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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搖滾樂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披頭四樂團(英語:The Beatles)是1960年在利物浦組建的一支英國搖滾樂團,華文亦稱「披頭士樂隊」[nb 1]、「甲殼蟲樂隊」[2]等。樂團成員為約翰·藍儂、保羅·麥卡尼、喬治·哈里森和林哥·史達。他們被廣泛承認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樂團、搖滾樂手、流行音樂家、音樂藝人,對現代音樂有著最深遠的影響[3]。根植於噪音爵士樂和50年代搖滾,披頭四探索了各種音樂類型,從流行謠曲到迷幻搖滾,現代音樂大部分的曲風都是由披頭四創造、發揚以及被他們影響的,經常創新地運用經典元素。1960年代早期,他們的極度流行產生了披頭四狂熱(Beatlemania)現象。隨著日後創作的成熟,他們被視為當時反文化運動理想的化身。
「The Beatles」的各地常用名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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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 披頭士樂隊、甲殼蟲樂隊 |
臺灣 | 披頭四樂團 |
港澳 | 披頭四樂隊、狂人樂隊[1](早期) |
從1960年起的之後三年間,披頭四在利物浦和漢堡的俱樂部中演出,逐漸積累了聲望。樂團經理人布萊恩·愛普斯坦把他們打磨成職業樂團,製作人喬治·馬丁激發了他們音樂上的潛能。在1962年末發行第一首打榜歌《Love Me Do》後,披頭四走紅英國。後一年,隨著披頭四狂熱在英國的蔓延,他們取得了「Fab Four」的暱稱。到1964年初,披頭四已征服美國流行樂市場,成為國際巨星,引領了英倫入侵潮流。1965年後,披頭四製作了一系列革新而影響深遠的專輯,包括《Rubber Soul》(1965)、《Revolver》(1966)、《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1967)、《Magical Mystery Tour》 (1967)、《The Beatles (White Album)》(1968)以及《Abbey Road》(1969)。樂評界認為它們是披頭四最好的作品。1970年披頭四解散,之後樂團成員都有各自成功的單飛生涯。藍儂於1980年12月遭槍擊遇害,哈里森於2001年11月因肺癌病逝。剩餘的成員麥卡尼和史達如今依舊活躍在樂壇。麥卡尼亦有各成員中最成功的單飛事業,是全球最富有的音樂人。
根據美國唱片業協會統計,披頭四是美國史上銷售量最高的樂團,共售出1.83億張唱片。他們是英國排行榜上冠軍專輯最多,也是英國單曲銷量第一的樂團。2008年,披頭四在《告示牌》的「史上最成功音樂人Hot 100」榜單上登頂;2014年,他們以20首冠軍單曲在《告示牌》「最多冠軍單曲」榜單上排名第一。他們擁有10座葛萊美獎,1座奧斯卡最佳原創配樂獎以及15座艾弗·諾韋洛獎。樂團作為一個整體入選了《時代》雜誌的「時代100人:本世紀最重要的人物」名單。披頭四是史上最暢銷的藝人,全球總銷售量估算為6億到10億間[4][5]。2004年,《滾石雜誌》把披頭四列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藝人。
1957年3月,彼時16歲的約翰·藍儂與幾個同校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個噪音爵士樂團。他們首先稱自己為「the Blackjacks」(黑傑克),但在發現另一個當地樂團已用了此名後改稱「the Quarrymen」(採石工人),源於他們中學的名字[6]。同年7月6日,在一次教堂演出結束後,藍儂在後台第一次遇見15歲的保羅·麥卡尼。不久後,麥卡尼作為節奏吉他手加入樂團[7]。1958年2月6日,麥卡尼邀請同校朋友喬治·哈里森來看樂團的表演。藍儂面試了14歲的哈里森,對其演奏能力印象深刻,但認為他年齡太小,不能加入。一個月後,因哈里森的堅持,他被招入樂團,成為主音吉他手[8][9]。到1959年1月,藍儂中學裡的朋友都離開了樂團,只剩下他們三人,藍儂也開始了在利物浦藝術學院的學業[10]。這三位吉他手,至少有三次以「Johnny and the Moondogs」(強尼和月亮狗)之名宣傳自己[11],無論何時只要找得到鼓手就開始演奏搖滾樂[12]。藍儂在藝術學院的朋友史都·薩克里夫,用賣畫的錢買了一把貝斯,於1960年1月加入樂團。就是他建議把樂團的名字換成「Beatals」,致敬巴迪·霍利和蟋蟀樂團[13]。同年5月,樂團名稱改為「the Silver Beetles」(銀色金龜),作為利物浦流行歌手強尼·吉安特的伴奏團到蘇格蘭進行了短暫巡演。同年6月,他們把名稱改為「the Silver Beatles」(銀色披頭四),並在8月中旬改為「the Beatles」(披頭四)[14]。至此披頭四樂團正式誕生。
披頭四的非正式經理人亞倫·威廉斯為他們安排了在漢堡的駐場演出,但樂團缺少一名固定的全職鼓手。在8月中旬,他們面試並錄用了彼特·貝斯特。四天後,五名成員和德國夜總會老闆布魯諾·柯許米德簽訂了3個半月長的駐場表演合約[15]。研究披頭四歷史的學者馬克·萊韋森(Mark Lewisohn)寫道:「他們於8月17日傍晚駛入漢堡,正當紅燈區開始甦醒……閃爍的霓虹燈好像在尖叫提供的各色娛樂,衣不遮體的女人不害躁地坐在窗前等客。[16]」
柯許米德把紅燈區的幾個脫衣舞俱樂部改作音樂演奏場地,他先把披頭四安置英德拉俱樂部(Indra Club),在英德拉因噪音投訴關閉後,於10月把他們轉到帝王地下室俱樂部[17]。披頭四因在競爭對手前十俱樂部里演出違反了合同,柯許米德得知後給了樂團一個月終止的通知[18],並向當局揭發了謊報年齡的哈里森[19],導致哈里森於11月21日被驅逐出境[20]。一周後,麥卡尼和貝斯特在自己房間內點燃了掛毯,柯許米德讓他倆以縱火未遂之名被逮捕,隨後也被驅逐出境[21]。藍儂則在12月中旬回到了利物浦,而薩克里夫和他的德國未婚妻阿斯特麗德·柯歇赫爾一起留在漢堡直到2月末[22]。她拍攝了第一批披頭四的半專業照片[22]。
接下來的兩年間,披頭四間歇地在漢堡駐紮,期間服用藥物苯甲嗎啉,既為娛樂,也為通宵演出時保持亢奮[23]。1961年,第二次漢堡之行期間,柯歇赫爾為她的未婚夫剪了「Exi」髮型(名字來源於50年代漢堡的青年文化運動),該髮型日後被其他樂團成員採用[24][25]。1961年7月,薩克里夫決定退出樂團,在德國繼續他中斷了的藝術學業,之後麥卡尼代替他成為貝斯手[26]。1961年6月,德國製作人伯特·坎普菲爾特僱傭了披頭四作為歌手東尼·薛瑞登的伴奏團隊,錄製了一些作品[27][nb 2]。
結束第二次漢堡之行後,因莫西節拍樂的潮流,披頭四在利物浦的知名度漸漸增加。然而,他們對一夜又一夜在相同幾家俱樂部演出感到厭倦[29]。1961年11月9日,在他們經常出場的洞穴俱樂部,披頭四遇到了伯樂和日後的經理人布萊恩·愛普斯坦,當時他是一位音像店店主和聲歌手樂專欄寫手[30]。他後來回憶道:「我一聽就喜歡上了他們的音樂,新鮮真誠,有一種我認為的……明星氣質。[31]」愛普斯坦在之後的幾個月中向他們毛遂自薦,於1962年1月被任命為經理人[32]。2月初,迪卡唱片公司面試並拒絕了披頭四,說道「愛普斯坦先生,彈吉他的樂團正在消亡的路上。」[33][nb 3]4月,他們回到漢堡卻迎來了悲劇,在機場等候的柯歇赫爾帶來了薩克里夫幾日前死亡的消息。薩克里夫因腦溢血在漢堡去世,年僅21歲[35]。一個月後,百代唱片旗下Parlophone廠牌的製作人喬治·馬丁簽約披頭四[35]。
