试。”[7]毕业后,王沪宁留校加入了政治学教研室。1984年4月,王沪宁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复旦自由派盛行,为了抵制自由化思潮,复旦大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邦佐将自称“新保守主义”的王沪宁列为了重点培育对象,对他大加扶持[20]。两人的文章被上海理论界誉为“二王”文章[21]。在校期间,王沪宁以勤奋著名,曾任复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孙关宏回忆:“他非常有才华,还没有分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所耳闻,说他很用功,晚上一两点钟以前熄灯是没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两点钟以后。”有一次,孙关宏、王邦佐和王沪宁一起去苏州编政治学词典,讨论之后,第二天王沪宁就把几千字的报告拿出来了[17]。
1985年,复旦大学成为了职称改革首批试点学校,在政治学教研室的推荐下,连讲师都不是的、年仅30岁的教师王沪宁被破格晋升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22]。此事使得他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不断有年轻人写信请他指导,上级也经常点名要求他做报告,这让他苦不堪言。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能有一个平静安宁的环境,否则我会很苦闷的。我要准备开新课,我正在动笔写两本专著,我有自己的打算。这些都需要时间。”不过,成名也使他获得了领导的重视。1985年5月,王沪宁争取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费用一直没有落实。时任校长谢希德特别为他专门批示“对于文科有条件的年轻教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校要支持。”从而解决了他的经费问题[7]。作为老师,他在短短的几年内不断开出新课,一学期通常开两三门课,多时要同时开四门课。由于勤奋和观点新颖,王沪宁迅速成为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9]。
到1985年底,王沪宁已发表了近八十篇文章,编译了七十万字的资料。其中《控制与行政管理》、《试论职位分类在干部管理体制中的应用》等多篇文章获奖。他还被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聘为了特约政策研究员,并担任全国社科“六五”规划重点项目《政治学概论》一书的主要撰稿人[7]。对于这段文章发表的高峰期,王沪宁自称自己的表现“颇有点(理论)介入的味道。”[21]
由于成果突出,王沪宁成为《半月谈》等时事杂志的封面人物。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调潘维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为改革开放造势。同年5月,潘维明策划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23] 。在招贤纳士的过程中,潘维明与王沪宁十分投机,王沪宁也因此受到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的关注[21]。中共十三大之前的一个春节,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领导分别到各大学去参加教授们的春节茶话会,曾庆红选择了去复旦。茶话会之后,曾庆红特意找到了年仅30多岁的王沪宁,与他就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当时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几乎分辨不出谁是领导,谁是学者了。事后,曾同王一直保持联系[24]。
1988年8月,王沪宁晋升为教授。同月,获美国政治学会奖学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做了半年访问学者。据传在此期间,他与同时期在美国卓克索大学留学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结识[25][注 12]。在美国的半年内,王沪宁去过美国30几座城市和近20所大学,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与众多的美国人和外国人讨论美国,并将每天讨论、访问和观察到的记录下来,写成《美国反对美国》一书。1989年初,王沪宁回国。同年被提拔为复旦大学国政系主任。
1993年,王沪宁被校长谢希德任命,以校辩论队顾问身份,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26][27]。早在1988年时,王沪宁就曾担任复旦大学辩论队的教练。本次辩论赛的队员戏称王沪宁为“王总”。在复旦的动员会上,王沪宁说,“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就可以了。”但私下他却对队员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由于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全部七场比赛的实况录像,本次比赛格外受到关注。决赛中台大队和复旦队辩论主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复旦队为反方并最终获得了胜利[7]。由于大专辩论会的成功,王沪宁的队员们成为全国知名人物[28]。在新加坡时,他曾和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准将会面[29]。
1993年2月12日,由王沪宁参与创办的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在上海成立。研究院的前身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心。早在中心时,王沪宁就经常参加由原上海市长江泽民创办的“双月座谈会”,每次时长三个小时,讨论当时的热点、敏感话题,“尺度也很大”。研究院向中央提交了苏东剧变、台海问题的报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对研究院抱有很高期望,希望其能成为市政府的外脑、中国的兰德公司。93年末,复旦发展研究院编写了《中国发展报告》(即复旦绿皮书),王沪宁任两位总策划之一,同时担任报告政治篇的主笔。王沪宁高度重视这份报告,参与成员均由他亲自挑选。在《日记》中,他自豪地称:“大约七十人左右,实在是庞大的队伍,也就是复旦大学能做到这样。”《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被认为是中国大学智库的开端作品[7]。
1994年1月,王沪宁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套商品房。他在《日记》中抱怨“填写买房子的表格,复杂的很。”在此之前,复旦大学国政系办公室曾给他选了一套两居室,但被他拒绝了[7]。同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筹备法学院时,王沪宁主张小系大院的思路,提出应该让最好的老师给初级学生上课[30]。3月10日,在上海市表彰十大精英大会上,王沪宁发表讲话,称:“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31]
1994年夏天,王沪宁奉命在北戴河借调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开始参与中央政治[32]。同年9月1日,王沪宁接到复旦校长杨福家的电话,获知自己被提名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他非常激动,在《日记》里写到:“我有一种深厚的复旦情节。”[7]
