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移民雪梨

華人移民雪梨的歷史可追溯至近兩百年前，麥世英是澳大利亞有記錄的第一位定居者。2006年人口普查顯示，雪梨有221,995人（5.39%）報告說粵語或標準中文是他們在家使用的語言。 ^[1] 寶活、 伊士活 、 金匙、 羅德島等區都有較多華人聚居。

1938年，雪梨市政廳，澳大利亞華人移民參加民族盛典

自1828年起，中國移民被視為解決新南威爾斯州勞動力短缺問題的一種手段，儘管直到19世紀後期，移民規模仍然很低。^[2]

後來被稱為「白澳政策」的政策導致一系列限制性立法在州一級以及後來的聯邦一級得到通過。從20世紀50年代起，恐懼和不信任的氣氛有所緩解，^[3]如今，華人社區已成為雪梨城市特色中一個充滿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4]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如今華人已成為第三大移民群體。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移民的永久性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強，而且移民的方向也不再單一，中國人也出現了這種趨勢。學生和學者就是這種模式的例子。1990年，中國定居者很少永久返回，但到了2002年，永久離開澳大利亞的香港定居者的數量與當年抵達的人數相當。^[5]

首批抵達雪梨的

有記錄的最早的中國定居者是麥世英，他於1818年到達這裡，並在巴拉馬打購買了土地。他娶了一位英國女子為妻；1823年，莎拉·湯普森 (Sarah Thompson) 將他的名字改為約翰·夏英 (John Shying)，並於1829年獲得了帕拉馬塔一家名為Lion的酒館的經營執照。他於1832年返回中國，但五年後又返回雪梨。他的一些孩子成為了家具製造商，他們的後代今天居住在墨爾本。 ^[6]這種與中國保持聯繫同時融入世界的歷史在十九世紀一再重演。歐洲移民常常覺得漫長的回家之路令人望而生畏，但許多中國人卻並不覺得與舊時的聯繫有多麼遙遠。

19世紀40年代囚犯制度結束後出現的勞動力短缺促使一些國家嘗試從中國進口一些所謂的「苦力」勞動力。第一批大型中國乘客乘坐獵鷹號從廈門抵達，並於1848年10月停靠在米勒斯角的亨利摩爾碼頭，121名中國乘客中約有一半在這裡下了船。到了1852年，抵達這裡的人數已超過1500人。他們的本意是作為契約勞工在農村農場工作，但有些人留在了雪梨，其他人則逃離了與世隔絕的叢林，返回了城鎮。一旦發現金礦，五年的契約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中國人也像其他染上淘金熱的人一樣，放棄了自己的崗位，前往淘金。

恐懼、疾病和限制

大約公元1850年，中國淘金者前往金礦。1900至1920年。

1852年初，淘金的消息傳到了中國南方，許多來自廣東和廈門的船夫通過賒票系統抵達中國，一旦賺到錢，就需要支付船費。很少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到達這裡。因此，大多數中國移民都在澳大利亞的金礦區以及黃亞薩等澳大利亞鄉村地區尋找黃金。第一項旨在阻止華人入境的法案於1861年出台，但由於入境人數減少，該法案於1867年被廢除。新的淘金熱和淘金人數的增加導致1881年和1888年再次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7]

諷刺的是，引發針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反應的不僅是中國人的「異類性」，還有中國的鄰近性。中國距離那裡足夠近，可以讓船隻在某些疾病的潛伏期內抵達。1881年，為了應對天花的爆發和隨之而來的強烈的反華情緒，亨利王子醫院在當時與世隔絕的城市南部小灣建立了醫院。直到20世紀60年代，那裡還設有一個麻風病人隔離區，而這種人們最避之不及的疾病也與中國人有關。