1962年6月6日,馬丁和披頭四的第一次錄音在百代唱片的倫敦艾比路錄音室進行[36]。馬丁立即向愛普斯坦抱怨貝斯特糟糕的技藝,並建議用職業鼓手替代他[37]。早就盤算著解僱貝斯特[38]的披頭四用林哥·史達換掉了他,後者原本是洛里·斯通和颶風樂團的鼓手[36]。9月4日,史達和樂團一起錄製了《Love Me Do》,但對史達不滿的馬丁僱傭了鼓手安迪·懷特,在一周後的第三次錄音中錄製了《Love Me Do》、《Please Please Me》和《P.S. I Love You》這3首歌[36]。馬丁一開始選擇史達版本的《Love Me Do》,但隨後選擇發行的是懷特擊鼓的版本,史達在該版本中演奏了鈴鼓[36]。在10月初發行後,《Love Me Do》在「唱片零售商」榜單上衝到第17位[39]。同月,他們在地區性的新聞節目中現場演出,首次在電視上亮相[40]。11月末,他們錄製了《Please Please Me》的又一版本[41],對此馬丁非常有遠見地預言道「你們剛剛完成了第一首冠軍歌曲。[41]」
1962年12月,披頭四結束了他們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漢堡之行[42]。到1963年,他們已經達成一致——每個成員都要在專輯中獻聲,包括音域狹窄的史達,以鞏固他在樂團中的位置[43]。藍儂和麥卡尼已經成為了一對無間的創作搭檔,隨著樂團的成功,他們壟斷性的合作限制了哈里森作為主唱的機會[44]。愛普斯坦努力最大化披頭四的商業潛力,促使他們的演出更加專業[45]。藍儂記得他說:「看,如果你們真的想去更大的地方,你們必須要改變——別在台上吃東西,別罵髒話,別抽菸。[33]」藍儂說:「我們曾經愛穿什麼穿什麼,不管是在台上還是台下。他會告訴我們,牛仔褲不是特別得體,儘量穿合適的褲子。但他不想讓我們突然看上去都一樣了,他會讓我們保留自己的個性。[33]」
1963年2月,披頭四在一天之內完成首張專輯《Please Please Me》的馬拉松錄製。該專輯中收錄了他們之前發行的兩張單曲唱片上的四首歌曲[47][nb 4]。相比第一首《Love Me Do》的反響,單曲《Please Please Me》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在同名專輯發行的2個月前,1963年1月,這首歌登頂了倫敦所有排行榜的榜首,除了在「唱片零售商」榜上位於第二[48]。Allmusic的編輯史蒂芬·艾樂萬回憶披頭四「急著發行首張專輯,在一天內匆忙完成」,評論道:「在它發行了幾十年後,這張專輯依舊聽起來新鮮,正是因為它當初是被如此緊張地製成的。[49]」藍儂說那時的作曲沒有太多想法;他和麥卡尼「只是按埃弗里兄弟、巴迪·霍利的風格,寫一些流行歌曲——只想創造出點聲響,而歌詞幾乎是不切題的。[50]」
首張專輯在1963年3月的發行,開啟了他們日後在英國發行的12張錄音室專輯中有11張成為冠軍專輯的記錄[51]。樂團的第三首單曲《From Me to You》於4月發行,也成為了榜單大熱門,開始了披頭四在英國17首單曲幾乎連續登頂第一的記錄(在之後6年間發行的18首單曲中只有一首不是冠軍單曲[52])。第四首單曲《She Loves You》在8月發行,是當時英國賣得最快的唱片,在四周內賣出75萬張[53]。該曲也是他們第一首賣出一百萬張的單曲,創下英國最高銷售量記錄,直到1978年被麥卡尼單飛後的作品《Mull of Kintyre》超越[54]。他們商業上的成功增加了媒體曝光度,但披頭四卻對此態度不恭,與當時大眾對流行樂手的期望背道而馳,這反而引起了人們更強烈的興趣[55][nb 5]。隨著披頭四的走紅,他們有了一批尖叫的瘋狂崇拜者,媒體把這種現象取名為「披頭四狂熱」[57][nb 6]。
10月末,披頭四開始為期五天的瑞典巡演,這是他們繼1962年12月最後一次漢堡之行後第一次在國外亮相[61]。當樂團於10月31日回國時,茫茫大雨中「上百名尖叫的歌迷」在希斯羅國際機場迎接他們。大約有五十到一百名記者、攝影師以及BBC的代表也等在機場接機,日後這樣的情形將上演一百多次[62]。第二天,他們開始了九個月內的第四次英國巡演,為期六周[63]。11月中旬,披頭四狂熱愈演愈烈,在普利茅斯的一場演唱會開始前,警方不得不用高壓水槍來控制人群[64]。
專輯《Please Please Me》在榜首位置停留了30周,直到被他們自己的第二張專輯《With the Beatles》取代。百代唱片甚至推遲了後者的發售時間,以等待首張專輯的熱潮平息[65][nb 7]。 《With the Beatles》在7月至10月期間錄製,運用了更好的錄音室技術[67]。它占據了21周榜首位置,在榜上共停留了40周[68]。艾樂萬稱該專輯為「最高級別的續作——超越了原作。[69][nb 8]」這張專輯也引起了《泰晤士報》樂評人威廉·曼的注意,他稱藍儂和麥卡尼為「1963年傑出的英格蘭作曲家」[67]。報紙發表了一系列他的文章,其中以尊重嚴肅的態度詳細地分析了披頭四的音樂[71]。《With the Beatles》成為了英國史上第二張銷量達一百萬的專輯,第一張為1958年音樂劇《南太平洋》的原聲帶[72]。樂團新聞官托尼·巴羅在寫唱片封套時使用的最高稱讚「fabulous foursome」,被媒體廣泛化用為「Fab Four」作為他們的暱稱[73]。
百代唱片在美國的子公司Capitol唱片一開始拒絕發行披頭四的音樂,包括頭三張單曲,因此他們在美國的發行被推遲了一年多。與此同時,他們於1963年通過美國獨立廠牌Vee-Jay和Swan發行了歌曲[74],但版稅和版權的法律問題阻礙了樂團的銷售[75][nb 9]。愛普斯坦安排了一次四萬美元的營銷活動,並得到了DJ卡羅爾·詹姆士(Carrol James)的支持,他首先在1963年12月中旬播放了披頭四的唱片。之後,樂團才開始在美國排行榜上取得成功。12月末,維吉尼亞州潮水地區的電台「WGH-AM」介紹了披頭四,與此相伴的是全套營銷活動,包括發放樂團襯衫。幾天內,該電台上播放的每兩首歌中就有一首是披頭四的歌。1964年1月的第一個周末還沒到,披頭四的歌已在紐約市播放(也伴隨著營銷活動和同樣的播放頻率),接著蔓延到整個國家。對披頭四音樂的需求增加導致了Capitol唱片在當月加急發行了單曲《I Want to Hold Your Hand》[77]。該單曲於1963年12月26日發行,離樂團計劃好的首演只不到幾周遠,賣出了一百萬張,在1月中旬登上美國榜單榜首[78]。
1964年2月7日,披頭四離開英國,大約四千名歌迷聚集在希斯羅機場,在飛機起飛時揮手尖叫[79]。他們到達紐約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時,估計有三千名沸騰的歌迷前來歡迎[80]。兩天後,樂團在「埃德·沙利文秀」上第一次在美國電視上現場演出。大約有超過2300萬家庭中的7300萬觀眾收看了該節目,是當時美國人口的34%[81]。根據尼爾森收視率報告,這是「有記錄的史上觀眾最多的美國電視節目[82]」。第二天早晨,披頭四收到美國評論界的一致負面評價[83],但一天後他們在華盛頓體育場的第一次美國演唱會上則見證了「披頭四狂熱」[84]。回到紐約,他們在卡內基大廳的兩次演出都反響熱烈[81]。樂團之後飛到佛羅里達,再次亮相「埃德·沙利文秀」,吸引了7000萬人收看。披頭四於2月22日回到英國[85]。
聯美唱片公司注意到競爭對手Capitol唱片在1963年對披頭四的冷淡,建議其電影分部為樂團拍攝電影,主要寄希望於電影原聲帶的商業潛力[86]。1964年3月到4月,樂團成員費時6周在仿紀錄片《A Hard Day's Night》中扮演自己,影片由理察·萊斯特導演[87]。影片分別於7月在倫敦,8月在紐約首映,取得了國際性的成功,一些影評人把它和馬克思兄弟相比[88]。樂評人艾樂萬認為,電影原聲帶《A Hard Day's Night》見證了他們「真正地成為了一支樂團。頭兩張專輯受到的各異影響融合成了一種鮮明、歡快、獨創的聲音,充滿了響亮如鈴鐺般的吉他聲和令人傾倒的旋律。[89]」那種「響亮如鈴鐺般的吉他聲」出自於哈里森的Rickenbacker 360/12款電吉他,是製造商給他的樣品,在本專輯中首次被使用[90][nb 10]。
