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国策 / 維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改革開放由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鄧小平提出和創立,是在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實施的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可總結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1][2]。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等人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3][4]。相對而言,中國共產黨內部支持方被稱為改革派,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為首,並得到軍方代表葉劍英、楊尚昆等人支持,反對方則以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為首,兩派政治鬥爭長達17年(1978年—1995年),其中六四事件曾導致改革開放一度遭遇危機、改革派大幅受挫,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使得改革開放確立為中國今後的基本國策[5][6][7][8]。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逐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構成「鄧小平理論」,並於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間被納入中共黨章、1999年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9]。
改革開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決策和轉折過程,起始於文化大革命後的「撥亂反正」時期,改變了中國大陸自1949年起在經濟上近30年較為封閉的狀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先後出現了以深圳經濟特區以及上海浦東新區為代表的發展模式[10][11]。改革早期保守色彩仍濃厚,此後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逐漸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者於1993年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中國大陸資本市場誕生[12][13]。在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勞動保障情況下[14],中國大陸得以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國內外投資驟增,並於1991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15][16]。人均GDP則從1978年的115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12551美元,達到中等偏上國家的收入水平,東部部分省市人均GDP已超過2萬美元,2021年中國GDP總量達17.7萬億美元[17]。與此同時,國民生活質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有學者由此提出了「中國模式」的發展道路[18][19][20]。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初期的價格雙軌制、物價闖關、軍隊經商等政策較為失敗,中國社會還出現了官倒、腐敗、特權等問題,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21][22][23][24][25]。對其中的部分問題,鄧小平等人在1980年代前期修訂《八二憲法》、確立「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後,自1986年起曾試圖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但最終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而失敗,該事件也導致改革開放的進程放緩甚至停滯,直至鄧小平九二南巡後才重新提速[22][26][27][28][29]。此外,中國大陸發展過程中也缺乏自主技術、缺乏創新能力、對外依賴度過高,並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30][31][32]。經濟數據造假現象也屢見不鮮,特別是誇大了經濟增長數字[33][34][35][36]。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房地產泡沫等諸多問題[37][38]。改革開放的成果普遍以宏大敘事視角記述,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的大幅犠牲則普遍被忽略[14]。2021年發表的《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不諱言提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需要改善,但決議仍高度評價該基本政策的方向[39]。
改革開放中的「對內改革」實行混合經濟模式,農業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幹」),允許私有企業不再由國家管有,容許外商投資等政策。1978年前,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由黨和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資源。改革以兩個階段引進市場經濟原則:第一階段從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進行,主要涉及廢除農業集體制度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外資開放本地市場和允許本地企業家開創事業,但大部分工業仍然由國家擁有和營運;第二階段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進行,其政策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國有企業承包製度,政府不再控制物價,並廢除部分保護主義政策,儘管如此,國家仍然控制銀行業和石油工業等關鍵行業。此外,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
改革開放中的「對外開放」使得眾多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開闢了海外市場[40][41],同時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建議下,中共也停止了對外輸出革命[42][43][44]。期間,在沿海地區誕生了深圳、廈門、珠海等一批經濟特區,在中國大陸對外經濟交流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45][46]。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已開發國家向中國提供了包括無償援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長期援助[47][48][49][50][51][52][53],香港、澳門和台灣也對中國大陸提供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和理念等支持[54][55][56][57]。截止2009年,中國接受已開發國家的無償援助近67億美元(約469億人民幣),其中日本是中國的最大援助國,截止2010年日本對華援助占中國總外援比例的66.9%[47][48][49][52]。
有媒體和學者認為,「改革開放」至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執政時期發生了部分本質性的變化,習反對部分改革政策,低調地回退了許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政策,共產黨重申對包括經濟在內的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控制權,出現政治體制倒退[58][59][60][61][62]。2018年,漢學家裴敏欣認為,自1980年代改革時代開始以來,中國經濟目前是最不開放的[63];2020年官方亦提出以所謂「內循環」為主體以及「自力更生」[64]。與此同時,有海外媒體認為習近平時期中國領導層內部出現路線鬥爭和分歧[65][66][67],中國政府也推出了多項改革,包括廢除勞教體制[68]、修訂《環保法》[69]、建立國家監察委員會[70]、完善審計制度[71]等,試圖改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的種種社會問題;同時設立國家共同富裕示範區試圖探索出解決中國社會目前尖銳的貧富差距、區域差距等社會問題的方法[72][73],中國政府也繼續效仿當年設立經濟特區的辦法推出了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貿港、雄安新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經濟改革試驗區[7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濟原則和體系借鑑蘇聯模式,實行「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即注重發展重工業、執行計劃經濟及財產國有化[75]。1953年出台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推動農業合作社為基本經濟單位,在農村由農業合作社集體管理農地和農業生產,部分合作社更集體擁有農地和生產資料[76]。人民公社隨著第二個五年計劃(亦稱「大躍進」)落實在各地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的目標為移除私有擁有權,所有私人財產必須上繳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生產動力[76]:18。第二個五年計劃導致中國經濟大幅下滑,亦引致大規模饑荒和減產。1962年,在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領導下,農村人民公社進行改革,其核算單位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76]:18,及推行「三自一包」,此制度沿用至文化大革命。後來隨著國家主席劉少奇與黨主席毛澤東之間出現分歧,前者在文革中更被打倒受迫害致死,政策被迫中止。
