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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語錄 1
| 「 | 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和福利國家已經成為可互換的術語，在一些人的口中則被視為叱責的術語。如果你從一個嚴格的個人主義競爭社會的角度來看待一切，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就不難理解了。免費的醫療服務是純粹的社會主義，因此它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享樂主義。稱其為不勞而獲是荒謬的，因為任何事物都必須以某種方式來付出代價。 | 」 |
| — 安奈林·貝文，第16任英國衛生大臣, 《代替恐懼》, 1952年 | ||
精選語錄 2
| 「 | 照我的見解，今天存在著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是這種禍害的真正根源。我們看到在我們面前一個龐大的工商業界，它的成員彼此在不斷地拚命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果實，這種剝奪不是通過暴力，整個來說，而是嚴格按照法定的條例去進行的。在這方面，重要的在於認識到生產手段——那就是生產消費資料以及附加的生產資料所必需的全部生產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經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便起見，我在下面的討論中，將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產手段的人統統叫做「工人」——雖然這並不完全符合於這名詞的習慣用法。生產手段的占有者有條件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手段生產新商品，而這些商品就成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關鍵是在工人所生產的東西同他所得的報酬（兩者都用實際的價值來計量）之間的關係。在勞動合同是「自由」的情況下，決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同就業競爭的工人數目的關係。甚至在理論上，工人的報酬也不是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了解到這一點，是很關緊要的。 |
」 |
| —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1949年5月 | ||
精選語錄 3
| 「 | 我相信社會主義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並且我確信它將會在某一天統治世界。然後我們就會達到千禧年……這就是我們正在進入的狀態。接著人們就會滿足於為公共福利而工作並與鄰居們分享他們的財富。 | 」 |
| — 安德魯·卡內基, 紐約時報 (1885年1月2日) 《一個百萬富翁社會主義者》 | ||
精選語錄 4
| 「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各先進國家裡，資本發展到超出了民族國家的範圍，使壟斷代替了競爭，創造了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所以，在西歐和美國，現在擺在日程上的是無產階級為打倒資本主義政府、為剝奪資產階級而進行革命鬥爭。帝國主義把群眾推向這種鬥爭，因為它使階級矛盾大大加劇，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眾的處境日趨惡化。在經濟方面，是托拉斯和物價昂貴；在政治方面，是軍國主義的增長、戰爭的頻繁、反動勢力的加強以及民族壓迫和對殖民地掠奪的加強和擴大。社會主義取得勝利以後，必須實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實現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離權。無論在目前、在革命時期或革命勝利以後，社會主義政黨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動來證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並且在自由聯盟——沒有分離自由，自由聯盟便是騙人的鬼話——的基礎上同它們建立關係，那就是背叛社會主義。
當然，民主也是一種國家形式，它必然會隨著國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這只有在最終勝利和鞏固了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完全的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實現。 |
」 |
| — 弗拉基米爾·列寧,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 1916 | ||
精選語錄 5
| 「 | 馬克思主義道德也同樣起源於英國。馬克思主義在每一句話中都揭示了使其產生的思想過程是神學的而非政治的。它的經濟學理論是基本道德態度的產物，而唯物主義歷史觀只不過是植根於英國革命的哲學中的最後一個篇章，後者的聖經情緒在英國的思想中仍然占主導地位。