1964年4月4日的那一周,披頭四的歌曲在告示牌百大熱門榜上占據了12席,包括前5名的位置[91][nb 11]。他們的流行引發了美國人對英國音樂前所未有的興趣,之後其他英國樂團接連在美國首演,並在接下來的三年中連續巡演,這種現象被稱作「英國入侵」[93]。他們的髮型以當時的標準來看異樣地長,被許多成年人效仿,成為了蓬勃發展的青年文化的反叛標誌[94]。
在6月和7月的國際巡演中,披頭四在27天中共演出了37場,分別位於丹麥、荷蘭、香港、澳洲和紐西蘭[95][nb 12]。8月,他們回到美國,在23個城市開了30場演唱會。為期一個月的美國巡演再次掀起熱潮,從舊金山到紐約,每次每場30分鐘的表演能吸引一到兩萬名歌迷[97]。
8月,記者阿爾·阿羅諾維茨安排披頭四與巴布·狄倫見面[98]。迪倫到紐約的酒店套房中拜訪樂團時,介紹給他們服用大麻[99]。古爾德(Gould)指出這次會面在音樂上和文化上都有重要意義,在此之前雙方的歌迷「被視為分屬兩個不同的亞文化世界」:迪倫的聽眾是「有藝術和高智商傾向的大學生,懷著對政治和社會的理想主義,帶有溫和的波希米亞風格」;與此相反,披頭四的歌迷被認為是「名副其實的少女追星族——指年齡範圍從小學到高中的孩子,生活被商業化的流行文化包圍,包括電視、廣播、流行音樂、粉絲雜誌和青少年時尚。他們被當做偶像崇拜者看待,而不是理想主義者。[100]」古爾德寫道,在會面後的六個月內,藍儂會「開始在唱片中公開模仿迪倫的鼻音、尖利的彈奏風格和內省的聲音性格[100]」;在一年內,迪倫會「在一支五人團隊和一把電吉他的幫助下繼續前進,永遠地拋棄了民謠的純粹性;……民謠聽眾和搖滾聽眾的區分會幾乎消失,(而披頭四的歌迷)也顯示出長大的跡象。[100][nb 13]」
披頭四的第四張錄音室專輯《Beatles for Sale》開始顯現出成功帶來的商業壓力和對藝術創作的追求之間的矛盾[102]。他們本打算讓此專輯像上一張《A Hard Day's Night》一樣,只包含樂團的原創曲目[103],計劃於1964年8月到10月之間錄音[104]。然而,樂團已經在之前的專輯上耗盡了歌曲庫存,而常年的國際巡演使樂團的創作變得困難。藍儂承認道:「歌曲素材成為很大的問題。[105]」於是,他們從現場演出曲目中挑選了6首翻唱歌曲收錄進專輯。這張專輯於1964年12月初發行,其中的8首原創曲目脫穎而出,顯示了藍儂-麥卡尼創作組合的日益成熟[103]。
1965年初,藍儂和哈里森的牙醫在邀請他們吃晚飯時,偷偷地在咖啡中加入了LSD。藍儂如此形容這次體驗:「只是有點嚇人,但很奇妙。讓我目瞪口呆了一兩個月。[106]」後來,他和哈里森開始慣常服用這種藥物,史達也至少加入了一次。麥卡尼一開始對此持反感態度,但最終在1966年末作了嘗試[107]。他成為了第一個公開談論LSD的披頭四成員,在一次雜誌採訪中表態「它讓我大開眼界」以及「使我成為了更好、更誠實、更寬容的社會一員」[108]。
1965年6月,在首相哈洛德·威爾遜給予提名後,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頒發給披頭四四名成員大英帝國勳章員佐勳章(MBE),爆發了爭議[109]。當時這一榮譽主要授予退伍軍人和公民領袖,一些保守的受勛人退回了他們的徽章以示抗議[110]。
披頭四的第二部電影《Help!》,仍由萊斯特導演,於7月發行。影片被描述為「大體上是一個對詹姆士·邦德的揶揄之作」,收到了評論界和樂團褒貶不一的評價[111]。麥卡尼說:「《Help!》很棒,但它不是我們的電影——我們有點像是受邀明星。它很有趣,但從根本上說,電影的點子有些錯了。[112]」電影原聲帶被藍儂占據,他創作並主唱了大部分歌曲,包括兩首單曲:《Help!》和《Ticket to Ride》[113]。相對應的專輯《Help!》是披頭四的第五張專輯,其中除了兩首翻唱曲目《Act Naturally》和《Dizzy Miss Lizzy》外都是原創歌曲。它們是最後兩首被披頭四收錄進專輯中的翻唱歌曲,除了最後發行的專輯《Let It Be》收錄的對利物浦民歌《Maggie Mae》的簡短演唱[114]。在《Help!》中,樂團增加了人聲多軌錄音的使用,編曲上結合了古典樂器,著名的例子是流行謠曲《Yesterday》中的弦樂四重奏。該曲由麥卡尼所作,是世界上被錄製的翻唱版本最多的歌曲[115]。
樂團的第三次美國巡演於1965年8月15日在紐約謝亞球場開啟,觀眾人數破紀錄地高達55,600人——李維森(Lewisohn)描述為「也許是披頭四最著名的一場演唱會[116]」。接著在其他美國城市舉行的九場演唱會大獲成功。在亞特蘭大,披頭四使用了台上監聽揚聲器的舞台監聽系統,是最早使用這種技術的現場演出之一[117]。在巡演末尾,在音樂上對披頭四有重要影響的艾維斯·普里斯萊(貓王)邀請他們去他在比佛利山的家中會面[118][119][nb 14]。
1965年的10月中旬,披頭四進入了錄音室。這是他們首次在製作專輯期間沒有其他任務纏身。第六張錄音室專輯《Rubber Soul》於12月發行,評論界認為該專輯是樂團在音樂的成熟度和複雜度上邁出的重要一步[121]。隨著樂團對愛情和哲學更深入的探究,他們開始擴大主題性的創作方法[122]。傳記作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和斯蒂文·蓋尼斯(Steven Gaines)把樂團音樂上的新方向歸因於「披頭四如今對大麻習慣性的服用」[123]。樂團證實了這一說法,藍儂稱這張專輯為「大麻專輯」(the pot album),而史達說:「大麻真的影響了我們的很多變化,特別是對寫歌的人。因為他們寫出了不同的材料,我們演奏得也不同了。[124]」在《Help!》中偷襲古典音樂世界採用了長笛和弦樂後,哈里森在《Norwegian Wood (This Bird Has Flown)》一曲中首次採用了錫塔琴,標誌著樂團進一步打破流行音樂的傳統邊界。隨著他們的歌詞變得更有藝術性,歌迷們開始從中尋找更深刻的涵義。藍儂對《Norwegian Wood》評論道:「我試著成熟老練地去寫一件風流韻事……但用一種模糊不清的手法,讓你看不出來。[125]」
《Rubber Soul》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歌曲是藍儂和麥卡尼合作的成果[126],但其中也有他們各自單獨創作的作品,儘管官方署名仍然為兩個人[127]。《In My Life》這首歌被認為是藍儂-麥卡尼作品中最精彩的一首之一,日後兩人都聲稱自己是該曲的主作者[128]。哈里森稱《Rubber Soul》是他「最喜愛的專輯」[124],史達稱之為「啟程專輯」[129]。麥卡尼說:「我們有過可愛爛漫的時期了,現在是擴展成長的時候了。[130]」然而,錄音工程師諾曼·史密斯日後指出,在錄音室中已開始顯現出樂團內部有矛盾的跡象——「約翰和保羅之間的衝突變得很明顯了」,他寫道,「只要在保羅掌控的地方,喬治沒什麼可做的。[131]」2003年,《滾石雜誌》在「史上最偉大的500張專輯」榜單上把《Rubber Soul》列為第五位[132]。Allmusic網站的樂評人里奇·安特伯格稱該專輯為「經典的民謠搖滾唱片之一」[133]。
1966年6月,Capitol唱片發行了《Yesterday and Today》,這是該廠牌為美國市場製作的披頭四合輯唱片之一。唱片的封面引發了爭議,封面上有穿著屠夫工作服並咧著嘴笑的披頭四四人,伴著生肉和斷肢的塑料嬰兒娃娃。一種說法認為這是對Capitol唱片公司「屠宰」了他們美國版唱片的一種諷刺的回應[134]。之後的上千張唱片用新封面粘在原封面之上發行,而一張未剝皮的原版唱片在2005年12月的一場拍賣會中賣出了$10,500的高價[135]。同時,在英格蘭,哈里森遇見了錫塔琴大師拉維·香卡,後者同意傳授他彈琴的技藝[136]。
唱片封面事件的一個月後,在一次菲律賓巡演中,披頭四無意間怠慢了該國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她期盼樂團能在總統府參加一個早餐會[137]。受到邀請時,愛普斯坦代表樂團禮貌地拒絕了,因為接受這樣的官方邀請從來不是他的規矩[138]。他們很快發現馬科斯政權不習慣於得到「不」的回答。由此造成的騷亂使樂團陷入危險境地,他們費力逃離了該國[139]。緊接著,樂團成員第一次造訪了印度[139]。