1995年4月,在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中办主任曾庆红的力荐下,王沪宁由总书记江泽民钦点进京,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33]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兼室务委员,级别为副部级[注 13]。吴邦国在调进中央之前,在上海任职时就曾有过请他作政治顾问的念头,进入中央之后仍念念不忘,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为此还同他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17]当然,江泽民本人也很欣赏王沪宁的理论研究,当他被调到政研室和江见面时,江一见面就引用了他大段的政治学著作原文,这让他十分吃惊[5]。他和滕文生、刘吉一道,成为江泽民最为倚重的高层智囊[34]。
进京后,中办在方庄小区给王沪宁分配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楼。当时上海的同行们都不太相信王沪宁会在中南海久留,认为他进京不过是借调。王沪宁的一位博士生曾前往他在方庄的住所看望他,发现家里不但冰箱只是个摆设,卫生间的抽水马桶居然也是多日失修。这位博士回忆王沪宁曾感慨:“掉进‘海里’之后,最不可心的事情、最大的缺憾就是再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公开发表观点了。”[35]
1998年4月,王沪宁被任命为政研室副主任。时任主任滕文生对他多有提携,但王沪宁野心很高,一直谋求取而代之。2002年10月,王沪宁接替滕文生出任政研室主任,晋升为正部级,而62岁的滕文生则被调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随后,王沪宁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担任政研室主任期间,作为主要的政策策划者,王沪宁直接参与、起草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政治理论与思想,辅佐了三代总书记,是中共高层的重要理论智囊[36]。
2007年10月22日,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52岁的王沪宁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晋升为副国级,正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继邓力群之后,又一位以理论界人士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人。一位中直管理局的人士曾表示:“现在的这些中央领导人里,最难伺候的是谁我不敢说,最好伺候的是王沪宁。秘书局的同志也有这样的议论。”[35]他与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总书记办公室主任陈世炬形成胡锦涛身边的“铁三角”,从日常工作安排到智囊建议,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治建树着墨颇多。多次陪同胡锦涛在国内考察和国外出访[37]。
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57岁的王沪宁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兼任政研室主任,但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
据传他在2007年和2012年先后任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两次提出不再兼任政研室主任一职,但由于中组部在“党内理论工作者”难觅其替代人选而不得不留任[38]。
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王沪宁和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办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一道,陪同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了几乎所有内外活动[39]。被认为是习近平总书记最信任的人之一。2014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王沪宁再兼任深改组办公室主任,其政治分量日益增长[40]。在担任深改办主任期间,王沪宁协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制定了包括供给侧改革[41]、雄安新区[42]等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
与许多同僚往往由地方一把手升入中央不同,王沪宁在党内升迁之路上没有实际主政一方的经验,而是主要在幕后政策研拟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2017年10月25日,62岁的王沪宁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43]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一),成为自陈伯达之后又一个入常的理论界人士。11月17日,接替退休的刘云山出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44]并继续担任深改委办公室主任[45]。他还兼任了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全面依法治国委副主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主持书记处工作期间,他全面负责意识形态、思想宣传、党建和荣誉表彰工作,并协助负责网络安全、机构编制和法治建设工作[46]。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王沪宁出任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47]。王沪宁还负责组织了2019年10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48]。
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王沪宁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同组长李克强一道领导抗疫工作[49]。3月10日,陪同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武汉疫区[50]。同年10月卸任政研室主任一职,由江金权接任,在任长达18年,是任期最长的政研室主任[51]。
2022年10月下旬,王沪宁召开由高级医学专家和高级官员组成的闭门会议,讨论放开疫情防控措施的方式及可能造成的结果。据路透社引援知情人报道称,王沪宁曾在会上反复询问与会者,放弃清零政策后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多少人死亡,并要求参会的官员和专家制定出各种重新开放路线图[52]。
2022年10月22日,在二十大闭幕式上,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被带走引发中外关注。根据媒体拍到的视频显示,在胡被带走时,坐在胡左手边,曾在胡锦涛任内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栗战书一度试图搀扶他,但被王沪宁阻止[53]。
2022年10月23日,67岁的王沪宁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由第五上升至第四。同时卸下了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文明委主任的职务,由蔡奇接任[54]。
