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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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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冷戰」這一術語被用來指代戰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以來，關於這一衝突的起源與發展歷程的解讀，便成為史學家、政治學者與新聞界激烈爭論的焦點。[1]尤其是在誰應為二戰後美蘇關係的破裂負責，以及這場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究竟是不可避免的，還是本可以避免的問題上，歷史學家們意見分歧甚大。[2]人們對於冷戰究竟是什麼、衝突的根源何在，以及如何理清雙方行動與反應的連鎖關係，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3]儘管學界關於冷戰起源的解釋複雜多樣，但總體上可以辨識出幾種主要的思潮。歷史學家通常把冷戰研究分為三種不同的路徑：「正統派」「修正主義」和「後修正主義」。然而，許多冷戰史的研究往往將這三種思路交織在一起，[4]而近年的學者則傾向於討論那些超越這三種學派傳統界限的問題。
親蘇論述
蘇聯關於冷戰時期的史學研究幾乎完全受國家意志所支配，將冷戰的責任歸咎於西方。[5]在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撰寫了一部十四卷本的蘇聯史，主要聚焦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版時間為1950年至1978年。卡爾的朋友羅伯特·威廉·戴維斯指出，卡爾屬於「反冷戰史學派」，這一學派認為蘇聯是推動世界進步的主要力量，而美國則是人類前進的最大障礙，冷戰則是美國對蘇聯發動的侵略。[6][7]卡爾批評了一些英語世界的歷史學家，認為他們用英國和美國的文化標準去評判蘇聯，是不公正的。[8]
正統派論述
最早在美國出現的冷戰詮釋流派是「正統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多年裡，幾乎沒有美國歷史學家質疑美國官方對冷戰起源的解釋。[2]「正統派」認為冷戰的責任在於蘇聯及其向東歐的擴張。[9]例如，托馬斯·A·貝利在1950年出版的《美國面對俄羅斯》一書中主張，戰後和平的破裂源於二戰結束後蘇聯的擴張主義。貝利認為，約瑟夫·史達林違背了他在雅爾達會議上作出的承諾，在不情願的東歐國家強行建立受蘇聯控制的政權，並密謀將共產主義傳播到全世界。[2]按照這一觀點，美國官員被迫對蘇聯的侵略作出回應——通過杜魯門主義、遏制全球共產主義滲透的計劃以及馬歇爾計劃等措施加以反制。
另一位著名的「正統派」歷史學家是赫伯特·費斯。他在《邱吉爾、羅斯福與史達林》和《從信任到恐怖：冷戰的開端》等著作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按照他的看法，戰後蘇聯在東歐的侵略行為應為冷戰的爆發負責。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富蘭克林·D·羅斯福對史達林的政策，以及他在雅爾達會議上對史達林要求的「讓步」，為蘇聯的擴張鋪平了道路，並打破了歐洲的力量平衡，使局勢向蘇聯一方傾斜。[10]這種詮釋被視為美國官方版本的冷戰史。[9]雖然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它在學術討論中不再占據主導地位，但其影響至今仍然存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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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義論述
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表現使新左派歷史學家感到幻滅，也促成了一小部分對越共立場表示同情、對美國政策持反感的歷史學者的出現。更具影響力的則是「修正主義學派」，他們認為美國和蘇聯雙方都應為陷入冷戰的僵局負責，並否定了「遏制」政策的基本前提。這些學者與「正統派」歷史學家展開了激烈的論戰。[2]「修正主義」觀點是在越南戰爭之後興起的，背景是美國學界與社會對其在國際事務中角色的全面反思。這種重新思考的視角不再將美國單純視為自由世界的領袖，而更多地從帝國或霸權的角度來理解美國的對外行為。[9]
雖然這一新的思潮內部學者之間存在許多差異，但總體而言，該學派的著作都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1959年的著作《美國外交的悲劇》。威廉斯挑戰了「正統派」長期以來的假設，認為美國人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具有帝國擴張傾向的民族，即便他們的領導人始終否認這一點。[1]威廉斯任教於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他以及一批繼承其思想、圍繞相關主題發表著作的學生，對學界的影響足以形成一個被稱為「威斯康星學派」的美國外交史研究流派。[11]威斯康星學派與新左派並不相同，儘管二者有時在立場上會一致，但新左派的批評在分析和提出的解決方案上往往更加激進。[12]