幾乎是一回到家,他們就不得不面對美國宗教和社會保守人士以及三K黨的猛烈抗議,起因是藍儂在當年3月在英國記者莫琳·克里夫的採訪中的言論[140]。藍儂說:「基督教會消亡,它會衰落然後絕跡。我不需要為此爭論;我是對的,我會被證明是對的。我們現在比耶穌更受歡迎;我不知道搖滾還是基督教哪個會先消失?耶穌還行,但他的信徒們愚笨又平庸。是他們扭曲基督教的行為在我眼中毀了它。[141]」該言論實際上在英格蘭沒有引起注意,但五個月後,就在樂團的美國巡演之前,美國青少年樂迷雜誌《Datebook》發表這篇報道後,這句話在美國南部聖經地帶的基督徒中引發了強烈爭議[140]。梵蒂岡舉行了抗議,而西班牙和荷蘭的電台,以及南非的國家廣播服務對披頭四的唱片下了禁令[142]。愛普斯坦指責《Datebook》雜誌對藍儂的話斷章取義。藍儂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如果我說的是電視比耶穌更流行,我也許不會陷於現在的局面。[143]」藍儂聲稱他說的是其他人對樂團成功的看法,但在記者們的提示下,他總結道:「如果你們想要我道歉,如果那樣會讓你們滿意,那好吧,對不起。[143]」
披頭四為美國巡演做了準備,但清楚他們的音樂在美國會受到阻礙。另一個問題是放大器的使用。樂團一開始使用的是Vox AC30放大器,後來換成了更強大的100瓦放大器,是Vox公司在1964年為他們的大型演出特別設計的,但這些仍然不夠用。樂團要和歌迷巨大音量的尖叫聲搏鬥,他們已經越來越對例行的現場演出感到厭倦[144]。披頭四認識到他們演唱會的重點已經不再是音樂了,便決定把八月巡演定為最後一次巡演[145]。
《Rubber Soul》已經標誌了樂團邁進的一大步;於1966年8月,在最後的巡演前一周發行的專輯《Revolver》則標誌了另一步[146]。Pitchfork網站的史考特·普拉根荷甫(Scott Plagenhoef)稱之為「一支變得極度自信的樂團的聲音」和「重新定義了人們對流行音樂的期待」[147]。《Revolver》突出了複雜成熟的詞曲創作,實驗性的錄音室技術,和擴張的音樂風格,從創新的古典弦樂編曲到迷幻搖滾[146]。唱片封面摒棄了傳統的樂團照片,而是由他們在漢堡時期就認識的德國朋友克勞斯·弗爾曼設計,是一幅有力的、藝術的黑白拼貼畫。拼貼畫是披頭四四人的漫畫像,鋼筆白描風格,致敬插畫家奧伯利·比亞茲萊[146]。專輯發行前的先行單曲為《Paperback Writer》,以《Rain》作為B面[148]。文化歷史學家蘇爾·奧斯特里茨(Saul Austerlitz)認為這兩首歌曲的宣傳短片是「最早的音樂錄影帶之一」[149]。它們於1966年6月在美國「埃德·沙利文秀」和英國「Top of the Pops」節目中播出[150]。
《Revolver》中實驗性的歌曲有《Tomorrow Never Knows》,藍儂所作的歌詞來源於心理學家蒂莫西·利里的《迷幻經歷》一書。創作該曲的時候,八盤卡帶被分散在EMI大樓內,每盤配有一名工程師或一名樂團成員隨機變動環帶的進行,同時由馬丁取樣輸入的數據從而得到混合錄音效果[151]。麥卡尼的《Eleanor Rigby》值得注意地採用了弦樂八重奏;古爾德稱之為「一首真正的混合作品,不屬於任何已知的歌曲類型」[152]。哈里森也成長為了詞曲作者,他創作的3首歌曲在專輯中贏得了一席之地[153]。2003年,《滾石雜誌》把《Revolver》列為史上最偉大的專輯第三位[132]。然而,在專輯發行後的美國巡演中,樂團沒有演唱其中的任何曲目[154]。克里斯·英格漢姆(Chris Ingham)解釋道:「它們很大程度上都是錄音室作品……一支四個人的搖滾樂團是無法在現場實現那些效果的,尤其在充滿歌迷尖叫聲的環境中。『現場的披頭四』和『錄音室的披頭四』已經截然不同了。[155]」樂團的最後一場商業演唱會於1966年8月29日在舊金山的坎德斯迪克公園球場舉行[156]。這標誌著他們被不間斷巡演所占據的四年的終結,在此期間樂團在世界各地的演出超過了1,400場次[157]。
卸下巡演的重負後,披頭四於1966年11月下旬開始錄製專輯《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採用了更加實驗性的手法[158]。據工程師喬弗里·艾默里克確認,這張專輯的錄製時間超過了七百小時[159]。他回憶樂團堅持「《Sgt. Pepper》的一切都必須不同以往。我們把擴音器放進銅管樂器的鐘形部分里,把耳機變成擴音器連接到小提琴上。我們用巨大的原始振動器來變化器樂和人聲的速度,我們把錄音帶切碎再顛倒地黏起來。[160]」歌曲《A Day in the Life》中有一部分用到了40人的管弦樂團[160]。這次錄音期首先於1967年2月產出了成果——雙A面單曲唱片《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Penny Lane》,這兩首歌沒有被收入到專輯中[161]。隨後專輯《Sgt. Pepper》於6月發行[162]。
該專輯運用了當時相對原始的四軌錄音技術,在音樂上的複雜性震驚了同時代的音樂人[163]。沙灘男孩的樂團領袖布萊恩·威爾森在當時處於個人危機之中,正掙扎著試圖完成雄心勃勃的專輯《Smile》。他聽到《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這首歌的經歷據說是導致《Smile》項目未能完成的諸多因素之一[164][nb 15]。樂評界對這張專輯一致表示讚譽[166]。古爾德評價道:
壓倒性的一致意見認為披頭四樂團創造了一張流行的傑作:幾位天才合作的結果,一張豐富的、經久不衰的、熱情洋溢的作品。他們大膽的雄心和驚人的創造力擴大了音樂的可能性,提高了人們對聆聽流行音樂唱片體驗的期望值。在這樣評價的基礎上,《Sgt. Pepper》引爆了人們對以專輯為主導的搖滾樂的巨大興趣,從而引發了唱片工業在美學和經濟層面上的革命,遠超過了更早的由1956年的貓王和1963年的披頭四所引發的流行樂壇震動[167]。
《Sgt. Pepper》是第一張在背面帶有完整歌詞的主流流行/搖滾專輯[168][169]。這些歌詞成為了評論分析的對象;例如在1967年末,該專輯是文學評論家和英語文學教授理察·波利爾的學術探究對象,他看到自己的學生「以一種讓他作為文學教師只能感到嫉妒的專注程度在聽這支樂團的音樂」[170]。波利爾從中發現了一種「混雜的隱喻」:「假定他們只在做一件事或只用一種風格去表達是很不明智的……對一個主題的一種感情是不夠的……任何單一感情常常必存在於看似相矛盾的語境中。[170]」麥卡尼在那時說:「我們寫歌。我們清楚歌曲要表達的意思。但一周後另一個人對這首歌有一些其他意見,而你無法駁斥。……這些歌曲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你自己想要的涵義。[170]」2003年,《滾石雜誌》把該專輯列為「史上最偉大的500張專輯」之首[132]。
《Magical Mystery Tour》,披頭四電視電影的原聲帶,於1967年12月初在英國發行,是一張六曲雙面的EP。在美國,這6首歌和另5首單曲一起發行了同名的密紋唱片(LP)。
1月,披頭四為動畫電影《Yellow Submarine》拍攝了片段,其中有樂團成員的卡通版形象和組成原聲帶的11首歌曲,4首是新歌。發行於1968年6月,樂評人讚揚這部電影的音樂、幽默感和創新的視覺效果。直到七個月後,電影的原聲帶專輯才得以發行。
在此期間,雙面密紋唱片(LP)《The Beatles》於11月發行,因其空白封面通常被稱為「白色專輯」(The White Album)。
在該專輯錄製期間(1968年5月末到10月中旬),樂團成員之間的不和已公開化。史達退出了兩周,麥卡尼在《Back in the U.S.S.R.》和《Dear Prudence》兩首歌中代替他打了鼓。藍儂已經失去了和麥卡尼合作的興趣,輕蔑地評論後者的歌曲《Ob-La-Di, Ob-La-Da》為「老太婆的音樂垃圾」。藍儂和前衛藝術家小野洋子的戀情進一步惡化了成員間緊張的關係,他堅持在錄音時把她帶在身邊,不顧樂團不帶女朋友們進錄音室的共識。關於《White Album》,藍儂說:「每首歌都是個人歌曲;這上面沒有任何披頭四音樂。而是約翰和樂團,保羅和樂團,喬治和樂團。」麥卡尼回憶該專輯「製作過程並不太愉快」。他和藍儂兩人都認為這次錄音期是樂團分裂的開始。
