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此條目介紹的是新文化運動時代對《晏子春秋》內典故之一的再演繹。關於原始典故，請見「二桃殺三士」。

關於該公案牽涉之「士」定義問題，請見「士 (消歧義)」。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中華民國學者章士釗刊登在上海《新聞報》之〈評新文化運動〉中的句子；意指白話文拗口，但因涉曲解典故引起爭議。^[1][2][3]

論戰概要

首次

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胡適等人領導並開啓文學革命，主張推廣白話文以達到「我手寫我口」之目的，遂引起誓要維護文言的學者抵制，其中以章士釗領導甲寅派首當其衝，與胡適等人爭鋒相對，各自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由此掀起一系列論戰。章士釗於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在上海《新聞報》以〈評新文化運動〉爲題，舉二桃殺三士例，批判白話繁雜，宣揚文言優點^[3]：

「[...]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呼。」

——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論戰當事人，左為章士釗，中為魯迅，右為胡適

在章士釗發表文章後不久，同樣支持新文化運動的魯迅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報副刊》以〈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爲題，指出此典故是出自《晏子春秋》^{[註 1]}：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名大將自恃功高，對相國晏嬰不敬，後晏嬰欲與齊景公謀除三人，景公賞三人兩個桃子，使三人因無法分配而自盡。故此可看出，「士」意即勇士，而非士族、士大夫的「讀書人」。魯迅於文章中批評章士釗為宣傳文言文引經據典，卻錯用^[4][2]：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魯迅，〈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二次

在魯迅的文章刊登後，章士釗並未第一時間回應；不過他一度有轉變立場的跡象，與新文學運動領袖胡適和好，在某次宴席中還贈與胡適一首白話文新詩，以示對「新文學運動的投降」；後者則相應寫了篇七言絕句贈於章，也稱願與他「相親不相鄙」。^[5]

但在一九二五年《甲寅》復刊時，身為主編的章士釗卻要求投稿「文字務求雅訓，白話恕不發布」，並接連發佈數篇批評白話文運動的議論，使胡適認為其出爾反爾，故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國語期刊》刊登〈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批評章士釗是「時代的落伍者」還提及〈評新文化運動〉中的「謾駡」並不能阻止白話文運動發展。^[1][6][5]

作爲回應，章士釗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甲寅》一卷第九號期刊上重新發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但新增了一段後文，並為先前「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事件辯解，認爲將勇士錯寫為讀書人，只是一種「小節」而不影響他要表達的主旨^[1]：

「[...]北京報紙。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為二桃殺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曰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曬也」。

——章士釗，甲寅版〈評新文化運動〉

魯迅則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將此前發表之〈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文章重新登刊，新題〈再來一次〉，並添加前言以諷章是讓「迷信」他的讀者再買一次他所寫下的文字^[1]：

漢代「二桃殺三士圖」畫像石拓片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魯迅，〈再來一次〉

魯迅後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動向》刊登〈大雪紛飛〉一文，將章士釗這句「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與李燄生的「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著」並列為「適得其反」的語句；他在文中指出「白話並非文言的直譯，大衆語也並非文言或白話的直譯」。其也認爲文人隨著階級跨越，與一般人思想與智識的脫離大抵「勢所難免」，然爲闡釋觀點而自造解釋、發表脫離一般民衆智識的言論，實則是「從隱蔽之處挖出來的自己的醜惡，不能使大衆羞，只能使大衆笑」^[7]。以上文章分別在兩人身後收錄進《章士釗全集》和《魯迅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