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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正教上海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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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正教上海教區是東正教在上海市設立的一個教區，是一個以俄僑為主體的教會[2]。成立於民國13年（1924年）5月，西蒙任首任主教。民國35年（1946年），因時任主教聖伊望反對中華東正教會大主教魏克托爾歸正莫斯科牧首區（蘇聯背景），教會分裂。分裂狀況持續至1949年春伊望離滬[4]。1965年，東正教上海教區活動停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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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歷史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有俄僑28人[2]，沙俄政府以途經上海的俄商和俄海員日益增多為藉口，欲在上海建立東正教堂，遭到清政府的拒絕。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同意了沙俄政府提出的在上海建立東正教堂的要求[6]。次年，俄羅斯正教駐北京傳道團在閘北地區購地籌建東正教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建成第一座東正教堂——主顯堂[2]。
十月革命後，眾多俄僑流亡上海，由吉洪司祭（正教會）主持的俄國災民賑濟會假座俄國駐滬總領事館舉辦各種宗教道德座談會和報告會。在這基礎上，俄僑著名醫師卡扎科夫倡議組織上海俄僑正教協會，藉以團結流亡在滬的俄僑東正教徒。民國12年（1923年）2月22日，在上海召開代表會議，成立上海俄國正教協會，並通過協會組織章程；會議推選西蒙為名譽會長，卡扎科夫醫師為該協會會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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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3年（1924年）5月，俄羅斯正教駐北京傳道團大主教英諾肯提乙宣布成立中華正教會，歸屬流亡在塞爾維亞的俄羅斯正教會域外教會（白俄背景）。該會在北京成立總會，傳教總部設在天津，下轄北京、上海、哈爾濱、新疆、天津五個教區，任命主顯堂堂長西蒙司祭為上海教區首任主教[2]。祝聖儀式於 9 月 4 日在哈爾濱聖尼古拉斯大教堂舉行。
20世紀20年代，隨著原俄國人大量來滬，東正教傳入盧灣區（現黃浦區）及徐匯區境內。民國13年（1924年）4月，貝當路（現衡山路）737弄1號俄國商業學校附設教堂，稱提喚堂，供師生祈禱[1]。12月初，俄國退伍海陸軍人聯合會創建第一所教堂，堂址霞飛路（今淮海中路）588弄13號，次年3月21日正式開放，主持人司祭尼古拉夫斯基，遂名聖尼古拉夫斯軍人小教堂[8]。
民國15年（1926年）12月，俄僑於惠民路120弄5號募捐租賃兩幢二層樓房，改建成教堂，稱救主堂。東正教傳入楊浦區境內[1]。
民國20年（1931年）6月26日，西蒙晉升為中華正教會大主教，仍駐節上海。次年10月21日，魏克托爾於南斯拉夫王國任上海主教[2]。
同年，魏克托爾向東正教徒和白俄僑民集資，在亨利路（今新樂路55號）建造東正教堂及主教府，即聖母大堂[10]。同時，原沙俄中將格列博夫發起募資建立聖尼古拉斯堂，堂址高乃依路18號（今皋蘭路16號）。12月18日，舉行奠基典禮。在聖母大堂建成以前，此堂為上海東正教徒、尤是旅滬俄僑宗教生活的中心[1]。
民國22年（1933年）2月中旬，西蒙大主教在籌建聖母大堂時患重感冒，最終於24日去世。魏克托爾隨後接任中華正教會大主教。次年，伊望接任主教[5]。同年3月31日，聖尼古拉斯堂建成。6月4日，舉行聖母大堂奠基典禮[1]。
民國24年（1935年）6月24日，由司祭李遜一發起，成立上海中國正教協會。協會由虞洽卿擔任會長，文子正等擔任副會長[7]。
民國25年（1936年）2月，聖母大堂建成，伊望兼任堂長[1]。同年，上海中國正教協會在聖母大堂開辦華俄學校，並在白克路（今鳳陽路）鵬飛小學增設夜校部招收中國學生，聘請俄僑擔任俄語教師。同年4月，又增設漢語官話課，招收俄僑學生[7]。該年有旅滬俄僑16229人，絕大部分信仰東正教[2]；參加復活節晨禱儀式的俄僑多達1萬人以上。次年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華俄學校停辦，上海中國正教協會亦停止活動[7]。
民國29年（1940年），復活節參加晨禱的俄僑達到1.2萬人，在上海的數百名東歐國家外僑也參加了晨禱儀式。是夜，上海各個東正教堂張燈結彩，徹夜祈禱[9]。民國31年（1942年）5月，中華正教會任命羅果仁大司祭為聖母大堂堂長[1]。這一年，上海有俄僑2.1萬人、東正教堂10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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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結束後，民國35年（1946年）初，大主教魏克托爾宣布中華東正教會歸正莫斯科牧首區，改稱中華東正教會。