中國在革命時代經歷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其經濟在七八十年代嚴重落後同地區亞洲四小龍的經濟[76]:27。儘管中國197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比1965年的1716億元[77]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遞增率達6.8%,並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民生工業基礎薄弱、效率與品質低落,缺乏創新多樣。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科學技術也整體上比較落後。而文革後,中共更出現了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在各種不利的情況下,鄧小平第二次重返中共領導層、進行了1975年整頓,而1977年第三次復出後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的主要權力,進行了撥亂反正,並嘗試在各方面改革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將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的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的表徵,自1950年代開始的計劃經濟雖然在建國初期能夠恢復經濟和推動初步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也日漸明顯:對國內經濟的控制使政府和企業的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鞋票、煤票、香菸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製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雞蛋票、自行車票等等的票證上千種。若按發行單位分,有全國通用、地方用、軍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不變為前提,改變生產過程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內推行。
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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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 | |
組織與人物 | |
國家領袖 | 鄧小平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胡耀邦 (中共中央總書記) |
國家元首 | 葉劍英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 李先念(國家主席) |
政府首腦 | 華國鋒 → 趙紫陽(國務院總理) |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三人被並稱為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78]。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全會徹底否定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方針,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決策[79]:237-238。同時,全會還作出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重新審查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鄧小平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綱領性講話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80][81]:278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此次全會以後,中國黨和政府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同年,松下電器成為第一家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資企業[82]。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導下」,全國農村逐步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即「分田包產到戶,自負盈虧」[79]:315-316。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大平正芳一行期間,強調了「四個現代化」,並提出了實現「小康」的概念[83][84]。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引用了「小康」這一概念,並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 在「小康社會」人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83][84]
鄧小平的首項改革措施在被全球許多共產黨長期忽視的農業領域率先展開。在1970年代後期,食品的供應和生產非常缺乏,政府人員甚至認為於大躍進時期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三年困難時期可能會再度出現[85]:8。鄧小平反對實行農業集體化,他堅持強調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人民公社的集體土地劃給了農民。在新政策的保護下,只要將合同規定的部分糧食繳納給政府,農民就可以正式管理他們自己的土地[86]:355。這一舉措使得1975年至1985年期間的農產量增加了25%,為其他領域的私有化創造了先例[86]:355。與蘇聯經濟改革時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鄧小平改革時自下而上的方法被認作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87]。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城市工業的改革也開始實行。政府引入了價格雙軌制:1979年國有企業改革展開後,即便超過了計劃配額,國有制工業依舊可以按照計劃和市場的雙重價格銷售商品,這一措施解決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短缺。此外,於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的工業責任制允許個人或團體通過合約管理企業,這進一步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發展。被中國共產黨收購的私營企業首次被允許經營,它們在工業產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漸升高[85]:10。價格的靈活性業有所提高,服務業規模擴大[85]:11。
自中國國民黨時代以來,中國首次開放了外商直接投資。鄧小平為外國投資設立了一系列經濟特區。與其他地區相比,阻礙經濟增長的官僚法規和干預措施對這些特區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些經濟特區因此相對自由。這些地區成為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引擎[85]:11。經濟特區的數量與規模持續擴大。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88]:13,此後中國政府創辦了更多的特區。此外中共解禁個體戶和鄉村家庭工業,恢復城鄉小商品市場。1979年底,全國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1981年,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達101萬[89]。
1980年,中央75號文件規定不准僱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討論僱工是否算剝削。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認為,根據資本論的定義,僱工達到八個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屬於剝削。1983年1月,中共中央對出現較多僱工的情形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89]
對內經濟方面,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地區展開[90]:115-118。農業方面,在鄧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79]:315-316。農業生產總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農民純收入也大幅提高,經濟改革初見成效[88]:14。習仲勳和廣東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著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等人作討論[91]:348。廣東之方案於7月15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50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之「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按鄧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特區於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91]:348-349。
幾乎所有高幹都去過特區至少一次,並表揚特區的成就,只有陳雲和李先念不去;1981年12月22日,陳雲講話稱:「要看到特區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91]:359。1982年12月31日,政治局發出第50號文件肯定廣東打擊經濟犯罪的工作,引用陳雲的結論:「特區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斷總結經驗,確保把特區辦好。」[91]:363