在威廉斯之後，修正主義學者們將戰後和平破裂的更多責任歸咎於美國，指出早在二戰結束之前，美國就已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孤立並對抗蘇聯。[9]他們認為，美國的決策者始終懷有一個核心關切——維護市場體系和資產階級民主。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在對外政策上推行「門戶開放」戰略，旨在為本國的企業和農業爭取更廣闊的海外市場准入。[1]
修正主義學者質疑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即蘇聯領導人致力於在戰後擴張共產主義。他們援引的證據表明，蘇聯占領東歐具有防禦性質，蘇聯領導層認為自己是在努力避免被美國及其盟友包圍。[9]按照這種觀點，二戰結束後的蘇聯國力極度衰弱、滿目瘡痍，根本無力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相反，美國在1949年8月蘇聯進行首次原子彈試驗之前，一直保持著核壟斷地位。[2]
修正主義歷史學家還提出，冷戰的起源可追溯到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1]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時間更早——例如威斯康星學派的歷史學家沃爾特·拉費伯在其1972年首次出版的著作《美國、俄羅斯與冷戰》中指出，冷戰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紀美俄之間圍繞東亞開放問題的衝突，這些衝突涉及美國的貿易、市場與影響力擴張。[1]拉費伯認為，美國在二戰結束時所堅持的目標——確保一個所有國家都對美國的影響力與貿易開放的世界——構成了冷戰爆發的深層動因，並支撐了隨後一系列導致冷戰開始的矛盾與衝突。[2]
自加爾·阿爾佩羅維茨於1965年出版影響深遠的《原子外交：廣島與波茨坦》以來，修正主義學者開始把關注點放在美國在二戰末期對廣島和長崎使用原子彈的決策上。[2]依他們的看法，對這兩座城市的核轟炸實際上標誌著冷戰的開端。阿爾佩羅維茨認為，原子彈並非是為了打敗已然戰敗的日本而使用的，而是美國向蘇聯發出的威懾信號——表明美國願意動用核武器來遏制蘇聯的擴張，儘管這一策略最終未能奏效。[1]
新左派歷史學家喬伊斯·科爾科與加布里埃爾·科爾科合著的《權力的界限：世界與美國外交，1945–1954》（1972）在冷戰史研究中也引起了廣泛關注。科爾科夫婦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既是出於本能的反共立場，又帶有強烈的反革命性質。美國所對抗的不僅是蘇聯的影響力，更包括一切可能通過秘密行動或軍事手段挑戰美國經濟與政治特權的力量。[1]從這個意義上說，冷戰與其說是兩個陣營之間的對抗，不如說是兩個陣營內部的主導國家如何控制並規範自身人民與附屬國的過程——以及誰在這一過程中通過軍備擴張與對外敵的政治恐慌而獲得利益。[3]
後修正主義
总结
视角
修正主義的觀點本身也引發了新的批評反應。以多種方式出現的「後修正主義」研究，在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之前，就已經對早期關於冷戰起源與進程的研究提出了質疑與修正。
在這一時期，「後修正主義」對「修正主義」進行了批判：它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修正主義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否定了其大部分核心主張。[2]與此同時，後修正主義者也試圖在「正統派」和「修正主義派」之間取得平衡，認為冷戰的起源應由雙方共同承擔責任。[2]例如，托馬斯·G·帕特森在1973年的著作《蘇美對抗》中指出，蘇聯的敵意與美國試圖主導戰後世界的努力，對冷戰的爆發負有同等責任。[2]
這種研究取向的奠基之作是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於1972年出版的《美國與冷戰的起源：1941—1947》。這部著作一經問世，便被譽為冷戰研究中新思潮的開端，它試圖綜合不同學派的解釋。[1]加迪斯主張，「冷戰的爆發不能由任何一方單獨承擔責任」。[2]不過，他特別強調，美國決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受到國內政治複雜局勢的制約。[2]此外，加迪斯批評了一些修正主義學者，尤其是威廉斯，認為他們未能正確理解蘇聯政策在冷戰起源中的作用。[1]1983年，加迪斯對後修正主義研究的總結[13]成為此後冷戰研究的重要指導框架。[14]幾乎在這一框架提出後不久，梅爾文·保羅·萊弗勒就對加迪斯的觀點發起了挑戰。[15]他指出，引發美國採取塑造符合自身安全觀念的國際體系行動的，並非克里姆林宮的行為本身，而是美國對社會經濟動盪、革命民族主義、英國衰弱以及歐亞大陸權力真空的擔憂。[16]這一觀點引來了加迪斯及其追隨者[17]的「強烈反駁」[18]，但萊弗勒認為他們的反對既不準確也缺乏依據。[19]然而，從總體上看，萊弗勒仍被視為屬於後修正主義陣營。[20][21]
在「後修正主義」研究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種新的研究取向，更注重分析細微差別，關注的重點不再是「誰引發了衝突」，而是試圖深入理解美國與蘇聯各自的行動邏輯與思維方式。[9]按照這種觀點，冷戰並非任何一方單獨的責任，而是兩大世界強國之間長期相互猜疑所導致的必然緊張局勢的結果。例如，歐內斯特·理察·梅在1984年的一篇論文中寫道：
二戰之後，美國和蘇聯注定要成為對手……或許自1945年以後，他們的關係就不可能發展成除敵意與衝突之外的任何形式……傳統、信念體系、地緣關係與現實便利等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這種敵對，而幾乎沒有任何力量能在兩國之中加以遏制。[22]
