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門音理論 - Wikiw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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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門音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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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門音理論(英語:Glottalic theory)認為傳統的原始印歐語音系構擬中的氣嗓音 /bʱ dʱ ɡʱ/,實際上應為噴塞音 /pʼ kʼ/(或其他聲門化的類似音素)。該理論的雛形最早由丹麥語言學家 Holger Pedersen 提出,初稿中未提到聲門化音的概念,其後 André Martinet 和 Morris Swadesh 發現用聲門音來解釋原始印歐語濁塞音的可行性。1972-1973年,美國的 Paul Hopper 與蘇聯的 Thomas Gamkrelidze、Vyacheslav Ivanov 各自提出較完善的理論猜想。聲門音理論在提出後曾有一段輝煌的認可時期,曾一度被視為像喉音理論一樣能夠改寫原始印歐語教材的理論。然而時至如今,它已被多數原始印歐語研究者所拋棄,僅剩下為數不多的信奉者。[1]

傳統的音系構擬

以下是傳統的對原始印歐語塞音系統的構擬:

唇音 齒音 顎化軟顎音 軟顎音 唇化軟顎音
清塞音 p t k
濁塞音 (b) d ɡʲ ɡ ɡʷ
氣嗓塞音 ɡʲʱ ɡʱ ɡʷʱ

/b/ 用括號標註,因為在對原始印歐語詞根的構擬中,它出現得非常少,可以說是幾乎不存在。

上述構擬是對以前塞音四分構擬的改進。所謂塞音四分,即認為原始印歐語的塞音分為四組:清不送氣、清送氣(/pʰ, tʰ, kʲʰ, kʰ, kʷʰ/)、濁不送氣與濁送氣,這樣的音韻系統較為對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蓋濁送氣音的罕見性,符合類型學的一般規律。四分系統是在梵語音系中四分塞音的基礎上提出的,因為梵語當時被認為是最為保守的印歐語。後來通過比較學,發現構擬清送氣音完全沒有必要,清送氣音實際上就是清不送氣音與喉音(如/h/)結合的結果,於是清送氣音就從構擬表中被去除了。這樣就剩下一個含有不尋常的濁送氣音(亦稱氣嗓音)的不對稱的塞音系統。

問題出現

這樣的構擬有幾個明顯的問題。第一是 /b/ 的少見。從類型學上來說,某語言的音素庫中如果有單個濁塞音缺失,缺失的一般為 /ɡ/;如果有清塞音缺失,缺失的一般為 /p/。在有噴音的語言中,缺失的噴音一般為 /pʼ/,因為它與 /p/ 的音質對比不如其他噴塞音明顯。構擬系統中 /b/ 的少見(甚至缺失)似乎不符合一般規律。

第二,很少有語言具有氣嗓音但沒有清送氣音的,而具有氣嗓音與濁音對立的語言就更少了。Roman Jakobson 曾稱世界上沒有這樣清不送氣、濁不送氣與氣嗓音三分對立的語言。Robert Blust 則稱他在婆羅洲砂拉越高原的可拉必語中發現了這樣的系統。不管怎樣,這樣不對稱的系統是十分罕見的。

第三個問題涉及到原始印歐語詞根中塞音分布的情況,一直未能很好地解釋。根據觀察,詞根中塞音的搭配有著如下明顯的規則:

  1. 兩個濁塞音無法在同一詞根中共存,如無 *deg
  2. 清塞音與濁送氣音無法在同一詞根中共存,如無 *dhek 或 *tegh
  3. 但濁塞音可與清塞音或濁送氣音在同一詞根中共存,即存在 *degh 或 *dek

上述對詞根音節結構的限制無法用同化或異化的理論解釋。兩組濁音在音素搭配方面的行為迥然不同。這在類型學上也是很少遇到的。

最初的聲門化音提論

最初提出的用聲門化音(或噴音)代替氣嗓音的方案如下:

唇音 齒音 軟顎音 唇化軟顎音
清塞音 p ~ pʰ t ~ tʰ k ~ kʰ kʷ ~ kʷʰ
噴音或聲門化音 () kʷʼ
濁塞音 b ~ bʱ d ~ dʱ ɡ ~ ɡʱ ɡʷ ~ ɡʷʱ

Hopper (1973) 提出,可通過把濁塞音 bh, dh, gh 中的送氣性質當作氣嗓音而將其排除在濁塞音之外。這樣濁塞音只剩下一組,不存在同一類型音有不同性質的現象。而且後期派生語中濁音組的送氣化亦可得到部分解釋。

Gamkrelidze 和 Ivanov (1973, 1995:5-70) 認為非噴音的 *p *t *k*bh *dh *gh 實質上是有非送氣同位異音 (*p *t *k*b *d *g) 的送氣音 (*ph *th *kh*bh *dh *gh)。在同根中兩個非噴音共存時,就需要將送氣音去送氣化,因為音節組合律規定,同一詞根中兩個送氣音是不能共存的。也就是說,原始印歐語中的 DʰeDʰ 表示非噴音塞音)可以被表現為 DeDʰ(與印度與希臘分支詞形相吻合)或 DʰeD(與義大利分支詞形吻合)。此理論既避免了濁送氣音的不對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同源詞在各派生語中的詞形差異。

結果

修改後的塞音系統中的清-濁-噴三分對立在有噴音的語言中是很常見的,而且噴音 /pʼ/ 在類型學上的少見,也可以解釋原 /b/ 出現較少的現象。除此以外此系統還可對詞根中塞音分布的情況作出非常完美的解釋 (Hopper 1973):