1984年1月24日,鄧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廣東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和廈門三個經濟特區,還視察中山和順德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之縣[91]:364。鄧並鼓勵特區建設,提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90]:51-52。對外方面,中國決定擴大對外開放地程度[90]:32:擴大進口的數量及進口國範圍[90]:119;改善進口產品結構,重點為技術輸入;提供外資直接進入中國設廠,改善中國生產結構以及派遣大量留學生赴西方學習科技[92]:142。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開展[93]:160。
鄧小平時代 (中共八大元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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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 |
組織與人物 | |
國家領袖 | 鄧小平 (中央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 胡耀邦 → 趙紫陽 (中共中央總書記) |
國家元首 | 李先念 → 楊尚昆(國家主席) |
政府首腦 | 趙紫陽 → 李鵬(國務院總理) |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94]。政府還在經濟領域開放了更多地區: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設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島經濟特區的決議;中共中央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金三角開闢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3月18日,國務院進一步擴大了沿海經濟開放區的範圍,決定將杭州、南京、瀋陽等140個市、縣劃入經濟開放區,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95]。1992年8月,重慶、岳陽、武漢、九江、蕪湖等5個沿長江城市,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太原、合肥、南昌、鄭州、長沙、成都、貴陽、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等15個省會城市對外開放[96]。
1984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時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之內,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同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確定英國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97]。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中國城市改革自此全面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實行百萬大裁軍,改革開放初期軍隊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路線,軍隊和軍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4月,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准國務院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七五」計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又稱「八六三」計劃。《綱要》確定了7個領域中的15個主題項目,作為今後發展高技術的重點。12月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
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會見荷蘭首相呂德·呂貝爾斯,談及《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90]:234-235。1987年9月,深圳率先試行土地使用有償出讓,出讓了一塊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限期50年,揭開了國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98]。10月25日至11月1日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指出:「由於『左』的積習很深,由於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上説,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99]:16代總書記趙紫陽做《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12月,深圳市公開拍賣了一塊國有土地的使用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首次進行的土地拍賣[98][100]。同年,中央5號文件中去除了僱工數量的限制,"三不"原則改成十六字方針:"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89]。
此期間的一個顯著的發展是國家控制權力下放,讓當地省級領導人嘗試如何促進經濟的增長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名義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鄉鎮企業也逐步開始私有化。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成為問題[101]:105。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經商者炫耀財富,抬高價格,威脅工薪階層的基本溫飽,使他們憤怒;鄉鎮企業從業者獲取原料和資金以自肥,企業家獲利部分來自鑽空子;「官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入袋,守法的幹部收入停滯;農民工入城,加劇通脹[91]:537。
另一方面,私營化在1992年以後開始加速,私營部門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中國政府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入:1984年和1988年時,中國政府將它稱為國家部門的「補充」,例如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展。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89]。不過到了1999年,私營經濟被定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85]:19。
「……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正確不正確?……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90]:303-308——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
1989年4月15日,曾為改革開放主要執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北京學生的悼念活動[102]:274[103]。悼念活動數日內演變為全國性抗議示威活動,參與者的訴求也變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擴大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102]:274[104][105]。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定性此次事件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隨後北京天安門廣場等地爆發了大規模遊行、抗議、示威、請願以致絕食活動。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嚴,由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中央軍委下令集結軍隊向北京進發。
6月4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進北京,以武力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及群眾,造成多人死傷。此次行動結束後被稱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發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譴責和制裁,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另一方面使得當時以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失勢,中國國內反改革開放的保守派抬頭,在當時對中國改革開放繼續進行下去構成了很大威脅,並使改革開放面臨著中斷夭折的危險[106]:11;中共領導層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和平演變」為名,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在此期間已經停滯甚至倒退。蘇聯等東歐共產黨國家全面崩潰也加劇了形勢的嚴峻性。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遠喬石、李瑞環等改革派,靠攏保守派[107][需要較佳來源]。政治上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搞「治理整頓」,打擊地方、鄉鎮經濟。