在這種「後修正主義」視角下，又產生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它關注冷戰時期各方如何看待不同事件，以及雙方在未能就戰時同盟關係和戰後爭端達成共識時，究竟存在多少誤判與誤解。[3]
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開放之後，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開始主張，蘇聯應對冷戰的爆發承擔更多責任。加迪斯認為，史達林比他的西方對手更有能力作出妥協，因為他在本國政權中掌握著遠比杜魯門更廣泛的權力；而杜魯門在國內常常受到強烈的政治反對勢力掣肘。加迪斯在思考——戰時同盟是否注定會在數月內瓦解，從而引發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時，在他1997年的著作《我們現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戰史》中寫道：
地理、人口與傳統確實對這一結果有所影響，但並非決定性因素。真正形成因果鏈條的，是人在特定環境下出人意料的反應；而要讓這一鏈條徹底鎖定，則是因為（史達林）依照他那專制、多疑、且自戀的性格傾向作出了可預見的回應。[23]
據萊弗勒指出，《我們現在知道了》最顯著的特徵在於，加迪斯在書中「放棄了後修正主義的立場，重新回到了更為傳統的冷戰詮釋」。[24]如今，加迪斯被普遍視為比「後修正主義者」更接近「正統派」的歷史學家。[20][25]修正主義學者布魯斯·卡明斯在1990年代曾與加迪斯展開一場廣為人知的辯論。卡明斯批評後修正主義整體上，以及加迪斯本人，過於道德化，缺乏歷史上的嚴謹性。他呼籲後修正主義學者在研究中引入更具現代性的地緣政治分析方法，例如世界體系理論。[26]
其他後修正主義的研究則將重點放在「德國問題」的解決上，認為它在美蘇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格局中具有關鍵意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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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紀初以來，隨著蘇聯及世界各地冷戰時期檔案的陸續解密，冷戰史學研究的重點逐漸從「責任歸屬」與「是否不可避免」的問題，轉向將冷戰置於整個20世紀的長時段視野之中，結合文化、技術與意識形態等議題加以考察。[28][29]歷史學家們也開始從更多元的國際視角（非美、非蘇）來理解冷戰，尤其強調「第三世界」在冷戰後半期中的重要作用。[29]正如《劍橋冷戰史》（2010）的共同主編文安立所寫：
我們的撰稿者中，幾乎沒有人認為冷戰史可以被寫成一部「定論式」的歷史（甚至也不認為它應該如此）。然而，這種多樣化的研究取向更需要嚴密的語境化……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全球視角，將冷戰置於20世紀更廣闊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需要揭示冷戰的各種衝突如何與社會、經濟與思想史中的更大趨勢相互關聯，並與其中長期的政治與軍事發展構成一個整體。[29]
與21世紀史學研究中更廣泛的「情感轉向」相呼應，歷史學家們越來越多地開始從情感與心理層面考察冷戰的展開。[30][31]他們嘗試為那些通常從理性角度分析的政治決策和發展尋找情感上的解釋，並分析世界領導人之間的人際動態。弗蘭克·科斯蒂廖拉是歷史分析中情感作用的積極倡導者。[32]例如，他認為，美蘇戰時同盟的破裂以及冷戰初期的敵對局面，部分源於美國外交政策關鍵人物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去世後情緒的高度緊張，以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為代表。在科斯蒂利廖拉看來，正是二戰結束時關鍵外交官的「態度與言辭」為美蘇未來關係奠定了基調。[33]
與研究重點從責任歸屬轉向文化與意識形態問題的趨勢一致，美國歷史學家也開始探索國內政治發展與冷戰初期爆發之間的交叉關係。一個典型例子是托馬斯·博斯特爾曼2003年的著作《冷戰與膚色界限》，他既將1945年後的美國種族歧視視為國內問題，也視為國際問題：美國在對抗蘇聯時最親密的盟友是殖民強權，而這些盟友的利益需要在多元種族、反共的聯盟中與新興「第三世界」的利益相協調。在國內，種族改革同時也是維護國家共識、支撐冷戰努力所必不可少的。[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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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整體研究重心已逐漸遠離正統派與修正主義派之爭，21世紀仍出現了一些新的修正主義著作。例如，諾曼·奈馬克2019年的《史達林與歐洲命運：戰後主權的鬥爭》。[36]另一部作品《史達林的戰爭：從世界大戰到冷戰，1939–1953》（2006）由傑弗里·羅伯茨撰寫，則主張史達林實際上試圖避免冷戰的爆發。[37]
間諜活動
自1990年代以來，新的回憶錄與檔案資料的開放推動了冷戰間諜與情報研究的發展。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冷戰的起源、進程及結果，如何受到美國、蘇聯以及其他關鍵國家情報活動的影響。[38][39]特別關注的是，那些如今已公開的秘密情報，是如何塑造出對對手複雜認知的。[40]
另見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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