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的基本概念被認為是道德上的選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詞是這個非宗教的宗教里描述善與惡的術語。「資產階級」是魔鬼，工薪階層是新神話中的天使，而人們只需要嘗試一下《共產黨宣言》的庸俗道路，就能認出文學面具背後的獨立派基督教。社會進化是「上帝的旨意」。「最終目標」，在早期階段，是永恆的救贖；所謂的「資產階級文明的崩潰」曾被稱為「最後的審判」。 |
」 |
| —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 1919年 | ||
精選語錄 6
| 「 | 在這場衝突中，這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世俗國家與普世的教會國家之間對立的問題；無論我們在哪裡遇到普世主義，反民族主義和反個人主義都是其必然的對應物。它也不需要是有意識的普世主義，只要有一個想法指向的是絕對的、無限的目標就足夠了。所以，舉個例子，所有一貫有理性的社會主義都會導致絕對國家。直截了當地稱社會主義者為「對國家危險的政黨」，正如通常所做的那樣，只會引起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如此受愛慕的混亂之一。當然，社會主義對個別民族國家意味著危險，就整體而言，它對個人主義原則也意味著危險，但它對國家的觀念並不構成危險。它誠實地承認其國際主義；然而，它的特徵並不是在一個分散的，而是在一個極其發達的組織中顯現出來，可以說是如同從機器中複製而來的。在這兩點上它都暴露了它與羅馬的密切關係。事實上，它代表了與教會所相同的天主教理念，儘管它從另一個端掌握了這一理念。也正因為如此，它的體系中沒有個人自由和多樣性、個人原創性的空間。
是什麼團結起了所有的社會主義者，是對自由的憎恨，…正如福樓拜所說。 * 拆除外在障礙的人，就會豎起內在的障礙。社會主義是偽裝起來的帝國主義； 如果沒有等級制度和優先權，它便很難實現；在天主教會中，它找到了一種社會主義的、反個人主義的組織模式。 |
」 |
| — 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 《十九世紀的基礎》, 1899年 | ||
精選語錄 7
| 「 | 如果試一試用革命民主國家，即用採取革命手段摧毀一切特權、不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的民主制度的國家來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然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或一些步驟！
因為，如果資本主義大企業成了壟斷組織，那就是說，它面向全體人民。如果它成了國家壟斷組織，那就是說，由國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條件下，國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的武裝組織）來指導整個企業。但是為誰的利益服務呢？ ——或者是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服務，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國家，而是反動官僚國家，是帝國主義共和國； ——或者是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務，那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因為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再向前跨進一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於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就這一點來說，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 在這裡，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客觀的發展進程是這樣：不走向社會主義，就不能從壟斷組織（戰爭使壟斷組織的數目、作用和意義增大了十倍）向前進。 |
」 |
| — 弗拉基米爾·列寧, 《大難臨頭，出路何在？》 | ||
精選語錄 8
| 「 | 絕對公開的監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交換經驗就只限於新政府的官員的排他的圈子之內。腐化不可避免。（列寧語，見《通報》第36期）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在幾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下已經退化的群眾在精神上徹底轉變。社會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眾首創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難置於度外的理想主義，等等，等等。對於這一點，沒有人比列寧知道得更清楚，描繪得更透徹，也沒有人曾象他那樣堅持不懈地反覆強調，只不過他採取的手段完全錯了。命令，工廠監工的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這一切都是治標的辦法。達到再生的唯一途徑：公共生活本身的學校，不受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公共輿論。恐怖統治恰恰是敗壞道德的。 | 」 |