《White Album》是樂團在蘋果唱片旗下的第一次發行,儘管百代唱片依然擁有他們的版權。新廠牌是蘋果總公司的子公司,由愛普斯坦創立,為了建立一個稅務有效的商業結構。該專輯吸引了超過兩百萬的預定,在美國一個月多賣出了近四百萬張,其中的歌曲占據了美國電台的播放列表。儘管它取得了流行,但它沒有取得當時樂評界的讚譽。
然而,總體的評論界觀點最終還是轉向了正面,2003年《滾石雜誌》把它列為史上最偉大的專輯第十位。
專輯《Yellow Submarine》於1969年1月發行,僅僅包含了四首之前未發行過的新歌,其他歌曲有專輯同名曲(已收錄於《Revolver》),《All You Need Is Love》(已作為單曲發行及收錄於美國版《Magical Mystery Tour》)和7首馬丁創作的純器樂段落。
儘管《Let It Be》是披頭四最後發行的專輯,它大部分是在《Abbey Road》之前錄製的。《Let It Be》的製作來自於一個點子,馬丁認為是麥卡尼的想法,後者建議「他們用一些新歌錄製專輯並排練,然後錄下在觀眾面前的第一次現場演唱作為新專輯和影像的內容」[注 1][171]。這個項目最初打算做成時長一小時的電視節目《Beatles at Work》,專輯的大部分內容取自大量的排練,由導演麥可·林賽-霍格於1969年1月在特威肯曼電影製片所開始拍攝[171][172]。馬丁說這個項目「完全不是一個愉快的錄製過程。當時是披頭四成員間關係的最低點[注 2][171]。」藍儂把這些大多是即興的錄音期描述為「世界上……最痛苦的……地獄[注 3]」,而哈里森稱之為「最低潮的時候[注 4]」[173]。哈里森在被藍儂和麥卡尼兩人激怒後,離開了五天。他在回來後威脅要退出樂團,除非他們「放棄整個現場演唱的主意[注 5]」並把注意力放在完成新專輯上,利用為電視節目錄製的歌曲,專輯名一開始為《Get Back》[174]。他還要求他們停止在特威肯曼製作,而是到新落成的蘋果錄音室完成餘下工作。其他樂團成員同意了,並計劃用原來為電視節目拍的片段製作一部電影[175]。
為了緩和樂團內部的緊張關係並提升現場音效的質量,哈里森邀請了鍵盤手比利·普雷斯頓來參與錄音期的最後九天[176]。普雷斯頓在《Get Back》單曲唱片上被列入了人員表,成為唯一一位在披頭四的正式發行中取得該承認的非樂團成員[177]。在排練階段結束後,樂團無法對演唱會拍攝地點達成一致,否決了幾個想法,其中包括海上的一條船、精神病院、突尼西亞的沙漠和羅馬鬥獸場[171]。最後,樂團決定於1969年1月30日在倫敦薩維爾街3號的蘋果公司總部的樓頂拍攝,該活動成為了他們最後一次公開演唱[178]。五周後,工程師格林·約翰斯(萊韋森把他稱為《Get Back》的「未署名製作人」)開始了新專輯的後期製作,被給予了「全部的自由」,因為樂團「急於脫手這整個項目」[注 6][179]。
沒有愛普斯坦打理商業事務後,僱傭新的財務顧問變得很有必要,樂團成員因人選問題產生了新的矛盾。藍儂、哈里森和史達都傾向於管理過滾石樂團和山姆·庫克的艾倫·克萊恩,而麥卡尼想要約翰·伊士曼(John Eastman),他是麥卡尼在同年3月12日迎娶的琳達·伊士曼的哥哥。樂團無法解決分歧,只能暫時任用兩人,但進一步的衝突繼而發生,導致錯失商業上的機會[180]。5月8日,克萊恩被任命為樂團的唯一經理人[181]。
馬丁表示,當麥卡尼問他能否為另一張新專輯擔任製作人時,他感到很驚訝,因為《Get Back》的錄音期是「一次痛苦的經歷」,他「以為那會是我們所有人路的終點」[注 7][182]。《Abbey Road》的主錄音期於1969年7月2日開始[183] 。藍儂否絕了馬丁對新專輯形式的設想(「一段連續的動人音樂」[注 8]),而是想要他的和麥卡尼的歌曲分別收錄於專輯的兩面[184]。最終,第一面是每人單獨創作的曲目,第二面基本上是一首組曲。這樣的形式是在麥卡尼建議下的妥協[184]。7月4日,第一張披頭四成員的個人單曲唱片發行:藍儂的《Give Peace a Chance》,署名為塑膠小野樂團。1969年8月20日完成《I Want You (She's So Heavy)》的混音是披頭四的四名成員最後一次一起在同一個錄音室工作[185]。藍儂於9月20日向其他成員宣布了自己退出樂團的決定,但同意先不公開以防影響新專輯的銷量[186]。
在藍儂決定退出樂團的六天後,專輯《Abbey Road》發行,在三個月內售出了四百萬張,在英國排行榜的首位共停留了17周[187]。專輯的第二首謠曲《Something》被作為單曲發行,成為哈里森作品中唯一一首被作為披頭四唱片A面的歌曲[188]。雖然第二面的組曲獲得了總體上的好評,《Abbey Road》收到的評價褒貶不一[187]。安特博格(Unterberger)認為該組曲是「一首合適的樂團絕唱」,包含了「所有搖滾唱片中最好的和聲歌手」[注 9][189]。音樂學家及作家伊恩·麥克唐納認為該專輯「飄忽不定、時常空洞」,儘管其中的組曲造成了「連貫統一的假象」[注 10][190]。馬丁挑選出該專輯為所有披頭四專輯中的私人最愛;藍儂說它「水準有到」但「沒有生命」[注 11]。
為了還未完成的專輯《Get Back》,哈里森的歌曲《I Me Mine》於1970年1月3日錄製完成,是樂團錄的最後一首歌。藍儂當時在丹麥,沒有參與錄音[191]。同年3月,克萊恩否決了約翰斯之前為該專輯做的後期工作,把重新命名為《Let It Be》的專輯交給美國製作人菲爾·斯佩克特,後者剛剛製作了藍儂的個人單曲《Instant Karma!》[192]。除了對素材的重新混音,斯佩克特還對原來意圖聽上去有現場感的錄音做了額外處理:剪輯、拼接並把錄音配到原帶上。麥卡尼對製作人的處理手段很不高興,尤其對歌曲《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中新加入的弦樂編曲感到不滿,其中包含了一支十四人合唱團和三十六人管弦樂團[193]。麥卡尼想讓該曲恢復到本來面目的要求被無視了[194],隨後他於1970年4月10日向公眾宣布了自己退出樂團的消息,一周後他的首張個人專輯《McCartney》發行[193][195]。
5月8日,斯佩克特製作的專輯《Let It Be》發行。與之相伴的單曲唱片《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是披頭四發行的最後一張單曲,沒有在英國而是在美國發行[148]。紀錄片《Let It Be》在同月緊隨其後發行,該影片之後贏得了1970年的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196]。《星期日電訊報》的樂評人佩內洛普·吉利亞特稱之為「一部很糟糕但很感人的影片……關於幾個兄弟組成的令人安心的、指數級完美的、曾經看起來是永恆的家庭的破裂」[注 12][197]。幾位觀眾表示影片中的一些演唱比專輯中與之對應的曲目更好聽[198]。安特伯格把專輯《Let It Be》描述為「唯一一張引發負面、甚至是懷有敵意的評價的披頭四專輯」,認為它「總體來說被低估了」;他「在歌曲《I've Got a Feeling》和《Dig a Pony》中發現了一些好的硬搖滾時刻」,並稱讚了歌曲《Let It Be》、《Get Back》和民謠風味的《Two of Us》,約翰和保羅在《Two of Us》中一起唱了和聲歌手」[199]。1970年12月31日,麥卡尼為披頭四的搭檔關係合同提起訴訟[200]。法律糾紛在樂團解散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解決,法律意義上的正式解散直到1974年12月29日才完成[201]。