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經卸任所有職務的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廣州、上海,並發表重要的「南巡講話」(後官方改稱「南方談話」,又稱九二南巡或鄧小平南巡)[109]這些講話要求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聲稱「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110],並認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九二南巡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又一個轉折點。此後不久,經濟改革政策復甦,政治改革進程則基本停止。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90]:370-371、「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90]:372、「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0]:372、「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90]:373、「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0]:375、「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90]:375、「發展才是硬道理。」[90]:377、「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亞洲「四小龍」),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90]:378、「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90]:380——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會議認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為此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111]:1。政治局全體會議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勇於創新,敢於試驗,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11]:2。
“ | 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我看只要是共產黨讓干的,就是社會主義。 | ” |
——朱鎔基,[112]:207 |
1992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對省部級幹部進修班講話,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表明「左」的表現主要是停留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教條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過去對社會主義一些不科學認識上,或者停留在改革開放前那些不正確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客觀實際,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開放,甚至認為搞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仍用過去那種「階級鬥爭為綱」思想來影響以至衝擊經濟建設為中心;表現右主要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政治動亂,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正確方向[111]:35-40。歷史上「左」錯誤泛濫時間長、影響深,帶著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干擾,是妨礙生產力發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111]:41。同月,李瑞環宣傳貫徹鄧小平重要談話,說經濟建設中心地位一百年不變,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兩個中心或多中心,妨礙和干擾經濟建設發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強化為經濟建設服務,自覺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和途徑,使群眾了解自己利益與責任,自覺為自己利益而奮鬥[111]:47-54。同月,榮毅仁(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堅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鄧小平提出,要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使中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同時提出「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穏步協調地發展」[111]:57-62。
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1992年後,改革開放的路線基本確定,中國從上到下進入了一個周邊國際環境基本和平,國內社會維持穩定,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階段,「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均得到了全面實施和基本完成。
江李朱體制 (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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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李鵬,朱鎔基 | |
組織與人物 | |
國家領袖 | 江澤民 (中共中央總書記) |
國家元首 | 楊尚昆 → 江澤民 (國家主席) |
政府首腦 | 李鵬 → 朱鎔基(國務院總理) |
歷史 | |
議會任期 | 1992年至2002年 |
就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 |
卸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 |
前任 | 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
繼任 | 胡溫體制 |
90年代初,鄧小平強迫中顧委主任陳雲、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保守派元老退休並開始實行徹底的改革[101]:114。鄧小平在生前經過精心挑選後,將他的接班人定為兩位熱情的改革者——江澤民和朱鎔基。同時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後中國國企陸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13]。1992年,鄧小平進行了著名的九二南巡,使得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改革開放重新提速。一些知名的談話內容和口號,譬如「貓論」、「不爭論」、「三個有利於」甚至「摸論」,成為後來「鄧小平理論」的重要部分[114],此後中共十四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進中共黨章(中共十五大正式命名「鄧小平理論」)[9]。「十四大」確認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93]:174。在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將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15]:11,24,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小平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116]:238[117]:91。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的《(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為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93]:175。受該因素影響,雖然鄧小平於1997年逝世,改革開放依舊得以進行下去。[29][118]
此後,政府於1997年和1998年展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除了少數大型壟斷企業,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遭到了清算,原屬於國企的資產均被出售給了私人投資者,工人則大量下崗失業。1997年,全國人大刪除了投機倒把罪。
2001年至2004年間,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48%[119]:573。此同時,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還降低關稅、削弱貿易壁壘、制訂更開放的法規;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廢除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如公費醫療、福利分房等);將軍事企業和解放軍強行分離[101]:116;減輕通貨膨脹;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些舉動引起了一些群體,尤其是私有化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不滿[101]:128,但也為中國創下了良好的經濟格局。
到了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比重占到了49.7%,外商和港澳台的比重占到了15%左右[120]。這一比重在此後繼續擴大[121]。同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經濟體[122]。但是,在石油業[123][124][125][126]和銀行業等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仍然存在[127]。