| — 羅莎·盧森堡, 《俄國革命。批判的評價》, 1918年 | ||
精選語錄 9
| 「 | 有許多人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們關心的只是第一個意義，熱烈地信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但他們既不關心也不理解這些目標何以才能實現，他們確信的僅僅是這些目標一定會實現，無論其代價如何。但對幾乎所有那些把社會主義不僅當做一個希望也當做實際政治中的一個目標的人來說，現代社會主義特有的方法與目標本身同樣重要。另一方面，許多和社會主義者一樣重視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的人們，由於看到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方法對其它價值的危害，而拒絕支持社會主義。因此，有關社會主義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正成為有關手段而不是有關目標的爭論——儘管社會主義的不同目標能否同時實現這個問題也被提到。
這已足以造成混亂了。而這種混亂，又由於通常的習慣否定那些反對其手段的人會重視其目標而進一步增大。但這還不是全部。使這種情況更加複雜的是這個事實，即作為社會主義改造首要工具的同一種手段「經濟計劃」，也可以用於許多其它目的。我們如果想使收入的分配符合流行的社會正義觀念，就必須對經濟活動進行集中管理。因而，所有要求以「為使用而生產」代替為利潤而生產的那些人，都需要「計劃」。但是，如果收入的分配以一種在我們看來違背正義的方式進行調節的話，這樣的計劃就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了。世界上的好東西大部分應歸於某個高貴的種族，如北歐日耳曼人，還是應歸於某一黨派的成員或一個貴族階級，對此我們必須採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確保一種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
」 |
|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944年 | ||
精選語錄 10
| 「 | 柏林最近的這個「斯巴達克周」是什麼？它帶來了什麼？它教給了我們什麼？還在鬥爭中間，在反革命的勝利喧囂聲中，革命的無產階級就應該就已經發生的事對自己作出解釋，用偉大的歷史尺度來衡量事情的過程和結果。革命要抓緊時間，它要繼續衝擊，越過還沒有掩蓋的墳墓，把「勝利」和「失敗」撇開不管，朝著它的偉大目標前進。自覺地遵循革命的路線，走革命的道路，是為國際社會主義奮鬥的戰士的首要任務。
在這場鬥爭中能期待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嗎？能期待推翻艾伯特—謝德曼和建立社會主義專政嗎？當然不能，如果充分地考慮到所有決定這個問題的各種因素的話。單是目前革命事業的弱點，即廣大士兵在政治上還不成熟，還經常被軍官濫用於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目的的這一情況，就已經證明，在這次衝突中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持久勝利的。另一方面，軍隊不成熟這一情況本身只是德國革命普遍不成熟的一個象徵。 大多數士兵來自平原地區，這個地區一如既往，還幾乎沒有被革命觸動。至今柏林仍差不多同全國完全隔絕。落後地區的革命中心——在萊因地區、沿海地區、在不倫瑞克、在薩克森，在符騰堡——固然全心全意站在柏林無產階級一邊，但畢竟首先還沒有做到在前進時完全步調一致，還缺乏行動上直接的共同性，這種一致性和共同性是會使柏林工人階級的時攻和戰鬥力無與倫比地更為有效的。其次，火山爆發的真正根源、為革命的階級鬥爭不斷提供力量的經濟鬥爭剛剛處於開始階段，而這只不過是革命在政治上不成熟這一情況的更深刻的表現。 |
」 |
| — 羅莎·盧森堡,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 | ||
精選語錄 11
| 「 | 在革命發展的最初階段，在任務的急迫性和缺乏解決該問題的前提之間存在著矛盾，因此一些個別鬥爭在形式上以失敗告終。但是革命是一種獨特的「鬥爭」形式——這也是革命的特殊生存規律——在這種形式的戰爭中，能通過一系列的「失敗」為最後的勝利作好準備。
現代革命的全部歷史和社會主義的全部歷史向我們揭示了什麼？歐洲爆發的第一次階級鬥爭，即1831年里昂絲綢紡織工人的暴動，是以嚴重的失敗告終的；英國的憲章運動是以失敗告終的。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起義是慘重的失敗告終的。巴黎公社是以可怕的失敗告終的。社會主義的整個道路上——僅就革命鬥爭而言，鋪滿了純粹的失敗。但是這同一個歷史一步一步地以不可阻擋這勢走向最後的勝利！我們從歷次「失敗」中吸取歷史經驗、知識、力量、理想主義，要是沒有這些失敗，我們今天會停留在什麼地方？今天我們已直接地逼近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最後戰役，今天我們正是立足於我們必不可少的那些失敗之上的，每次失敗都是我們的力量和目標明確性的一個部分。 在這裡，與革命鬥爭截然對立的是議會鬥爭。在德國四十年內 ，我們只有議會鬥爭的「勝利」，我們簡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然而結果是，在1914年8月4日偉大的歷史考驗面前，在政治上和道義上遭到一次致命的失敗，空前的崩潰，史無前例的破產。迄今革命給我們帶來的完全是失敗，但是這些不可避免的失敗積累起來恰恰是未來的最後勝利的保障。 |