留下和離開

儘管有很多中國人來到這裡，但留下來的人卻很少。例如，1880年，東方及澳大利亞輪船公司在雪梨和香港之間往返航行了19次，共運送2,564人入境，2,569人回國，缺口為5人。此外，由於農曆新年期間人口流動減少，2月份之後大量中國人口湧入，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今天。雪梨港口的頻繁進出促進了該市的經濟增長。從淘金熱開始，就有中國人明白，在城市裡，通過為淘金者提供住宿的地方、鎬、鏟子和一袋袋米，可以更穩賺不賠，至少可以謀生。

1861年人口普查夜，官方數據顯示雪梨有189名華人，1871年則上升至336人，1881年更增至1,321人。大部分都是男性，不過也有少數人獲得許可帶妻子來。移民安排往往涉及層層義務，有時甚至涉及敲詐勒索，許多未能成功移民的中國人無法回國。在雪梨從事卑微的工作有時可以讓他們積累足夠的資本光榮歸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準備過著非常節儉的生活。

岩石區唐人街

到了19世紀60年代，雪梨的商業名錄中列出了中國商鋪，尤其是岩石區的商鋪，靠近碼頭的下喬治街上集中了中國商店、餐館和寄宿公寓。到1870年，該地區至少有5家家具店，表明經濟活動更加綜合。其中最大的一個是阿玩具（Ah Toy）的工坊，它不僅生產廉價家具，還為高檔的戴維瓊斯百貨公司完成訂單。

蒙古章魚：1886年他對澳大利亞的控制

1878年，針對中國商人的暴力事件激增，導致中國商人向殖民政府請願，要求保護他們免遭「流氓」的侵害。這種反華行為與工會會議呼籲停止移民有關，會上發言者公開鼓吹暴力。工會反對中國雇主支付給中國工人的低工資，但他們的解決方案不是像一些有組織的中國家具工人所呼籲的那樣，爭取更好的工資和條件，而是主張排斥。11月，海員工會罷工，抗議澳大利亞輪船公司使用廉價中國勞動力。公眾舉行了幾場集會，在海德公園舉行了一次大型反華火炬大會之後，一群抗議者決定遊行到議會大廈，要求驅逐中國人。據警方報告，另一伙人約有2,000人，他們沿著皮特街前往橋街 ，然後前往皇后廣場 (Queen's Place，現為達利街 (Dalley Street)) 的阿玩具 (Ah Toy) 家具店。暴徒們試圖焚燒大樓，他們可能知道樓上有許多中國工人正在睡覺。

鄧光達在金礦搜捕鴉片癮君子時，發現中國男子與73名吸食鴉片的澳洲白人女子生活在一起，許多遭丈夫和妓女虐待的無家可歸婦女，躲進賭場的中國鴉片館後逃走，嫁給了雪梨的中國男子，弗朗西斯·霍普金斯牧師曾說：「中國人的盎格魯-撒克遜妻子幾乎是他的上帝，而歐洲人的妻子則是他的奴隸。」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女孩都愛上杏眼仙子的原因。 '在解釋這些女性嫁給中國男性的原因時，她這樣說道。^[8]

澳大利亞的白人害怕來自太平洋島民和亞洲男性的性威脅和種族威脅，《雪梨先驅晨報》寫道，中國佬「與卑鄙的白人女人結婚或同居，與白人男人推擠和競爭，當談到在熱帶地區勞作時，就取代了他。」 由於澳大利亞幾乎從未允許非白人女性移民，導致種族性別失衡，北澳大利亞的跨種族性行為和賣淫活動蓬勃發展。

^[9]墨爾本小伯克街區和雪梨下喬治街周圍發展出以華人男性為主的聚居區，到1870年，澳大利亞共有50,000名中國勞工和牧師，鴉片館在華人聚居區周圍隨處可見，中國男性與貧窮的白人女性結婚或由貧窮的白人妓女提供服務，她們填補了華人社區中缺失的女性空間，這導致白人女性被譴責為鴉片使用者，並激起了反華情緒。 ^[10]

