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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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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理論(英語:dependency theory),或稱作依附學派(dependency school),是1960年代晚期由拉丁美洲學者所提出的國際關係與發展經濟學理論。其將世界劃分為先進的中心國家與較落後的邊陲國家,後者在世界體系的地位使之受到中心國的盤剝,故得不到發展,或產生腐敗等弊病。
基本理論
關於中心/邊陲的界定,其間的機制與效應等問題,學界至今沒有定論,不過依附理論的各流派中仍有共通的幾個命題,簡述如下:
- 世界分成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伊曼紐爾·華勒斯坦還進一步引入半邊陲國家的概念。
- 中心由工業國家構成,邊陲國家則向中心國家出口原料,並從事勞力密集產業為主。
- 邊陲之所以為邊陲,並非因為它是工業化浪潮的後進者(這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主張),而是在世界市場上受到制約所致,外力包括跨國企業、國際組織(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等等代表中心國家利益的力量。
- 因此邊陲國家因不平等交換的依附關係而無法翻身,中心國家則透過此關係維持較高所得及外貿優勢,使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差距難以縮小。
因此,以國內市場為主、減少外國資金挹入,調整產業結構以符合內需市場或較激進的社會革命是依附理論對邊陲國家所提出的建議。
簡史
依附理論首先是作為現代化理論的反面在1950-60年代出世的,其提倡者是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根據古典經濟學,國際貿易會讓各國達到比較優勢,相互得益,但是普雷維什在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研究拉丁美洲的實際發展,引出了相反的結論:窮國財富的減少與著富國財富的增加一致。Paul Baran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完善了他的理論,此後各家蜂起。德裔經濟學家安德烈·岡德·法蘭克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支,Theotonio Dos Santos考慮邊陲國對內及對外的關係,創建了「新依附理論」。巴西前總統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在流亡期間曾寫過許多相關論著。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則進一步發展其中的馬克思主義面向,稱之為世界體系理論。
爭議
依附理論遭到自由市場的鼓吹者反擊,他們主張依附理論的藥方將造成腐敗及競爭不足等問題,印度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也不合乎依附理論的預測。另一些學者則指出亞洲四小龍都曾實施進口替代政策,美援的因素也不容忽視[1]。
依附發展理論是依附理論的流派之一,它主張跨國資本能在窮國的內需市場上牟利,所以邊陲也能得到部份的發展,但是這往往是以腐敗或社會兩極分化為代價的。
其他理論家和相關理論
弗朗索瓦·佩魯和庫爾特·羅斯柴爾德是與依賴理論相關的另一批早期學者。著名的依賴理論家還有赫布·阿多、瓦爾登·貝羅、魯伊·毛羅·馬里尼、恩佐·法萊托、阿曼多·科爾多瓦、埃內斯特·費德爾、巴勃羅·岡薩雷斯·卡薩諾瓦、基思·格里芬、庫尼貝特·拉弗、保羅·以色列·辛格、沃爾特·羅德尼和奧斯瓦爾多·桑克爾。這些學者中,許多人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而在阿拉伯世界,依賴理論的發展則主要由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推動並加以完善。[2]
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完善了依賴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內涵,並在此基礎上擴展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簡稱 WST)。該理論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觀點密切相關。華勒斯坦指出,隨著發達的核心國家不斷利用全球資源積累財富,貧窮的外圍國家則持續陷入貧困。世界體系理論融合了依賴理論、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研究視角,是對全球不平等結構的系統性解釋。[3]
瓦勒斯坦在世界體系理論中提出「半外圍國家」這一概念,作為介於核心與外圍之間的第三類國家。他主張採用三元結構,以更準確反映世界體系的複雜性及各國在發展過程中的不同定位。[4]在這個模型中,半外圍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但其技術水平不如核心國家先進,且不掌握全球金融的主導權。通常,一組半外圍國家的崛起往往以另一組國家的衰落為代價。然而,儘管這種動態變化存在,基於不平等交換形成的世界經濟結構總體上仍保持穩定,其基本的不平等格局難以改變。[2]