」 |
| — 羅莎·盧森堡,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 | ||
精選語錄 12
| 「 | 當然要有一個條件！問題在於，各次的失敗是什麼情況下遭到的，是因為群眾的一往直前的戰鬥力由於一切不夠成熟的歷史先決條件的限制而受到挫折，還是因為革命行動本身由於不徹底、不堅決和內在的弱點而陷於癱瘓。
上述兩種情況都有典型的實例，一個是法國的二月革命，另一個是德國的三月革命。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的英雄行動已成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的生氣勃勃的源泉。德國三月革命的悲劇象一個拴在現代德國的發展的腳上的鉛球。它的後續影響通過正式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特殊的歷史一直涉及德國革命的最近的進程，涉及剛剛經歷的戲劇性的危機。 從上述問題的角度來看，這個所謂的「斯巴達克周」的失敗是怎樣的呢？「斯巴達克周」的失敗是由於採取猛烈衝擊的革命力量和形勢不夠成熟造成的，還是由於行動的軟弱和動搖而造成的？ 兩種原因都存在。這次危機的互相矛盾的特點，即柏林群眾的強有力的、堅決的、進攻的態度同柏林領袖的不堅定、退縮的動搖態度的矛盾是最近這次插曲的特殊標誌。 領導失靈了。但是領導可以而且必須由群眾並且從群眾中重新推選。群眾是決定性的，群眾是磐石，革命將依靠這塊磐石取得最後勝利。群眾站得高，他們使這次「失敗」成為國際社會主義引以為驕傲並從中吸取力量的那些歷史失敗的一個部分。未來的勝利因此將從這一「失敗」中茁壯成長。 「柏林秩序井然！」 你們這幫愚蠢的奴才！你們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將在「磨刀擦槍聲中再次興起」，吹響令你們驚惶失措的號角，宣告： 我來過，我又來到，我還將重臨！ |
」 |
| — 羅莎·盧森堡,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 | ||
精選語錄 13
| 「 | 在1月2日，《萊比錫人民報》發表了其比利時記者的一篇題為《混亂中的團結》的文章，文中作者表達了他對社會民主主義者們針對勞動群眾的策略的看法，這些勞動群眾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但卻正在建立各種獨立於資產階級的組織。他認為，在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情況下，將所有這樣的組織聯合為同一個勞工黨是最實際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不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社會民主黨，而是與普通的工黨打成一片。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者們因此必須犧牲原則的明確性，那麼，這可以通過動員群眾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來彌補。他們通過這種行動所獲得的經驗將引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
在《前進報》中，M.貝爾同志在與我們的英國同志阿斯丘的討論中（1908年12月30日，《英國工黨與社會主義》）更加有力地表達了同樣的想法如下：「在我看來，工人階級的聯合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所依賴的最為重要的條件。如果我必須在一個小規模而高效的社會主義政黨和一個龐大的、非社會主義的、但在政治和經濟上均獨立的工人階級之間做出選擇，我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這位比利時同志預言道，任何除他所舉薦之外的其他道路都一定會導致正統宗派的形成。貝爾同志也同意這個觀點；儘管他委婉地形容該宗派為「小規模卻高效的社會民主黨」，但在他看來，其效率肯定只存在於理論原則上，顯然會是紙上談兵勝於行動。 |
」 |
| — 卡爾·拉狄克, 《工人階級的聯合》, 1909年 | ||
精選語錄 14