  1. 有聲門化音的語言中,限制兩個聲門化音在同一詞根中共存的規則是很常見的。非洲、美洲和高加索很多語言就有類似的組合限制。
  2. 在將一組音視為聲門化噴音排除在外後,濁塞音只剩下一組。上面提到的規則二可以表述為:「同根中的兩個非聲門化塞音必須在清濁性質上保持一致」。
  3. 聲門化音與清-濁對立無關,因此與其他兩組均可共存。

Decem 與 Taihun

1981年,在顎-噝音同言線(用「百」一詞在派生語中的發音而將印歐語進行劃分)的基礎上,Hopper 提出用「十」一詞的發音而將印歐語進行分類的方法。印歐語可分為兩類,亞美尼亞、日耳曼、安納托利亞與吐火羅分支中的派生語將「十」的詞首讀為清音 t,稱為 Taihun 組;其他分支中「十」的詞首則為濁音 d,稱為 Decem 組。尚不清楚該 t/d 對立是由原始印歐語分裂前的方言差異所致,還是應歸咎於分裂後各分支中不相關聯的音變。

其他論據

聲門音理論除了對原始印歐語的共時性質有解釋之外,對其派生語中的歷時音變也可作出一些解釋。比如拉丁語(Lachmann定律)和波羅的-斯拉夫語(Winter定律)中的某些長元音+濁音序列,其中的長元音在對應的原始印歐語詞彙中卻是短元音。聲門音理論的支持者認為這是噴塞音存在的證據。噴塞音作為前聲門化的塞音,在派生語中演變為濁塞音時,其中的聲門音部分就會以使前面元音長音化的形式而表現出來。雖然這樣的解釋十分巧妙,但它當然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這些定律還可從形態學上作出解釋。

聲門音理論的支持者 Frederik Kortlandt 進一步稱現印歐語中的一些特徵是原始印歐語聲門音的痕跡,如信德語中的送氣-氣嗓音的對立[2],丹麥語的嘎裂聲 stød[3],拉脫維亞語和薩莫吉提亞語中的破聲[4],等等。(不過丹麥語的 stød 一般被視為次生特徵,不見於原始日耳曼語,而對應其他北歐語的音高重音)

質疑

聲門音理論的缺陷主要在於對噴音的構擬,但它的類型學基礎也有缺陷[5]。如果原始印歐語確有構擬出的清-濁-噴對立的話,這樣常見和穩定的系統至少應該在某些分支中有所保留。事實上原始印歐語的早期派生語都不含噴音,噴音幾乎不存在於現今的任何印歐語之中(奧塞梯語與亞美尼亞語的東部方言除外,但這是它們與高加索語言接觸的結果)。聲門音理論認為聲門音(噴音)在原始印歐語分裂後從其所有分支中分別消失,有些分支還共性地將噴音轉變為濁塞音,這是無法解釋的巧合。相比之下,傳統的構擬系統雖然不常見和不夠穩定,但氣嗓音(濁送氣音)是可從印度語支的語言中得到證實的,並且塞音系統的不穩定性也為塞音在派生語中的進一步轉變作下了鋪墊。舉例來說,印度-雅利安分支產生清送氣音,使系統變得對稱;希臘與義大利分支將氣嗓音清化為更加常見的清送氣音;伊朗、凱爾特與波羅的-斯拉夫分支將濁送氣音去送氣化為常態帶聲音;日耳曼和亞美尼亞分支則涉及更複雜的音變。

一個折中的方案認為噴音到普通塞音的轉變是在原始印歐語時期就已經發生了的,原始印歐語的分裂是在音變已經收尾或即將收尾時發生的。這種說法雖然可以兼顧傳統構擬與聲門音構擬的優點,但缺少歷史語言學上的證據,並且很難證實。這樣的假設也意義不大,因為印歐語學研究的只是原始印歐語分裂前的所謂「後期原始印歐語」,從原始印歐語再推斷向上的歷史是其他學問的範疇,更何況目前尚無可信的將印歐語系與其他語系相聯繫的理論。

參見

注釋

  1. ^ Benjamin W. Fortson IV,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2004),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p. 54.
  2. ^ Frederick Kortlandt, "Glottalic consonants in Sindhi and Proto-Indo-European". Counterarguments exist for his argument of no discernible substrat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fic Sindhi glottalization. See also Michael Witzel, "Substrate Languages in Old Indo-Aryan", Electronic Journal of Vedic Studies 1999 (存檔副本 (PDF). [2013-09-19].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3-09-21). ).
  3. ^ Frederik Kortlandt, "How old is the English glottal stop?"[永久失效連結]
  4. ^ Frederik Kortlandt,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ttalization in Baltic and Slavic"
  5. ^ Charles M. Barrack, The Glottalic Theory revisited: a negative appraisal,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2002, pags. 76-95. and Charles M. Barrack, The Glottalic Theory revisited: a negative appraisal.Part II:The typological fallacy underlying the Glottalic Theory,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2003, pags. 1-16.

參考

  • Charles M. Barrack, The Glottalic Theory revisited: a negative appraisal,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2002, pags. 76-95.
  • Charles M. Barrack, The Glottalic Theory revisited: a negative appraisal.Part II:The typological fallacy underlying the Glottalic Theory,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2003, pags. 1-16.
  • Robert S. P. Beekes, Comparative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John Benjamins, 1995.
  • Allan R. Bomhard, Reconstructing Proto-Nostratic: Comparative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Vocabulary. Charleston: Signum, 2007.
  • James Clackson,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0–49.
  • Anthony Fox,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homas V. Gamkrelidze and Vjacheslav V. Ivanov, Indo-European and the Indo-Europeans, translated by Johanna Nichols, 2 volume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5.
  • Paul J. Hopper, Glottalized and murmured occlusives in Indo-European. Glossa 7:2:1973, 141-166.
  • Theo Vennemann, Grimm’s Law and loanword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04:2:2006, 12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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