胡錦濤-溫家寶體制 (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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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人物 | |
國家領袖 | 胡錦濤(中共中央總書記) |
政府首腦 | 溫家寶(國務院總理) |
歷史 | |
議會任期 | 2002年至2012年 |
就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 |
卸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 |
前任 | 江李朱體制 |
繼任 | 習李體制 |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傾向改革的江澤民和朱鎔基等領導人開始卸任領導職務,傾向保守的胡錦濤和溫家寶開始逆轉原先的改革措施。觀察員發現該屆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成分[101]:129。胡溫政府增加了對醫療保健部門的補貼和控制[128];停止了私有化的進行[129]。正因如此,中國經濟被自由派媒體評價為整體呈現出了「國進民退」的趨勢[130][131]。
為應對2007年-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溫家寶於2008年出台四萬億投資計劃,這項投資造成了產能過剩[132][133]、通貨膨脹[134]、巨額地方債務[135][136]、銀行壞帳、生產率水平下降等問題,中國的經濟結構為此遭到了長期破壞[137]。許多學者都對其持負面評價[138][139],只有林毅夫等極少數學者支持該計劃[140]。而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大量資金流入商品房市場,房價暴漲了數倍[141][142],誘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143]。
評論者認為朱鎔基時代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財富在胡溫體制下消耗殆盡[144]。擁有特權的國有部門是政府投資的主要受益者,在新體制的推動下,大型「全國冠軍」發展迅猛,擁有了與國外大公司展開競爭的能力[129]。
但得益於四萬億投資計劃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時,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並成功舉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奧運會,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十年,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了4倍[145]。
習近平-李克強體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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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人物 | |
國家領袖 | 習近平(中共中央總書記) |
政府首腦 | 李克強(國務院總理) |
歷史 | |
前任 | 胡溫體制 |
繼任 |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上台執政。隨後,中國共產黨擴大控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導致至少288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反映了中共新的企業管理政策[62][146][147][148][149]。與此同時,習近平、王岐山等人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腐行動以及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等政治運動,但也有「選擇性反腐」和權力鬥爭的質疑[150][151][152]。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貿易區最先掛牌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9月,習近平到訪哈薩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習近平在同年10月於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一帶一路」升級為國家戰略[153][154]。此後「全面深化改革」在各種政府文件和新聞中出現,被媒體解讀為「中國改革新程的總綱領」[155]。有分析認為,習近平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與前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相比省略了開放二字,或許意味著持續了三十五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1978年至2012年)已經結束[156],但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卻聲稱中國仍然會堅持改革開放,習近平也在諸多公開場合宣告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且會加大開放幅度[157][158]。此外,外界和部分體制內人士則認為習的改革路線並沒有遵循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道路,且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屬於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即黨的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的寡頭政治以及「黨領導一切」[58][159][160][161][162]。
2017年4月,中國設立雄安新區是中國第19個國家級新區[163]。中國政府對外宣傳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其主要任務是成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
201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開始推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將部分國務院機構虛級化,由中共的黨內機構承擔實際職責。有學者和媒體認為本次機構改革是中國政治回歸改革開放前「黨政合一」的體制,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權力被削弱,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58][160][161][164]。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任期限制。有觀點認為此舉終止了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不但破壞了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讓習近平有機會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終身領導人和獨裁者[159][165][166][167]。但也有支持觀點認為,這樣會使中國的政局長期處於穩定狀態,讓改革發展的相關政策不會因為政治不穩定而影響實施,對中國接下的發展來說,具有非常積極有效的影響[168]。習近平在會見外國政要和中國官員時曾經解釋,他「個人反對」終身制,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是因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這兩個實權職務都沒有限制連任次數,為了避免他擔任的三個職務之間存在任期衝突才推動修憲,不過他並沒有說明他會不會擔任第三屆或者更長任期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169]。同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大會表彰了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獻人員,向他們頒授改革先鋒獎章,並向10名國際友人頒授中國改革友誼獎章[170]。
2019年8月9日,中國設立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171]。2019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17]。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要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72]。6月1日,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正式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正式計劃將海南打造成自由貿易港[74]。包括海南自貿試驗區在內,截止2020年中國大陸共設立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2020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10839美元,開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GDP突破100萬億人民幣[173]。
2021年6月10日,中國設立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試圖找出能解決中國目前遇到的收入差距,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等發展難題的道路[72][73]。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賦予海南更大的自主權。法案中涉及自貿港內居民權變更、接入全球網際網路、出入境政策及封關等深化改革創新與開放等內容。9月,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是中國第一家公司制證券交易所[174]。
2022年1月17日,中國國資委表示中國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共中央黨政機關和直屬事業單位所管理企業中公司制企業占比97.7%,地方國有企業中公司制企業占比99.9%[175]。