| 「 | 顯然，在最後提到的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主義的迅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生計為其進行煽動提供了素材，使其普遍觀點為群眾所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黨始終從同一個角度闡明其所有事件，如果它讓自己的旗幟公開地在空中飄揚，那麼每一次經濟鬥爭，即便是最小的，都會成為培養階級鬥爭的學校。然後更多的群眾將無日不聚集在社會民主主義周圍，它就成為資產階級和政府必須考慮到的公眾生活中的一個政治因素。但這種增長並不能一下子擺脫之前發展的影響。如果在新型運動正在覺醒的國家中迄今為止還存在以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工人運動，那麼它肯定不會一下子消失。每一個植根於生活的社會組織，即使在它獲取力量的條件發生了對其不利的變化之後，仍然能夠持續存在很長時間。而且（我們將回到這一點）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是通過持久的而非短暫的條件而產生的。始終如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存在對這場運動有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動作，其對資產階級和政府及其在工人階級當中的盟友的批評，一方面構成瓦解資產階級工人運動的一個因素；另一方面，它在反對資本的鬥爭道路上驅使後者，但必須看到，鬥爭仍然是猶豫不決、充滿矛盾的。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使加強資產階級工運中的階級戰爭因素成為可能，並將其部分體現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話，那就是針對該運動的無休無止的戰爭。這不僅適用於資產階級政黨建立的各種組織——例如在德國適用於基督教工會和希爾施-敦克爾工會——不僅適用於那些像英格蘭的工會的獨立組織，而且適用於所有這些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但根源卻是資產階級的組織。這項政策雖然暫時分裂了無產階級，卻為無產階級隨後在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唯一恆久組織的旗幟下的聯合做好了準備。 | 」 |
| — 卡爾·拉狄克, 《工人階級的聯合》, 1909年 | ||
精選語錄 15
| 「 | 哥本尼克上尉在實際欺詐行為這一領域中對軍國主義所起的作用，和18世紀末那位寶貴的格斯泰夫·圖赫在論說方面對它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圖赫在其「論一個擴大的德意志軍事國家的社會意義」這一巨著中，設計了一個未來社會，他把軍國主義描述為這個社會的溫曖的、照耀一切和指導一切的中心太陽，是這個社會的心臟和靈魂，這個社會是唯一真正的「民族的和文明的社會主義」，整個社會變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兵營，這些兵營是初級學校，也是高等學校，是產生愛國精神的工廠，而軍隊則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破壞罷工者的組織。這種對軍國主義黃金理想國所抱的使人狂喜的幻想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有系統的狂想，但正因為它是一種有系統的狂想，它脫離開一切實際障礙去幻想軍國主界的目的和方法，並把它們引申到其最終結論，這就給予其本身以一種象徵性的意義。
今天，軍國主義最少在一個極其重要的領域內，已經成為由階級立法、官僚政治、警察統治、階級司法審判，和各種派別的教權主義組成的這樣一個太陽系的太陽。關於這一點，在下文還要作進一步的說明。對於一切階級統治、一切階級鬥爭策略來說，它是一種時而公開時而隱秘的最後調節器，這不僅對資本家階級來說，而且對無產階級來說也是如此，同時不僅對於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來說，而且對於它的政治組織來說也是如此。 |
」 |
| — 卡爾·李卜克內西, 《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 1907年 | ||
精選語錄 16
| 「 | 然而，摧毀國際的世界大戰必須被看作是一次強有力的布道，它明確聲明了一個新的國際，一個不同類型的國際的迫切需要，其力量將不同於資本主義列強在1914年8月4日如此輕而易舉便分散了的力量。
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只有萬國勞動群眾的合作才有可能拯救人類。群眾根本不期盼這場戰爭。他們從不希望如此。那麼，在將對戰爭的憎恨深藏於心的同時，他們又何必互相殘殺到底呢？據說，任何一個民族發起和平提議都將是懦弱的表現；好吧，那就讓大家一起來提議吧。首先發言的國家表現出的將不會是軟弱，而是實力。它將會贏得後世的榮耀和感激。成為國際間兄弟情誼的先知，認識到他為支持社會主義與和平所說的每句話，他為這些理想所做的每個行動都會在其他國家激起類似的言論和行動是當前每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責任，直到期盼和平的焰火在整個歐洲熊熊燃燒。你和我們的俄羅斯和塞爾維亞同志為世界樹立的榜樣將在社會主義者陷入統治階級陰謀的任何地方產生效仿效應，並且我相信英國的工人群眾很快就會團結起來支持國際工黨。德國工人中的反戰情緒已經比一般假想的要強烈得多，而其他國家要求和平呼聲的迴響越響亮，他們就越會更加激烈和積極地為這裡的和平而努力。這樣，所有交戰國的工人階級就會意識到為有著社會主義原則的和平而奮鬥的必要性，一種沒有征服、沒有屈辱的和平，一種不是基於仇恨而是基於博愛，不是基於武力而是基於自由的和平，一種因其正義性而可以永恆的和平。這樣，即使在戰爭期間，國際也可以復活並能彌補以前的錯誤。因此，一個全新的國際必將復興，不僅在實力的數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革命熱情上、在遠見卓識上以及在克服專制主義、秘密外交與反對和平的資本主義陰謀的危險方面都做好了準備。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團結起來，以戰反戰！ |
