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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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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行動（荷蘭語：Operatie Kraai；印尼語：Operasi Gagak）是荷蘭於1948年12月發動的一次軍事攻勢，旨在削弱印尼的獨立運動。行動發生在印度尼西亞民族革命期間，荷蘭軍隊以突襲形式占領了印尼臨時首都日惹，並逮捕了印尼的實際領導人蘇加諾和穆罕默德·哈達[3] 。荷蘭的軍事行動雖然在軍事上取得短暫勝利，但荷蘭卻因此違反了此前簽署的倫維爾協定停火協議[4]，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同時刺激了印尼獨立運動的游擊戰升級，最終導致荷蘭在政治上被孤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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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行動在荷蘭被稱為第二次警察行動（politionele actie），而在印尼歷史中被稱為第二次荷蘭軍事侵略（Agresi Militer Belanda 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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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烏鴉行動的主要目標是攻占當時的印尼首都日惹以及印尼控制的除亞齊以外的地區，並解散印尼[7]。荷蘭計劃建立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聯邦政治實體，以納入荷蘭設計的國家框架，從而維持對印尼的控制[3][5]。
荷屬東印度群島政府指控印尼違反了第一次攻勢「產品行動」後簽署的停戰協議，即倫維爾協定[3][6]。該協議要求印尼軍隊撤出荷蘭占領區，以換取荷蘭解除海上封鎖[6]。然而，雙方局勢因多重因素變得更加複雜[6]。
荷蘭在產品行動後控制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路，使得印尼軍事人員和平民的撤離變得異常困難，許多人只能依靠隱秘的小路完成轉移[5]。儘管大部分印尼戰鬥人員按照指示撤至范穆克線（印尼之前與荷蘭劃定的軍事停火線）的印尼一側，仍有約4000名非正規軍拒絕遵守協議，繼續留在荷蘭控制的區域[3][5]。
與此同時，荷蘭在印尼控制區周邊實施嚴格的陸地封鎖，不僅限制人員的流動，還切斷了糧食、布匹和藥品的供應，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的緊張局勢[6]。此外，荷蘭單方面在其占領區內推進聯邦國家的設想，導致印尼方面對其失去信任，雙方矛盾進一步加深。[8]
此外，荷蘭指揮部在1948年9月成功破譯了印尼的加密通訊，獲得了印尼軍事與外交戰略的重要情報[9]。這一優勢使得荷蘭總指揮西蒙·亨德里克·斯普爾能夠在軍事和外交層面全面反擊印尼的行動[9]。荷蘭對其情報優勢信心十足，在襲擊開始前三天，便在雅加達召開新聞發布會解釋行動計劃[9]。 襲擊時間與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計劃派遣私人飛機將蘇加諾和穆罕默德·哈達轉移至西蘇門答臘的武吉丁宜的計劃不謀而合，二人在武吉丁宜計劃組建緊急政府，並經由新德里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為印尼爭取支持[3]。印尼民族革命期間，新獨立的印度始終支持印尼，將其視為一場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象徵[3][6]。
12月18日，荷屬東印度總督路易·比爾通過雅加達電台宣布將於次日發表重要講話，然而荷蘭切斷了通訊線路導致消息並未傳至日惹[10]。與此同時，斯普爾下令對印尼發動全面襲擊，並選擇在12月19日印尼軍隊演習前發動進攻，以突襲方式打擊印尼部隊。此次襲擊未事先通知聯合國調解委員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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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經過
在12月19日凌晨（荷蘭時間零點），荷蘭政府通過廣播宣布終止《倫維爾協定》的停戰協議，隨即展開代號為「烏鴉行動」的軍事行動。這次行動旨在通過強大的軍事壓力摧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組織架構，並以間接統治為核心，計劃將印度尼西亞分裂為15至20個邦，建立「印度尼西亞合眾國」[12][13]。
面對荷蘭的軍事進攻，印度尼西亞國家軍隊（TNI）依據《Perintah Siasat No. 1》（第一號作戰命令）制定了全面人民防衛戰略。該戰略的核心包括以下內容：
- 放棄線性防禦，改為分散抵抗；
- 運用「韋爾克賴斯」（Wehrkreise）系統，將戰區劃分為多個獨立的抵抗區域；
- 實施游擊戰術，以延緩荷蘭軍隊的推進，為撤退和補給爭取時間[14]。