2022年4月11日,中國政府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文件,計劃將中國大陸打造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以求打破中國大陸內部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176][177]。
2022年3月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發出指示,針對新冠疫情必須堅持清零政策,強調中國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178]。2022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坦言,針對Omicron變異株的清零,使經濟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原始疫情衝擊時還大[179]。有分析認為,習近平主導的清零政策及伴隨的封鎖措施,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180][181][182],繼續實行動態清零政策將使中國經濟持續處於衰退狀態[183][184]。至2022年12月,在白紙運動後,中國政府頒布新十條,結束了持續三年的清零政策,管控造成中國的經濟危機因此得以舒緩[185][186][187]。
2022年10月23日,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選舉出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習近平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88],開啟史無前例的第三任期,習近平派系基本上占據中央政治局全部席位[189],部分媒體認為,44年的改革開放結束。[190][191]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第三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2],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位任期超過十年的國家主席,任期超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歷任國家主席。
2023年6月25日,中國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雄安綜合保稅區[193]。
2023年6月28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法》第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194]。
2023年11月1日,新疆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為中國大陸第2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宣布新疆自貿易試驗區將被賦予更大改革自主權[195]。
2023年11月24日,中國外交部宣布在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間對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6國實行單方面15天入境免簽政策[196]。
2023年12月15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在上海市、江蘇省、廣東省、北京市、浙江省、海南省等地區進行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放試點,試行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政策[197]。
2024年1月24日, 中國政府發布《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198]。
2024年3月1日,位於廣東省珠海市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正式實施封關運行[199]。
2024年3月19日,中國政府發布《紮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計劃通過擴大外國資本在大陸的可投資領域,優化營商環境等措施來吸引更多外資投資[200]。
此章節需要提供更多來源,否則內容可能無法查證。 (2017年9月10日) |
在改革前的時期,中國農業的績效極差,糧食短缺現象十分普遍[201]:478。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較為絕對的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也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強制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名義上新體制使農業生產得到大發展,農村開始富裕起來;實際數據表明,改革後,農業產量增速放緩,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無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隨著農業生產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發展,農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拉大,由於信息不對稱,孤立的農民無法了解農產品的市場價格,無法形成對農民有利的農產品市場,農業收入下降;而原有的農村鄉鎮企業被鄉鎮領導私自占有後迅速發展起來。
同時,人民公社的解體也導致了原本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的進一步分化。並且在包產到戶以後,小農經濟不再適合農業集體化,公社時期大規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設施,由於無法召集大規模人力維修,而不斷破損。同樣在公社時期的大規模新墾高產、穩產田運動,也無法繼續。集體化的消失也打斷了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逐漸開始發展的機械化,在另一個層面上使得農村更加落後。不僅如此,公社解體後,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鄉鎮企業也無法繼續經營,最終全部破產或者通過改制而私有化。
多數人認為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當時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先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像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2006年,中國廢止農業稅條例,中國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歷史終於結束,經改革開放農業改革,中國農村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政府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制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中國政府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譬如「紅帽子工程」),大量減少了失業人口,緩解了工人的不滿[202]。由此,「改革開放的成功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持以及下崗職工的奉獻和犧牲也是不可能的。國家現在所積累的巨大物質財富,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14]
城市改革取得的進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民眾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後,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於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蘇聯、東歐和東德共產主義陣營隨之垮台,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日趨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20世紀90年代,金融業自由化[203]:339。中國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服務業被解釋為可開放的,外商投資獲准;零售、批發和分銷的限制也已經結束[204]:657。銀行業、金融服務業、保險業和電信業也向國外投資開放[204]:658-659。
中國的銀行業由四家大型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主導,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壟斷的[205]:522[206]。中國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銀行。由於國家管理效率低下,這些金融部門被普遍視為中國經濟的累贅[207]:866。不良貸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無法盈利的國企出於政治目的進行[205]:523,尤其是保持低失業率的政治目標,是金融體系和經濟的一大拖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後對這些銀行展開了資本重組。2000年,這些銀行在GDP中的比重高達22%以上;到了2006年,它們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總額約為1,600億美元[205]:528。觀察家們建議通過銀行體系私有化來解決該問題,4家銀行在股市上市時,這一建議得到了部分執行[205]:530。由於中國的兩大金融交易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籌集資本方面相對無效[205]:514。
到20世紀80年代,廣告在實現鄧小平推進的現代化目標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中國政府仍然在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這並沒有抑制消費主義的增長[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