」 |
| — 卡爾·李卜克內西, 《致英格蘭的一篇新年問候》, 1914年 | ||
精選語錄 17
| 「 | 但是，如果認為，由於這種對空想主義的批判，由於這種關於對歷史發展不再持空想主義態度在客觀上已經成為可能的歷史認識，空想主義對無產階級解放鬥爭說來實際上就已經被克服，那可就是一種幻想了。只有當階級意識達到那樣的階段，即馬克思描寫的理論和實踐的真正統一，階級意識真正和實際的介入歷史進程，以及因而實際洞察到物化，這一切實際上都已實現了的時候，空想主義才能算是被克服了。但這一切決不會一致地一下子發生的。這不僅因為存在著民族的或「社會的」層次，而且在同一工人階層的階級意識內也有著不同的層次。經濟和政治的分離是這方面最突出，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事實表明，存在著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階層，它們對於它們的經濟鬥爭有著完全正確的階級本能，它們甚至能把這種本能提高為階級意識。這不是什麼機械的雙重性問題乃是不言自明的。關於政治的功能的空想主義觀點必然會辯證地反過來影響到關於經濟發展的觀點，特別是影響到關於整個經濟的觀點（例如工聯主義的革命理論）。因為反對整個經濟體系的鬥爭和整個經濟的改組，如果沒有對政治和經濟相互作用的正確認識，就是不可能的。
像巴洛德或行會社會主義那樣完全空想主義的理論，就是在今天也還擁有它們的影響，這就說明了，即使在無產階級直接生活利益受到關注，眼前的危機已經使人能夠從歷史的進程中看到什麼是正確的行動這樣的階段，空想主義思想仍沒有被完全克服。 |
」 |
| — 盧卡奇·格奧爾格, 《歷史與階級意識》, 1920年 | ||
精選語錄 18
| 「 |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
」 |
| — 毛澤東,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1949年 | ||
精選語錄 19
| 「 | 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是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礦產。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現在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是很迂緩了。中國現在沒有機器，交通上不過是六七千英里的鐵路，要能夠敷用，應該要十倍現在的長度，至少要有六七萬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藉助外資來發展交通運輸事業，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材來經營這些實業。至於說到礦產，我們尚未開闢。中國的人民比美國多，土地比美國大，美國每年產煤有六萬萬噸、鋼鐵有九千萬噸，中國每年所產的煤鐵不及美國千分之一。所以要趕快開採礦產，也應該借用外資。其他建造輪船、發展航業和建設種種工業的大規模工廠，都是非藉助外國資本不可。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是很發達，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的情形一樣。外國因為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
」 |
| — 孫文,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 第二講》, 1924年 | ||
精選語錄 20
| 「 |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社會之歷史的進化來講呢？因為我們相信社會主義，並不是憑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會之歷史的進化程序令我們不能不相信。我們改造社會，並不是將原有的社會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來給我們居住。我們改造社會，絕對沒有這麼一回事。仍然是在舊社會里造出一新社會來，所以我們要從資本主義的社會改造成社會主義的社會，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會之歷史的進化是怎麼一回事。
社會組織進化的歷程，是從漁獵時代酋長時代，進而為農業時代封建時代，由農業手工業時代進而為機器工業時代，即資本主義時代，再由資本主義的工業時代進而為社會主義的工業時代。這個進化歷程的變遷，純是客觀的境界，不是主觀的要求。為什麼由漁獵社會進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研究社會主義的人，對於這些客觀的境界，是非常要緊的。如果不懂得客觀的境界，但憑主觀的要求，在不曾開步走的時候，盡可由你胡思亂想，若當真開步走，第一步便發生困難，第二步便絕對不能前進了。到了走不進的時候，便要走到很危險的路上去，更或者走投無路，索性走到了向後轉的路上去；所以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很注意客觀的境界，就是這個緣故。 我們要想把中國現在不好的社會改造過來，一定不可忽視了客觀的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張社會革命簡直和張勳復辟是同樣的價值。張勳復辟也說現社會不好，非把他改造不可。這完全是他主觀的要求，並不是客觀的境界。所以離開客觀的境界，單由主觀的要求，只是不滿足現社會來謀改造，在主觀上，無異於張勳。在事實上，這種不懂得又不注意客觀的進化之人，不滿足現社會，而又走途無路，會竟至和張勳走到一條路上去。 |