1970年,藍儂、麥卡尼、哈里森和史達都發表了個人專輯。其中有一些包括了與前樂團成員的合作[202];史達的《Ringo》(1973)是唯一一張四個人都有參與創作和演奏的專輯,儘管這些合作是在不同的歌曲中完成的。史達還在藍儂的首張個人專輯《John Lennon/Plastic Ono Band》(1970)中擔任鼓手。1971年8月,哈里森在紐約舉辦了「為孟加拉的慈善演唱會」,史達也在演唱會上出場亮相[203]。除了1974年錄製的一段未發行的即興演奏外(後被稱為《74年的喇叭和打鼾聲》),藍儂和麥卡尼再也沒有一起錄過音[204]。
1973年,披頭四經理人克萊恩彙編的兩張合輯《1962–1966》和《1967–1970》得以發行,分別俗稱為「紅色專輯」和「藍色專輯」[205]。這兩張專輯各自在美國取得了多白金認證,在英國取得了白金認證[206][207]。1976年至1982年期間,百代唱片發行了一系列合輯,第一張為《Rock 'n' Roll Music》[208];這些合輯的彙編都沒有任何前披頭四成員的參與。這一系列中唯一包含未發行曲目的是1977年的《The Beatles at the Hollywood Bowl》。它是第一張披頭四正式發行的演唱會錄音,收錄了樂團在1964年和1965年美國巡演期間的兩場演出[209][nb 16]。
披頭四的音樂、經久不衰的聲譽和商業潛力還以其他各種形式被壓榨利用,就像那些合輯一樣通常不受前樂團成員控制。1974年4月,音樂劇《约翰、保罗、乔治、林戈…和伯特》在倫敦上演,由威利·拉塞爾創作劇本,歌手芭芭拉·迪克森主演。該音樂劇採用了十一首藍儂-麥卡尼的作品和一首哈里森的作品《Here Comes the Sun》。哈里森因不滿音樂劇對這首歌的使用而收回了對該曲使用權的批准[211]。同年,百老匯音樂劇《胡椒中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樂團在路上》上演[212]。1976年的影片《大戰狂想曲》是一部反傳統的非虛構電影,將新聞錄影片段配以披頭四歌曲的翻唱,參與者包括埃爾頓·約翰、凱思·穆恩和倫敦交響樂團等[213]。1977年初,未得到授權的百老匯音樂劇《披頭四狂熱》開演,並受到了歡迎,衍生了五部不同的製作[214]。1979年,樂團起訴了該音樂劇的製作人,獲得了幾百萬美元的賠償[214]。1978年的音樂劇電影《胡椒中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樂團》上映,由比吉斯和彼得·弗蘭普頓主演,遭到票房失利。據英格漢姆(Ingham)說,影片也是「藝術上的失敗」[215]。
藍儂在1980年12月8日被謀殺身亡後,哈里森重寫了自己的歌曲《All Those Years Ago》的歌詞,向藍儂致敬。史達在這首歌中打鼓,而麥卡尼和他的妻子演唱了背景和聲歌手。該曲於1981年5月作為單曲發行[216]。麥卡尼創作了自己對藍儂的紀念歌曲《Here Today》,收錄於他1982年的專輯《Tug of War》中[217]。1987年,哈里森的專輯《Cloud Nine》中收錄了歌曲《When We Was Fab》,題材有關披頭四狂熱的年代[218]。
當1987年百代唱片和蘋果唱片把披頭四的錄音室專輯以CD形式重新發行後,他們的作品目錄終於在全世界得到了統一,建立了由12張英國版錄音室專輯和美國版《Magical Mystery Tour》所組成的「正典」(canon)[219]。所有未收錄進原錄音室專輯的剩餘歌曲被彙編為合輯《Past Masters》(1988)。除了紅色專輯和藍色專輯外,百代唱片把其他所有合輯(包括現場專輯《Hollywood Bowl》)都剔除出了樂團的作品目錄[209]。
1988年,披頭四在他們取得入選資格的第一年就進入了搖滾名人堂。哈里森、史達、藍儂的遺孀小野洋子與他的兩個兒子朱利安和西恩出席了儀式[220][221]。麥卡尼沒有出席,表示一些未解決的「商業糾紛」讓他覺得「在虛假的重聚中和他們一起招手微笑會使自己像一個完完全全的偽君子」[注 13][221]。接下來的一年,百代唱片解決了與披頭四長達十年的版權費官司,為將來發行未曾問世的錄音鋪平了道路[222][223]。
1994年,專輯《Live at the BBC》發行,這是17年來對披頭四現場演出的首次官方正式發行[224]。同年,麥卡尼、哈里森和史達合作參與了《披頭四精選輯》項目。該項目起始於1970年蘋果公司主管尼爾·阿斯皮納爾的策劃。他曾是樂團的旅行管理人和私人助理,從當年開始為製作記錄片搜集素材,紀錄片的暫用名為《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取自披頭四一首歌曲的名字[225]。《精選輯》項目是披頭四樂團成員自己講述樂團的歷史,也包括一些未公開錄音的發行。三位前樂團成員還在藍儂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留下的兩首歌曲小樣中加入了新的器樂和人聲部分[226]。
1995年至1996年,該項目產出了一部電視迷你劇、一套八集錄影帶和三張雙碟CD套裝。套裝突出了克勞斯·弗爾曼的藝術設計。兩首基於藍儂留下的小樣完成的歌曲《Free as a Bird》和《Real Love》被作為新的披頭四單曲發行,以這樣的形式完成了樂團的重聚。這些發行都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約四百萬人觀看了這個電視迷你劇[227]。1999年,為了配合1968年電影《黃色潛水艇》的重新發行,新的電影原聲CD《Yellow Submarine Songtrack》被發行[228]。
披頭四的合輯《1》收錄了樂團在英國和美國的所有冠軍單曲,於2000年11月13日發行。它成為了史上賣得最快的專輯,在首周內售出三百六十萬張[229],在一個月內售出了一千三百萬張[230]。該合輯在至少28個國家的專輯榜上登頂第一,包括英國和美國[231]。截至2009年4月,它的全球銷量為三千一百萬張[232],是美國2000年代銷量最高的專輯[233]。
2001年11月29日,哈里森因肺癌的遠端轉移病逝[234][235][236]。他的好友艾力·克萊普頓和遺孀奧莉維亞組織舉辦了「紀念喬治演唱會」,麥卡尼和史達參與了演出。該演唱會於哈里森去世一周年之際在倫敦皇家艾伯特音樂廳舉行,曲目不僅包括了他作為披頭四一員和作為單獨藝人創作的歌曲,還包括了對他影響至深的印度傳統音樂[237]。麥卡尼的《Friends to Go》與史達的《Never Without You》是為哈里森所寫的紀念歌曲。
2003年,專輯《Let It Be》的又一版本《Let It Be... Naked》發行,在麥卡尼的指導下製作完成。它與斯佩克特製作的原版相比去除了管弦樂編曲[238]。該專輯在英國和美國都進入了榜單前十位。1964年至1965年發行的美國版披頭四專輯被作為套裝盒分為兩部分發行,分別為2004年的《The Capitol Albums, Volume 1》和2006年的《Volume 2》。其中包含了立體聲和單聲道版,是基於適用於黑膠唱片的原版混音製作的[239]。
為了太陽馬戲團的披頭四舞台作品《愛》製作配樂,喬治·馬丁和他的兒子吉利斯對樂團的130份錄音作了重新混音和混搭。馬丁稱他們所做的是想要創造出一種「在較短時間內重新體驗披頭四的整個音樂生涯的方法」[注 14][240]。該馬戲劇於2006年6月在賭城大道開演,原聲帶專輯《Love》於同年11月發行。麥卡尼希望樂團於1967年在艾比路錄製的一段長達14分鐘的實驗性錄音《Carnival of Light》能被正式發行,但最終沒有成功[241]。2009年4月,麥卡尼發起的慈善演唱會在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舉行,史達上台合唱了三首歌,這是少數幾次有兩位前披頭四成員出場的現場演出之一[242]。