2023年1月17日,王沪宁当选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月26日,《日经新闻》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希望王沪宁“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从而更快地解决台湾问题[55]。
2023年3月,正式接替汪洋出任全国政协主席,在党内分管统战、宗教、民族、新疆、西藏事务并协助分管对台事务。他是继李瑞环之后另一位从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转岗全国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但王沪宁保留了深改委副主任、深改办主任的职务,打破了以往的惯例[56]。长期担任王沪宁副手的穆虹也在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保留了分管深改办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职务。外界由此推测王沪宁仍在政策制定领域发挥作用。有媒体称王沪宁治下的政协为“中央政策设计院”[57]。
2023年6月17日,在厦门举办的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王沪宁表示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计划在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注 14]。包括“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支持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取消台胞在闽暂住登记”、“台胞子女在闽就近入学”等内容[58]。对此台湾陆委会回应称:“中共此举毫无意义,也徒劳无功。”[59]
2023年9月11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十届一次理事大会循例选举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为会长,王沪宁强调要“坚持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注 15]来解决台湾问题[61]。
1978-1981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8-1989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期间1988-1989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1989-1994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4-1995年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62]
中国政治学会第二届、第三届副秘书长;第三届理事,第六届常务理事。
- 王沪宁有两个哥哥[7]。
- 王沪宁结过多次婚姻,对具体次数有争议,目前有三次婚姻、四次婚姻两种说法[注 16]。
- 第1任妻子周琪(1952年11月-):北京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国际关系专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64]。父亲曾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80年2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本科,1980年3至8月在《太原报》报社工作,1980年9月至1983年7月在复旦大学国政系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86年11月至1988年1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学习,1990年1月至1991年9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起为复旦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国政系西欧研究室主任。周琪与王沪宁为复旦校友,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结婚。1994年5月周琪因调往北京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而离开上海,与王沪宁分居一年。聚少离多感情趋淡。虽然1995年王沪宁也调往北京,但夫妇最终还是于1996年离婚。两人无子女。后周琪再次赴美深造,并于2008年5月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周琪继续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并升任政治室主任。2019年获聘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65],202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63]。
- 第2任妻子肖佳灵(1966年4月-):湖南人,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学者。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66],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于复旦大学国政系国际关系专业完成本科、硕士、博士教育,1997年5月获法学博士学位。王沪宁是肖佳灵的博士生导师。1999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研究期间被日本情报机构盯上,准备策反。获知此事的中国国安并不知道肖、王关系,将此事报告中央才知道肖是王沪宁的妻子,于是急令肖回国[67]。后肖佳灵继续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做访问学者。两人于1998年结婚,婚后肖佳灵仍居上海,而王沪宁居北京,因为异地聚少离多而最终离婚[68]。
- 现任妻子(1985年-):山东青岛人,中央警卫局服务处服务员。2014年5月与王沪宁结婚,两人育有一子,婚后隐居。[32][69]
- 《比较政治分析》王沪宁著,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国家主权》王沪宁著,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 《现代政治分析》(美)罗伯特·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行政学导论》王沪宁、竺干威著,198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王沪宁著,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 《王沪宁集 比较·超越》王沪宁著,198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 《社会学主要思潮》(法)阿隆著,葛智强、王沪宁、胡秉诚译,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行政生态分析》王沪宁著,198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 《反腐败-中国的实验》王沪宁著,1990年三环出版社出版