」 |
| — 陳獨秀, 《我們為什麼相信社會主義》, 1923年 | ||
精選語錄 21
| 「 | 因此，如果說，從社會前提的角度看，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決不會「過早」發生，那麼，另一方面，從政治效果即從政權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過早」發生的。使伯恩施坦睡不著覺的過早的革命，像達摩克利斯的劍一樣懸掛在我們頭頂上，對於這把劍，任何請求和祈禱，憂慮和恐懼都無濟於事。這裡有兩點很簡單的理由：
第一，要想一下子通過無產階級的一次勝利的打擊來完成把社會從資本主義制度變成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巨大變革，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如果設想這是可能實現的，那就意味著再次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的觀點。社會主義變革以長期的、頑強的鬥爭為前提，在這個鬥爭中，根據各種可能的情況看來，無產階級會不止一次地被擊退，因此，從整個鬥爭的最後結局的觀點來看，第一次必然是「過早地」掌握政權。 但是，第二，這種「過早地」掌握政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伴隨著奪取政權而來的那種政治危機的過程中，在長期頑強鬥爭的烈火中，才能達到足以完成最後的偉大變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無產階級的那種對國家政權的「過早的」進攻，本身就是幫助最後勝利的時機的到來和決定這個時機的重要歷史因素。從這個觀點出發，認為勞動人民「過早地」奪取政權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謬的，它來源於對社會發展的機械的理解，假定階級鬥爭勝利的一定時機產生於階級鬥爭之外，不依賴於階級鬥爭。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這樣一來除了「過早地」奪取政權外，沒有別的辦法，換句話說，既然它必須一次或數次奪取它，以便最後持久地掌握它，那麼，反對「過早」奪取政權的反對派不是別的，正是根本反對無產階級為奪取國家政權而鬥爭的反對派。 由此可見，正如條條大路通羅馬，我們從〔伯恩施坦理論的〕這一方面也會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修正主義的放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的方針，也就是放棄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方針。 |
」 |
| — 羅莎·盧森堡, 《社會改良還是革命？ 》, 1900年 | ||
精選語錄 22
| 「 | 社會黨人一向譴責各民族之間的戰爭，認為這是一種野蠻的和殘暴的行為。但是我們對戰爭的態度，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和平的擁護者和鼓吹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有原則的區別。我們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不同的是，我們懂得戰爭和國內階級鬥爭有必然的聯繫，懂得不消滅階級，不建立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消滅戰爭，再就是我們完全承認國內戰爭即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奴隸反對奴隸主、農奴反對地主、僱傭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是合理的、進步的和必要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既不同於和平主義者也不同於無政府主義者的是，我們認為必須歷史地（從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別地研究每次戰爭。歷史上多次發生過這樣的戰爭，它們雖然象任何戰爭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是它們卻是進步的戰爭，也就是說，它們由於幫助破壞了特別有害的和反動的制度（如專制制度或農奴制），破壞了歐洲最野蠻的專制政體（土耳其的和俄國的）而有利於人類的發展。因此，對目前這場戰爭，必須研究它的歷史特點。 | 」 |
| — 弗拉基米爾·列寧, 《社會主義與戰爭》, 1915年 | ||
精選語錄 23
| 「 | 肯定有人會這麼反駁我們：我們是把資本主義的規律套用在社會主義經濟上了；經過計劃的經濟不需要通過危機手段甚至是預先降低速度來進行調節。史達林官僚機構及其理論家們的論據儲備相當貧乏，不等他們開口就能料到他們要彈哪段老調。這種語境下的反駁不過就是同義反覆罷了：既然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那我們就該按「社會主義的辦法」做事，也就是定一個速度越來越快的經濟上升計劃，然後完全依照它來調節經濟。但關鍵在於，我們並沒有進入社會主義。我們還遠遠沒有掌握好按計劃進行調節的辦法。我們只是在完成頭一個粗略的假設，我們完成得很差，而且還是在黑燈瞎火當中摸索。我國不僅是可能發生危機，甚至是必然會發生危機。而官僚機構已經為近期將要到來的危機創造了條件。