2009年9月9日,在長達四年的數位重錄工作完成後,披頭四的整個作品集被重新發行[219]。十二張英國版錄音室專輯、美國版《Magical Mystery Tour》以及合輯《Past Masters》的立體聲版以單獨CD形式和套裝盒形式發行。相比於因缺乏能量和清晰度而廣遭詬病的1987年版CD,《Mojo》雜誌的丹尼·艾克萊斯頓(Danny Eccleston)寫道:「重製的人聲更加純淨自然,給人一種在混音中略微更高的幻覺」[注 15][243]。第二套歌曲集《The Beatles in Mono》收錄了披頭四發行過的每一張單聲道專輯的重製版,和1965年發行的《Help!》與《Rubber Soul》的立體聲原版(馬丁在1987年為這兩張專輯重做了混音)[244]。音樂電子遊戲《披頭四:搖滾樂團》在同一天發行[245]。2009年12月,樂團的全部作品以FLAC和MP3格式被存入三萬個限量版USB隨身碟正式發售[246]。
因長期的版權糾紛,披頭四樂團是最晚與網絡音樂服務商簽訂合約的主流藝人之一。此外,Apple Corps與Apple Inc.(iTunes所有者)之間關於使用「蘋果」名稱的爭議殘留不休也導致了簽訂合約的延遲。然而,麥卡尼曾在2008年表示,披頭四曲目上線的主要障礙是EMI要求提供一些他們不願意提供的東西。[247] 2010年,包括十三張披頭四工作室專輯、《Past Masters》以及「紅色」和「藍色」最佳精選專輯在內的官方專輯在iTunes上發布。
2012年,EMI的錄音音樂業務出售給了環球音樂集團。為了讓環球音樂收購EMI,歐盟以反壟斷為由要求EMI剝離包括Parlophone在內的資產。環球被允許保留由Capitol音樂集團旗下Capitol唱片公司管理的披頭四錄音曲目。2012年,所有原版披頭四專輯曲目也以黑膠唱片的形式重新發行,以唱片和套盒兩種形式出售。
2023年11月2日推出《Now And Then》。此歌製作時間橫跨45年,最初是成員約翰藍儂(John Lennon)生前於1978年在紐約家中創作並錄下初版,1994年約翰遺孀小野洋子將該聲帶交予披頭四其餘成員。至2022年終於由成員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及林哥史達(Ringo Starr),在AI人工智慧協助下完成。曲中有約翰的歌聲,以及另一已故成員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吉他伴奏,是披頭四最後一首四名成員均有參與的歌曲。[248]
在《搖滾的象徵:永遠改變了音樂的傳奇人物的百科全書》(Icons of Rock: An Encyclopedia of the Legends Who Changed Music Forever)一書中史考特·辛德(Scott Schinder)和安迪·施瓦茨(Andy Schwartz)如此描述披頭四在音樂風格上的演變:
他們最初以歡快、幽默俏皮、頂著蘑菇頭的形象出道,四人組革新了流行音樂的聲音、風格和姿態,並為一批如潮水般湧來的英國樂團打開了搖滾的大門。他們最初的影響已經足夠使他們成為那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標誌之一,但他們沒有止步於此。儘管他們最初的風格高度原創,難以抗拒地朗朗上口,綜合了早期美國搖滾和節奏藍調,是他們後期的作品拓展了搖滾樂風格上的邊界,每一次的發行都探出了一片新的音樂版圖。樂團日益成熟的實驗包含了多種風格流派,包括民謠搖滾、鄉村音樂、迷幻搖滾和精雕細琢的流行樂,並且沒有失去早期作品輕鬆取得公眾流行度的能力。[249]
在《作為音樂家的披頭四》(The Beatles as Musicians)一書中,沃爾特·艾弗瑞特如此描述藍儂和麥卡尼相反的創作目的和方法:「麥卡尼不斷發展成為了努力的音樂天才,帶有為對位法而生的耳朵,以及對音樂這一普世語言的展示所需的各種技藝,把它們作為一種工具,目的是娛樂。與之相反,藍儂的成熟作品最好被理解為主要是他大膽、無意識、犀利的但未受訓練的藝術敏感性的產物。」[250]
音樂學家伊恩·麥克唐納稱麥卡尼為「天生的作曲家——能寫出獨立於和聲歌手存在的旋律」。他的旋律線主要是「縱向的」,使用大的和諧音程來表達他「外向性格的能量與樂觀」。與之相反,藍儂的「橫向」發展旋律、極小的不和諧音程和依賴於和聲歌手的重複旋律段,反映了他「沉靜、諷刺的個性」。麥克唐納稱藍儂為「根本上是個現實主義者,他本能地使旋律的節奏和韻律接近普通說話,為歌詞染上布魯斯音樂的色彩,配上和聲歌手,而不是創作出惹人注目的曲調。」[251] 麥克唐納還讚揚了哈里森作為主音吉他手的演奏「風格鮮明、結構富有色彩」,很好地支持了藍儂和麥卡尼的聲部,而稱史達為「現代流行/搖滾的擊鼓之父」。[252]
披頭四受到的最早影響有艾維斯·普里斯萊(貓王)、卡爾·帕金斯、小理察和查克·貝里。[253]1962年4月到5月間,披頭四和小理察一起駐紮在漢堡星星俱樂部,小理察指點了翻唱他歌曲的技巧。[254]對於貓王,藍儂說:「沒有什麼能真正感染到我,直到我聽了艾維斯的音樂。如果沒有艾維斯,就不會有披頭四。」[255]
其他的早期影響來源包括巴迪·霍利、艾迪·寇克倫、羅伊·歐比森[256]和埃弗里兄弟。[257]他們在最初的成功後,仍然從同時代藝人的音樂中吸取新靈感,包括巴布·狄倫、弗蘭克·扎帕、愛的一匙樂團、飛鳥樂團和沙灘男孩。沙灘男孩1966年的專輯《寵物之聲》(Pet Sounds)讓麥卡尼感到驚嘆並啟發了他的創作。[258][259][260]製作人馬丁說:「沒有《寵物之聲》就不會有《Sgt. Pepper》,《Pepper》是一次希望與《寵物之聲》媲美的嘗試。」[261]印度錫塔琴大師拉維·香卡在樂團後期對哈里森在音樂上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哈里森於1966年末在印度跟著他學了六周。[262]
作為一支以噪音爵士樂風格出道的樂團,披頭四很快接受了1950年代搖滾(rock and roll)和莫西節拍樂風格(並成為後者類型的先驅)[263],最後他們的作品庫拓展到包含了各種流行音樂類型。[264]關於他們探索的音樂類型,藍儂在評論專輯《Beatles for Sale》時說:「你可以把它稱作一張披頭四鄉村和西部風格的專輯」[265],而古爾德評論《Rubber Soul》為「把民謠愛好者誘拐進流行樂領域的作品」。[266]
1965年的歌曲《Yesterday》使用了弦樂四重奏,雖然它不是流行作品中的第一例,但這是披頭四第一次使用古典音樂元素。古爾德觀察道:「更傳統的弦樂使他們的作曲才華得以被那些反感於爵士鼓和電吉他的嘈雜聲的聽眾賞識。」[267] 他們繼續試驗弦樂編曲的各種效果:例如《Sgt. Pepper》中的歌曲《She's Leaving Home》,古爾德寫道「是維多利亞時代謠曲風格的感傷歌曲,它的歌詞和旋律充滿了音樂情節劇的老套內容。」[267]
1966年單曲《Paperback Writer》的B面曲《Rain》見證了樂團在風格上的進一步拓展。馬丁·斯特朗稱這首歌為「披頭四第一首明顯的迷幻歌曲」。[268]其他迷幻搖滾風格的歌曲有《Tomorrow Never Knows》、《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和《I Am the Walrus》等。哈里森的《The Inner Light》、《Love You To》和《Within You Without You》受到印度傳統音樂的影響,古爾德認為後兩首是「想要重現印度拉加形式的縮小版」。[269]
創新是他們風格演變中最顯著的特徵。音樂歷史學家和鋼琴家麥可·坎普貝爾(Michael Campbell)說:「《A Day in the Life》像其他任何一首歌一樣,濃縮體現了披頭四的藝術和成就。它突出了他們作品的關鍵特點:強大的想像力、持久的悅耳旋律、詞和曲之間的緊密協調。它代表了一種新的歌曲類型……比流行樂更複雜深刻……而且有獨創性。之前真的沒有任何歌曲,無論是古典還是通俗的,如此有想像力地糅合了那麼多迥然不同的元素。」[270]哲學教授布魯斯·艾利斯·本森(Bruce Ellis Benson)贊同道:「披頭四樂團……給了我們一個極好的例子,如何把差別那麼大的多種影響因素如凱爾特音樂、節奏藍調、鄉村音樂和西部音樂用新的方式結合在一起。」[271]