- 《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王沪宁编,1990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美国反对美国》王沪宁著,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王沪宁著,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狮城舌战——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王沪宁、俞吾金主编,199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 《民主政治》王沪宁著,1993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王沪宁主编,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政治的人生》王沪宁著,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新政治学概要》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199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 王沪宁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灰衣主教。协助他们推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都包含了大量王沪宁自己的学术观点[70]。
- 作为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王沪宁认为一个强大集权的国家可以提供政治稳定,而这是实施经济改革,从而促进国家发展,最终再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71][46]。他强调“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统一和稳定的江山”、“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31]他认为“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72],“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历史过程”、 政治改革“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73]。他认为影响稳定的有“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并认为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74]。
- 王沪宁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太快,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他认为党必须迫切考虑社会的“软实力”(价值,感情、心理、态度)和“硬实力”(制度、体制、权力、规范)同样重要。他提出,从传统中国的“古典结构”,到开眼看世界后引入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结构”,再到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最近结构”,中国最近一个世纪的政治文化变革太快,“对于塑造自己的价值核心注重不够。”因此,他强调“必须创造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满足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该体系即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75]。
- 王沪宁认为美国的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他调侃美国政党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他们“并无统一的纲领,党员也可朝三暮四,选民也可今左明右”。他认为美国总统选举是一种只有“两个人,最多四个人”参与的"不完全竞选",同时还面临竞选人的承诺当选后无法兑现、竞选费用开支过高等问题。在观察美国社会后,王沪宁认为美国是一个丧失了“古老的政治精神”的国家,他指出“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主义、享乐主义和⺠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在明显地输给⼀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他认为这些主义给美国带来了过度的商品化:“高度商品化带来的光怪陆离的现象比比皆是。人的肉体,性、知识、政治、权力、法律都可能成为商品化的目标。商品化在不少方面腐蚀着社会,引出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认为种族矛盾、家庭意识淡薄、青年教育不足、毒品枪支泛滥、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危机的潜流”会成为美国日后社会分裂、衰落的可能因素[76]。
- 王沪宁非常推崇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77]。他指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 政治领导对经济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于日本曾经一度成为可以挑战美国的“太阳帝国”,王沪宁总结为“奉行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威权主义”的“管制型”东方文化,或称之为“集中现代化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比美国的“放手型”文化,或称之为“分散现代化模式”更加具有优越性。因为“集中式的政治领导拥有相当发达的信息渠道和网络系统”,可以做到“领导统一”、“反应迅速”、“行动有力”,故而“能较合理地分配社会性资源。”[72]但在《日记》中,王沪宁根据自身的访学经历,亦猛批日本的“表格主义”过分拘泥于表面形式和繁琐手续[17]。
- 王沪宁批评西方民主存在着内部矛盾,称之为“逻辑反叛”,认为西方的民主过于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了结果正义。他在《民主的困惑》称:“民主政治本身也越来越脱离了人本身,发展成一部庞大的政治机器,成了外在于社会成员,也外在于掌握权力的阶层的存在,似乎不是人在控制这部政治机器,而是政治机器在控制人。这在发达国家已是严重的现象。”、“(西方民主)发展方向可能是政治机器的进一步强化,民主体制进一步非人化。”、“民主政治本身已经成为为民主而民主,或为利益而民主,为意识形态而民主,不是为人的生命为民主。”[7][31]
- 在反腐上,王沪宁提出了“超腐败”的概念,认为在变革中新体制的不健全和新经济领域的快速生长给腐败留下了不少空间[7]。他表示“超腐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二是往往以集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个人的方式出现。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31]。