過渡社會的規律性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性大不相同，但它和將來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協調的經濟，它基於仔細核對且得到妥善保障的動態平衡進行發展）的規律性也有很大差異。集中、統一，還有一致的領導權——社會主義在生產上的這些優越性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應用不當，特別是如果遭到官僚的濫用，這些優越性就會轉向自身的反面；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轉為反面了，因為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對此視而不見就等於是為經濟的混亂力量掃清了障礙。繼續用鞭打督促的辦法強迫經濟發展就是在加重災禍。危機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這是無法預測的。所幸，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所依靠的不只是自發盲動的力量。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即使在危機當中也依然存在，也許可以說特別是在危機當中尤其突出。資本主義國家只能被動地熬過去，坐視危機在人民當中肆虐，或者像帕彭那樣搞一些財政上的把戲。而工人國家會全力以赴地應對危機。預算、信貸、生產、貿易——統率經濟的一切推動力都集中在一隻手上。危機的緩和與最終克服不是通過發號施令，而是通過調節經濟的手段。在冒進的攻勢之後，必須要儘可能深思熟慮和計劃周全地進行撤退。這就是來年，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十六年需要完成的任務。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先撤退，之後前進才更有把握。 |
」 |
| — 列夫·托洛茨基, 《蘇聯經濟面臨危險！》, 1932年 | ||
精選語錄 24
| 「 |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 |
」 |
| — 毛澤東, 《矛盾論》, 1937年 | ||
精選語錄 25
| 「 | 一件藝術作品的獨一無二性是與它置身於那種傳統的聯繫相一致的。當然，這傳統本身是絕對富有生氣的東西，它具有極大的可變性。例如，一尊維納斯的古雕像，在古希臘和中世紀就處於完全不同的傳統聯繫中。希臘人把維納斯雕像視為崇拜的對象，而中世紀的牧師則把它視作一尊淫亂的邪神像；但這兩種人都以同樣的方式觸及了這尊雕像的獨一無二性，即它的光韻。藝術作品在傳統聯繫中的存在方式最初體現在膜拜中。我們知道，最早的藝術品起源於某種禮儀——起初是巫術禮儀，後來是宗教禮儀。在此，具有決定意義的是藝術作品那種具有光韻的存在方式從未完全與它的禮儀功能分開，換言之，「原真」的藝術作品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價值植根於神學，藝術作品在禮儀中獲得了其原始的、最初的使用價值。藝術作品的這種禮儀方面的根基不管如何輾轉流傳，它作為世俗化了的禮儀在對美的崇拜的最普通的形式中，依然是清晰可辨的。世俗的對美的崇拜隨著文藝復興而發展起來，並且興盛達3世紀之久，這就使人們從禮儀在此後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震盪那裡清楚地看到了禮儀的基礎，隨著第一次真正革命性的複製方法的出現，即照相攝影的出現(同時也隨著社會主義的興起)，藝術感覺到了幾百年後顯而易見的危機正在迫近，藝術就用「為藝術而藝術」的原則，即用這種藝術神學作出了反應。由此就出現了一種以「純」藝術觀念形態表現出來的完全否定的神學，它不僅否定藝術的所有社會功能，而且也否定根據對象題材對藝術所作的任何界定(在詩歌中，馬拉美是始作俑者)。
對機械複製時代藝術作品的考察必須十分公正地對待這些關係，因為這些關係在此給我們準備了一些決定性的看法：藝術作品的可機械複製性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把藝術品從它對禮儀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料。複製藝術品越來越成了著眼於對可複製性藝術品的複製。例如，人們可以月一張照相底片複製大量的相片，而要鑑別其中哪張是「真品」則是毫無意義的。然而，當藝術創作的原真性標準失靈之時，藝術的整個社會功能也就得到了改變。它不再建立在禮儀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種實踐上，即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 |
」 |
| — 瓦爾特·本雅明, 《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1936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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