印尼當局還採取了其他策略，如將軍隊和民眾遷入山區建立抵抗基地，並實施「焦土政策」以消耗荷蘭的資源[15]。儘管荷蘭軍隊在空中和地面力量上具有明顯優勢，印尼軍隊依靠游擊戰術和民眾支持，成功延長了抗爭時間並保存了有生力量[16]。 在此次行動中，荷蘭軍隊迅速占領了包括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在內的關鍵地區，並控制了戰略要地日惹。然而，印尼軍事領導人（如蘇迪曼將軍）避免與荷蘭主力進行正面交戰，轉而採取分散和持續抵抗的策略[14][16]。 上午，荷蘭指揮官西蒙·亨德里克·斯普爾將軍指揮部隊發動了對日惹的全面進攻，目標是削弱印尼的軍事力量與控制能力。這次代號為「烏鴉行動」（Operation Kraai）的軍事行動中，荷蘭軍隊憑藉空中與地面的絕對優勢迅速占領了包括機場、道路和橋梁在內的戰略要地[17][18]。 儘管荷蘭指揮官預計印尼軍隊會誓死守衛首都日惹，但印尼國民軍（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的大部分部隊早已撤出，轉而防守其他重要地區，以應對荷蘭的後續攻勢[17]。荷蘭的突襲導致印尼軍隊在部分地區的抵抗陷入混亂，戰略設施的失守進一步擴大了荷蘭軍隊的戰術優勢[18]。 面對荷蘭的強大攻勢，印尼軍事領導人蘇迪曼將軍審時度勢，避免與荷蘭軍隊正面交戰，轉而採取游擊戰術。這一策略不僅有效保存了有生力量，還為共和國爭取了時間，以重組抵抗力量並繼續推進長期抗爭[19][20][21]。
印尼軍事指揮官蘇迪曼將軍在得知荷蘭突襲的消息後，通過無線電向部隊下達命令，要求儘快採取應對措施，並建議總統蘇加諾及其他領導人準備撤離，以保護政府的核心力量[22]。然而，經過內閣會議討論，蘇加諾和印尼高層領導人決定留在日惹，以繼續與聯合國及三邊委員會的特使保持聯繫，尋求外交解決方案[22][23]。
國際社會對荷蘭的行動態度不一。荷蘭政府宣稱其進攻旨在「恢復秩序」，但聯合國及其他國家對此提出質疑[24]。
荷蘭軍隊迅速占領了馬古沃機場，並對日惹發動全面進攻，荷蘭空軍的轟炸進一步削弱了印尼的防禦力量[23]。印尼軍隊被迫採取「焦土戰術」，摧毀包括空軍基地和參謀總部在內的關鍵設施，以防止荷蘭軍隊完全掌控這些戰略資源[23][25]。在進攻過程中，印尼總統蘇加諾、副總統穆罕默德·哈達以及前總理蘇坦·斯雅里爾被荷蘭軍隊俘虜，並流放至邦加島[26][23]。
占領期間，蘇丹哈蒙庫布沃諾九世選擇留在日惹的王宮，堅持不與荷蘭政府合作。他拒絕接受荷蘭的調解建議，並繼續與共和國保持聯繫[22][27]。到12月20日，印尼軍隊已全面撤出日惹[23]，而爪哇的軍事指揮官阿卜杜勒·哈里斯·納蘇蒂安將軍隨即宣布實施全面人民防衛的游擊戰術，將爪哇農村轉化為支持游擊隊的戰略基地[23]。 與此同時，戰爭的持續加劇使印尼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的矛盾進一步顯現。蘇門答臘和亞齊等地區對中央政府的政策表達了強烈不滿，這種緊張局勢因戰爭壓力而愈發尖銳[28]。游擊戰術不僅是抵抗荷蘭軍事壓迫的關鍵手段，同時也成為協調中央與地方力量的重要工具。這一戰術不僅體現了軍事鬥爭，還為民族主義的廣泛動員提供了平台[29][30]。
在這一背景下，印度尼西亞緊急政府於12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總部設在西蘇門答臘的武吉丁宜，由斯亞弗魯丁·普拉維拉內加拉擔任領導[31]。作為對緊急政府成立的回應，蘇迪曼將軍迅速通過無線電發表聲明，表達對新政府的全力支持，並號召全國民眾加入抵抗運動。這一呼籲不僅加強了緊急政府的合法性，同時也激發了全社會對抗荷蘭占領的熱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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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
荷蘭對印尼的襲擊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尤其在媒體上得到了廣泛關注[33]。美國多家報紙發表社論譴責荷蘭的軍事行動[34]。作為對荷蘭入侵印度尼西亞的回應，美國政府威脅暫停對荷蘭的馬歇爾計劃經濟援助，而荷蘭在印尼的軍事開支幾乎相當於美國援助金額的一半[34]。由於荷蘭將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大量用在對印度尼西亞的軍事行動上，導致美國的不滿，馬歇爾計劃被批評為「資助無效的殖民帝國主義」[35]，引發了美國政界、教會和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對印尼獨立運動的公開支持。[35][36]
在國際壓力下，1948年12月24日，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呼籲各方立即停止敵對行動[33]。1949年1月，安理會進一步通過決議，要求荷蘭恢復印尼的共和政府。[37]
荷蘭軍隊在軍事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分別於1948年12月31日在爪哇島和1949年1月5日在蘇門答臘島宣布停火[33]。然而，游擊戰仍在繼續，直至1949年5月7日協議簽署後敵對行動才正式結束。該協議為印尼進一步獨立奠定了基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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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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