作家多米尼克·佩德勒(Dominic Pedler)描述他們跨越了各種音樂風格:「樂團完全不是線性地從一種音樂類型過渡到下一種(有時為便利而聲稱如此),而是在精通於創作傳統的、朗朗上口的打榜歌的同時,涉足一些外圍的影響,從鄉村音樂到歌舞雜耍表演。其中之一是他們對民謠音樂的接觸,為他們後來與印度音樂和哲學產生碰撞打下了基礎。」[272]隨著樂團成員間私下關係的緊張,他們個人音樂口味的區分變得更明顯。「白色專輯」中音樂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與它極簡主義的唱片封面正好相反。其中包含了藍儂的《Revolution 9》,受到了小野洋子的具體音樂風格影響;史達的鄉村歌曲《Don't Pass Me By》;哈里森的搖滾謠曲《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和麥卡尼的重金屬雛形之作《Helter Skelter》。[273]
喬治·馬丁以製作人的身份參與了大量創作,使他成為「第五位披頭四」這一非正式稱號的有力候選人之一。[274]他利用自己受到的古典音樂教育,對成長中的作曲人起到了「非正式音樂老師」的作用。[275]馬丁建議心存疑慮的麥卡尼在《Yesterday》的編曲中突出弦樂四重奏,從而把「迄今未遭挑戰的古典樂器世界」介紹給了披頭四。[276]馬丁願意按樂團的提議進行試驗,比如在某首歌曲中加入「一點巴洛克風格」,使樂團能夠創新性地發展。[277]除了為歌曲的管弦樂部分編曲,馬丁經常親自演奏其中的鋼琴、管風琴和銅管樂器等。[278]
與藍儂和麥卡尼兩人合作要求馬丁適應他們不同的創作和錄音方法。麥克唐納(MacDonald)評論道:「他和能言善辯的麥卡尼一起工作感到更自然,而藍儂按直覺工作的方式通常能促使他想出更獨創的點子來,歌曲「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Mr. Kite!」就是一個傑出的例子。」[279] 馬丁談論到兩位作曲人不同的創作手法和他自己穩定樂團的作用:
相較於保羅的歌都和現實有關,約翰的歌有一種迷幻的、幾乎是神秘的特質……約翰作品的最好部分之一是他的想像——『橘子樹林』、『果醬天空』、『玻璃紙花』……我總把他視為聽覺界的薩爾瓦多·達利,而不是什麼靠毒品驅動的創紀錄藝人。另外,假裝毒品在那時披頭四成員的生活中沒有重要影響就太愚蠢了……他們知道我,作為一個師長的角色,不贊成……不僅是因為我自己不熱衷毒品,我不認為他們需要它;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我當時也常用毒品,《Pepper》就不會是現在這樣了。也許這張專輯是不用毒品和用毒品結合下的成功,誰知道呢?[280]
哈里森同意馬丁對於自己角色的描述:「我認為我們一起走過的那麼多年中,他是個傳統的人而我們是瘋子;但為了我們,他一直在那裡詮釋我們的瘋狂——那時一周中有幾天我們會有點過於先鋒了,他會在那裡扮演像錨一樣穩住我們的人物,和工程師們溝通,把我們的想法傳達到錄音帶上。」[281]
披頭四創新地使用了很多技術,拓展了音樂錄製的可能性,促進了馬丁和錄音工程師們的實驗。他們試圖創造性地運用偶發的狀況,比如意外的吉他回授效果,一次玻璃瓶的共振,裝反的磁帶導致的倒放等等,這些意外都可能會被利用在他們的音樂中。[282]他們渴望每次錄音都能創造出新的聲音效果。馬丁的編曲能力和EMI的工程師專家諾曼·史密斯和肯·唐森德等,都對《Rubber Soul》,尤其是《Revolver》之後的作品貢獻巨大。[282]除了錄音技術上的創新如聲音效果、特殊的麥克風位置、循環帶、雙軌與變速錄音,披頭四還使用了當時的搖滾樂中非常規的樂器。這些包括弦樂和銅管樂團,以及印度樂器如《Norwegian Wood (This Bird Has Flown)》中錫塔琴、《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中的印度豎琴。[283]他們還使用了一些早期的電子樂器,比如麥卡尼在《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開頭使用的Mellotron電子琴襯托長笛的旋律[284],以及《Baby You're a Rich Man》中Clavioline電子琴模擬類似雙簧管的聲音。[284]
史上最偉大的音樂人。前《滾石雜誌》副主編勞勃·格林菲爾德(Robert Greenfield)把披頭四和畢卡索相比:「都是超越了各自時代的藝術家,原創出了特別的東西……在流行音樂領域,沒有其他藝術家比披頭四更有革新性、更有創造力、更獨特。」[245]他們不但在美國引發了「英國入侵」[285],也在全球範圍內有巨大影響力。[286][nb 17]
他們在藝術上的創新和在商業上的成功啟發了全世界的音樂人。[286]很多音樂人表示受到了披頭四的影響,或者通過翻唱他們的作品在榜單上取得佳績。[287]在電台上,他們的到來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1968年,紐約WABC電台主管禁止手下的DJ播放「前披頭四時代」的音樂。[288]他們重新定義了唱片,它不再只是包含幾首熱門單曲,剩下的歌曲僅僅作為填充品的產物。[289]他們也是現代音樂錄影帶的主要先驅者。[290]樂團1965年美國巡演在謝亞球場的開場演唱會吸引了約55,600名觀眾[116],創下當時演唱會的觀眾人數紀錄;斯皮茨(Spitz)將其描述為一次「主要突破……重塑演唱會行業的重大一步」。[291]對他們的服飾裝扮、尤其是髮型的模仿成為了反叛的標誌,對全世界的時裝業產生了影響。[94]
披頭四改變了人們聽流行音樂的方式,體驗了流行音樂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從披頭四狂熱現象開始,樂團的流行度使他們成為了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化身。作為該運動的象徵,他們成為了波希米亞主義以及各個社會政治議題下激進主義的催化劑,包括女性解放運動、同性戀解放運動和環境運動等。[292]在1966年「比耶穌更加偉大」的爭議後,披頭四對於說正確的事感到有很大壓力,接著「開始努力傳播更高智慧和覺悟」。[136]
1965年,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授予藍儂、麥卡尼、哈里森和史達大英帝國勳章中的員佐勳章(MBE)[109]。1970年的電影《Let It Be》獲得了1971年的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196]。披頭四樂團一共獲得了十座葛萊美獎[293]和十五座艾弗·諾韋洛獎[294],在美國擁有六次鑽石唱片認證、24次多白金唱片認證、39次白金唱片認證及45次金唱片認證[206][295]。在英國,披頭四獲得了四次多白金唱片認證、四次白金唱片認證、八次金唱片認證和一次銀唱片認證[207]。樂團於1988年進入搖滾名人堂。
作為史上銷量最高的藝人,截止2013年,披頭四在全球已售出超過八億張實體和數位專輯[296]。他們在英國專輯榜上擁有十五張冠軍專輯[297],在英國售出二千一百萬張單曲,兩個數據都為英國史上最高[298]。2004年,《滾石》雜誌把披頭四列為史上最偉大的藝人[299]。他們也在《告示牌》雜誌2008年的「史上最成功音樂人Hot 100」榜單上排名第一[300]。截至2015年,他們是告示牌百大單曲榜最多冠軍歌曲的紀錄保持者,共有二十首[301]。美國唱片業協會能證實的披頭四在美國的銷量為一億七千八百萬銷售單元,比其他任何音樂人都多[302]。樂團作為一個整體入選了《時代》雜誌的「時代100人:本世紀最重要的人物」名單[303]。2014年,披頭四獲得了葛萊美終身成就獎[304]。2017年,披頭四電影 : 《The Beatles: Eight Days A Week The Touring Years》 獲得了葛萊美獎最佳音樂電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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