1月15日，魏克托爾抵達上海，要求伊望服從教區當局並加入莫斯科宗主教區，但後者拒絕了。魏克托爾於是提議上海神職人員以大會形式，承認阿列克謝一世牧首的首領地位。隨後兩個月內，上海的局勢仍然不明朗。蘇聯領事館在移民中鼓動承認蘇聯公民身份並返回蘇聯。同時，魏克托爾則斥責了伊望[11]。伊望則堅持反蘇立場，並向國民政府密告魏克托爾在上海淪陷期間「通敵」。流亡在慕尼黑的俄羅斯正教會域外教會則於5月10日電令伊望「堅守崗位」，並晉升伊望為大主教[2]。6月15日，魏克托爾正式向伊望遞交了莫斯科牧首關於免去他主教職務的命令，並任命前新疆教區主教尤韋納利為新的上海教區主教。國民政府方面承認伊望為管轄所有堂口的主教[11]，並於8月由上海警備司令部扣押了魏克托爾；後者經蘇聯政府干預後釋放。為此，魏給伊望絕罰處分。上海東正教會至此分裂。聖尼古拉斯等2所教堂歸屬中華東正教會，聖母大堂等7所教堂歸屬域外教會。俄僑在政治上也出現分化。次年，蘇聯政府開始撤回本國僑民。民國37年（1948年），蘇籍僑民增至1萬餘人，無國籍俄僑（白俄）降至9000餘人[4]。
民國38年（1949年）初，國際難民組織將部分無國籍俄僑撤至菲律賓，這項工作從1月持續到5月初；伊望隨後則轉去西歐及美國舊金山[2]。同時，隨著大批俄僑撤離上海，上海俄國正教協會自行結束[7]。1966年7月2日，他在祈禱時去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上海俄僑不足2000人，上海教區則由蘇聯籍大司祭羅果仁主持，有外籍神父7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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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26日，莫斯科牧首區任命華籍天津教區主教杜潤臣負責上海教區。11月26日，杜潤臣帶領王泉生、盧亞夫等從北京來到聖母大堂，接管上海教區工作[10]。這時，東正教徒不足1000人（含中國教徒45人）[2]。
1953年12月2日，杜潤臣主教在給尼古拉都主教的信中說：
自新中國誕生後，（……）除東正教以外，無論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經過了革新，都在蒸蒸日上，惟獨東正教依然如故，毫無進展，反而趨向末路，這是令人痛心的事。
東正教在中國自立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不可能的事，教友的稀少，人材的缺乏，經濟的困難，這一切是你所知道的，可是另有更大的難處，是東正教會尚存在著人為的很多缺點，成了教會發展的障礙，且被社會人士所不齒，（……）兩年前確有不少的基督徒和外教人來考查東正教，對教義甚為滿意，但日久發現了俄中神品生活的腐化，貪愛世俗，爭名奪利，等等暗昧的行為，都已退去矣，至於基督徒進東正教的問題，已是事過境遷，早成泡影了，許多傳道的機會都已錯過。（……）
在上海的教會，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困難萬分，（……）祇有以信心仰望上帝施恩了。[12]
1956年3月30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關於交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和莫斯科大主教區所屬東亞教區財產的議定書》，規定上海東正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和莫斯科牧首脫離關係。5月，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與蘇聯政府訪華代表團對上海市東正教會房地產進行交接，並簽署了交接文件[2]。同月24日，魏克托爾離開中國，前往蘇聯；1966年9月18日，他在克拉斯諾達爾病逝。9月28日，在滬東正教房地產正式移交中國政府[4]。同年，在聖母大堂成立自主中華東正教會，杜潤臣被推選為上海市政協特邀委員[10]。
1958年初，上海教徒有136人（含中國教徒52人）；其中國籍主教1人、神父3人。1961年，全市教徒有86人（含中國教徒44人）；仍有中國籍主教1人、神父3人主持宗教活動。1965年3月3日，杜潤臣主教病故，此時僅有中外教徒18人。舉行完主教喪禮後，上海教區所有宗教活動停止，教職人員由政府安排轉業[4]。杜主教死後埋在上海天主教息焉公墓。至此，以東正教上海教區為名義的所有東正教活動都已經結束。目前，上海教區的東正教友和全中國大陸境內的一樣，由莫斯科牧首直接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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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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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人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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