- 在人生哲学上,王沪宁主张激进的入世主义和绝对理性,同时主张人应该淡薄寡欲。他认为“高明的人站在矛盾之上,不高明的人站在矛盾一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 有的是强者; 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 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同时在《日记》里,他还表示了自己的愿望:“生活在今天的人,常常说前人无能,把中国搞成这样,我们希望以后的中国人不会说今天的中国人无能,把中国搞成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愿望。”[31]
- 美国国会在2021年1月6日遭受冲击后,一本据称已经绝版的旧书《美国反对美国》深受追捧,这本书的作者即是王沪宁。此书基于王沪宁六个月的美国访问观察心得着成,其在书中认为美国过分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民主主义”最终会引起裂痕并削弱其竞争力。王沪宁还在书中提及当时世界普遍认为的美国最大竞争对手——日本。并表示日本的强大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之上[78]。该书在旧书市场的价格被热炒至16666元人民币,相当于1991年出版时5元标价的3000多倍。该书在市场上已绝版匿迹,只能在省级图书馆借阅到。这本书也因此受到国际关注,2022年,加拿大季哈诺夫图书馆出版社宣布将对此书进行翻译[79]。
- 在师从陈其人攻读研究生时,王沪宁引起了一位女同学周琪的注意。23岁的王沪宁与和周琪谈起了恋爱,毕业后二人留校任教,但在王沪宁和周琪准备结婚时,王沪宁仍然埋头书堆里,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周琪一个人在家收拾一间“蜗居”,尽可能使它充满温馨情致,而淡化一点办公室里(由于房子窄,办公室也就成了书房)的书堆要埋人的窒息感。周琪拜托王沪宁上街去采购一些最简单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床单、毛巾被、枕巾等等,另外还特意加上了“一束鲜花”,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王沪宁主动考虑才对,特别是那“一束鲜花”。但周琪理解自己执著于学术的年轻丈夫的追求,便自己尽可能主动一些。她怕王沪宁忘了,便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在上面一一记下来,连同采购所需要的钱,一起交到王沪宁手里。王沪宁上街了,等到傍晚,已经做好晚饭多时的周琪才等回了王沪宁。只见王沪宁满头大汗,怀抱一大堆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而周琪让他买的结婚用品,他一件也没买[24]。
- 在1989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中,王沪宁告诉夏明不要与学生站在一起,夏明没有听从王沪宁的警告,后来夏明称“在复旦时王沪宁显然就是新威权主义的支持者。”两年后,当夏明前往美国时,王沪宁对夏明发出警告。他说:“我去过那里。那个国家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你需要在你踏上的那一刻适应这台机器,否则你会被压成鸡肉粉。”[80]
- 在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谈中,据克林顿的政治顾问利伯塔尔说,当克林顿与江泽民走出房间时,他曾试图与王沪宁接触。尽管两人在王沪宁在美国逗留的六个月期间见过面,但王沪宁在见到他时却表现得很冷淡。据利伯塔尔认为,“当时王沪宁被认为是一个永远不会与美国人交谈的人。我猜王沪宁是想通过不直接与美国人交往来保护自己。”[80]
-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长期以来的幕僚和助理,王沪宁被一些媒体类比为中国的亨利·基辛格[84]、卡尔·罗夫[85]、马基雅维利和拉斯普京[86]。他还被一些人称为“中共的大脑”、“意识形态沙皇[87]”、“三朝国师”[88]和“灰衣主教”[70]。
- 部分媒体认为目前党内形成了以王沪宁为首的“复旦帮”,其成员包括王沪宁曾经的学生,复旦国政系博士毕业,现任中台办副主任的仇开明[89][注 17];复旦国政系本硕毕业,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队副教练,曾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秘书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林尚立[90]。其他被认为是“复旦帮”的还有曾在王沪宁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期间进入中南海为高层领导人讲课[91]的复旦教授张维为[92][注 18]。另有媒体认为以王沪宁为首形成了“山东帮”,该派系的成员包括任中宣部副部长,国新办主任[注 19],文旅部党组书记的山东安丘人孙业礼、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的山东威海人李群[94]。其他被认为和王沪宁有联系的还有曾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上海人施芝鸿[95]、曾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研究局局长,现任重庆市政协主席的唐方裕[96]、曾任中央政研室副秘书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张来明[97]、曾任中央政研室副秘书长,现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方江山[98]等人。但目前各种帮派说较为繁杂,且缺乏足够的证据[注 20]。
-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沪宁曾经的好友夏明认为王一边迷信“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却又相信“政治生态学的相对主义”;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定理,去否定西方的普世价值,为“中国发展道路”制造所谓的东方“合理性”[99]。同时他认为王沪宁“比较喜欢造词”,喜欢自己发明新术语[20]。
- 复旦大学研究生、曾参与新加坡辩论赛的前央视主持人姜丰认为,王沪宁在讲坛上“谈笑风生,气度不凡。”在生活中“通常是穿着宽松肥大的水洗布或灯芯绒长裤,喜欢在路边的小面馆吃炒年糕。喜欢蹲在马路边同修车的老头儿谈几句,喜欢在旧书摊上溜溜瞧瞧。”认为王沪宁是个不怎么在意小节的人[104][105]。这篇文章被王沪宁阅读后,他评价称“这篇东西写得有点像,写出了一般人不易了解的(我的)一面。”[31]
- 路透社报道称,一位曾在王沪宁担任中国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时与王沪宁会过面的人说,王沪宁给人的印象是学者,但脾气暴躁。他回忆起王沪宁如何责备一名工作人员长达几分钟,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带来王沪宁喜欢的钢笔[80]。
- 80年代初期和中期,王沪宁发表的作品由于缺乏主线思想而遭受各种批评,有人认为他的著述过于“浅白”,不够“理论化”。有人认为他是保守派,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自由派,在王沪宁调入政研室后攻击他是“敌对势力安插在江泽民身边的内奸”。[35]更有看不起王沪宁的人干脆认为他的所谓“政治新论”不过是把马列文论、邓选及西方的《君王论》、东方的《资治通鉴》“一锅烩”。还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学会了一些《毛选》和《邓选》中没有的政治学时髦术语,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图解马克思主义“新意”[21]。
- Jean Bodin有布丹、布旦、博丹等多种译法。
- Jacques Maritain有马利旦、马里旦、马里丹、马里顿等多种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