依賴理論學者認為,儘管外圍國家可能在短期內出現經濟增長的高峰,但從長期來看,其增長往往是不平衡且不平等的,並且通常伴隨著經常帳戶的高額赤字。[2]經濟增長中的周期性波動對跨國比較具有重要影響,表面上的長期增長可能只是短期回升。阿里吉指出全球資本積累邏輯不斷演變,自20世紀80年代起,資本主義進入以金融資本主導、放鬆監管的新階段,與以往的監管周期形成對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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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理論的例子
儘管依賴理論較為新近,但國家間的依賴關係由來已久,並通過資本主義和金融體系得以延續。許多欠已開發國家因長期債務和資本負擔,難以擺脫對外部資源的依賴。[5]
依賴理論的典型體現是1650至1900年間,歐洲列強通過殖民擴張建立起全球經濟體系,從殖民地獲取原材料,加工後再出口回殖民地,造成殖民地財富持續流向歐洲,強化了對其經濟的控制。[6]
儘管有人認為殖民主義衰落後依賴關係已消失。[7]但另一些學者指出,當前許多國家仍依賴美、德、英、中、印等強國提供援助與投資,依賴現象依然存在於全球體系中。[8]
援助依賴
援助依賴是一種經濟現象,指欠已開發國家(LDC)對較已開發國家(MDC)提供的財政援助和其他資源的依賴。援助依賴指的是一個國家政府支出中由外國捐助者資助的比例。 [9]
援助依賴率達到約15%至20%或更高的國家,往往和該國出現負面結果有關。[10]導致援助依賴的原因在於發展和經濟、政治改革的受阻,這種阻礙往往源於將援助視為貧困國家的長期解決方案。長期向有需求的國家提供援助,使得接受援助的國家逐漸習慣並產生了「依賴綜合症」。[1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第一世界國家努力建立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以及冷戰時期的競爭,國際發展援助開始廣泛普及。[12]1970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將每個國家國民總收入的0.7%設定為國際援助的目標比例。[13]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援助的動機只是幫助貧窮國家。但大量證據表明,捐助者的戰略、政治和經濟利益往往才是援助的主要驅動力。Maizels和Nissanke(1984年)以及McKinlay和Little(1977年)開展了相關研究,分析了捐贈者的動機。研究發現,美國的援助流向受軍事和戰略因素影響較大;而英國和法國則傾向於向其前殖民地以及那些擁有重要投資利益和密切貿易關係的國家提供援助。[14]
圍繞外國援助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受援國的部分公民在獲得援助後,工作積極性減弱。此外,一些人甚至故意減少工作時間,導致收入下降,從而使自己繼續符合援助資格。[15]援助依賴容易導致勞動力積極性下降,阻礙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升。長期依賴援助的國家難以實現自給自足和可持續增長。糧食等援助進口削弱了國內產業,特別是農業使最低度開發國家在援助減少時更依賴低價進口,加劇了經濟脆弱性。[16]這種情況發生在海地,即使援助大幅減少但仍有80%的糧食庫存依賴美國進口。[17]
當捐助者對受援國的治理產生過大影響時,就會形成政治依賴。由於國家依賴這些資金,許多捐助者在受援國政府中擁有強大的話語權,從而削弱了政府的效能和民主質量。[18]這導致受援國政府制定的政策更多迎合捐助者的意願,而非本國人民的需求。因此政府腐敗問題加劇,同時也阻礙了政府和政治進程的改革。[19]這些捐助者可能包括其他國家或組織,其潛在意圖未必符合當地人民的利益。在許多政治腐敗嚴重且缺乏公民權利的國家,政治依賴往往成為援助依賴中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20]
由於對援助的依賴,問責制可能從公眾轉移到國家與捐助者之間,從而導致「總統制」的出現。所謂總統制,是指政治體系中總統和內閣掌握政治決策權。在民主國家,預算和公共投資計劃通常需要議會批准。但捐助者資助的項目往往不在國家預算內,因此不受議會監督。[20]
依賴援助的國家在腐敗程度上通常比不依賴援助的國家更嚴重。外國援助常成為尋租的潛在來源,而尋租行為往往表現為公共部門就業的增加。隨著公營企業取代私人投資,私營部門的疲軟使政府面臨的問責和透明壓力減小。援助助長了腐敗,腐敗又進一步加劇了援助帶來的腐敗,形成惡性循環。外國援助為腐敗政府提供了自由的現金流,進一步助長腐敗。腐敗阻礙了經濟增長和發展,使這些貧窮國家陷入困境。[21]
自2000年以來,援助依賴程度已減少了約三分之一。[22]這種趨勢在加納等國尤為明顯,其援助依賴率從47%降至27%;在莫三比克,援助依賴率也從74%降至58%。[22]減少對援助依賴的目標領域包括創造就業機會、推動區域一體化,以及促進企業參與和貿易發展。[23]
政治腐敗一直是維持援助依賴並阻礙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歐巴馬執政期間,國會曾指出,千禧年挑戰公司(MCC)所採用的反腐敗標準不夠嚴格,成為減少援助依賴的障礙之一。[24]
事實證明從長遠來看,當外國援助被精準投向合適的部門並得到有效管理時,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相比傳統的政府間國際援助形式,目標明確的組織與捐助者之間的具體合作在減少援助依賴方面取得了更大成效。波札那就是這一成功案例,該國自1966年起開始接受援助。[19]在這種情況下,波札那主動確定援助需求領域,並根據這些需求尋找合適的捐助者,而不是被動接受其他國家援助,這些國家的政府通常對資金分配擁有決定權。波札那等受援國主導的案例更為有效,部分原因在於它們拒絕捐助者只關注短期數字(如糧食分配)來報告項目成效,而是更注重長期的增長和發展,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就業發展等方面。[20]
參考文獻
相關文獻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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