1891年12月14日，議會委員會就雪梨的華人賭博問題召開會議，傳喚歐洲白人女性出庭作證，例如27歲的 Minnie，她與兩名中國男子建立了長期關係，在她與多名中國男子發生「隨意」性關係後，這兩名男子對她很友善。^[11]

16歲時，米妮逃離了酗酒、虐待她的丈夫，之後她和一些朋友認識了同樣做愛的中國男人，並最終與他們發生了性關係。除了明妮，還有另外七名婦女接受了採訪。這些女孩和婦女通過在內城和岩石區 (The Rocks) 的中國人家中尋求庇護，逃離了危險的街頭生活。接受採訪的另一名婦女是漢娜 (Hannah)，她逃離了被監禁的殘暴的歐洲丈夫，與一名中國男子同居。她解釋說，「我認為，和一個男人在一起比和所有人在街上流浪要好」，因為丈夫的「家人不會照顧我」。明妮說，「我認為，他們中有一半人是在無處可去的時候才來找中國人的」，當她被問到「是因為中國人對她們好嗎？」 她說「這是主要原因，也是為了有個家。」^[12]

一些歐洲丈夫和伴侶試圖強迫她們當妓女「遊街示眾」並拿走她們賺到的錢，或者對她們施暴，這導致這些婦女不得不去找為她們提供住房的中國人，波琳解釋說「我寧願和一個中國人住在一起，也不願和一個白人住在一起。中國人知道該如何對待女人。 ' 在她的歐洲丈夫試圖讓她成為妓女後，一位名叫莫德的婦女說「他試圖取悅我，我也試圖取悅他」；一位名叫阿德萊德的婦女愛上了一個年輕的中國男人並想嫁給他，但他的父親強迫他斷絕關係；另外兩名接受採訪的女性是艾倫·A和艾倫·B。^[13]

有些婦女在與一名中國男子建立關係後，仍與多名其他中國男子賣淫，這些婦女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妻子而自豪，她們的房子維護良好，說她們的「乾淨整潔」，委員們甚至說她們的房子「乾淨，甚至布置得高雅」，艾倫·B 說「你總是看到所有中國女人的房子都乾淨舒適」，「總是有足夠的食物和飲料」，明妮說她「與中國人生活得很體面」，這些女人也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不同種族的非白人，說像印度水手這樣的「黑皮膚」男人與中國人不同，艾倫·B說「沒有一個中國人的女孩會在乎黑皮膚的男人。」^[14]

委員會承認「她們有理由對周圍的環境感到滿意，正如她們所說的那樣。如果她們不是勤勞的中國人的情婦，她們很可能會流落雪梨街頭。」並承認，如果沒有鴉片問題，「就不可能說這些最不幸的女性沒有跨越種族界限來改善她們的環境」，並且「沒有理由懷疑我們的外來人口現在對年輕人的道德構成了威脅。」所以委員會最終只是提倡採取更嚴厲的反鴉片措施，婦女們也駁斥了理察·西摩督察在1875年的說法，即鴉片會使女孩失去知覺並容易受到性行為的傷害，這表明吸食鴉片的人在吸食過程中是清醒的。^[15]1875年的一次調查中，警方報告稱，這些華人正在接受年輕女孩的服務。 ^[16]

一名歐洲男子最初在墨爾本使艾倫·B懷孕，隨後她搬到了比奇沃思、奧爾伯里，生下孩子後最終搬到了雪梨，來到一家英國聖公會開辦的「教會之家」，該機構是為「墮落女性」開設的，那裡的一名婦女把她介紹給了中國人。^[17]

岩石區（The Rocks）的中國男人每天接受40到50名歐洲女人的性服務，這些女人並不是像委員會採訪的女人那樣與單個中國男人同居的「情婦」，而是全職妓女。^[18]委員會承認，「在華人中賣淫的歐洲婦女，幾乎都是為了躲避同族男人的暴行而逃到她們現在的住處。她們失去了種姓，染上了酗酒的惡習，成為流氓的苦力，遭到他們的虐待，有些人還進過監獄，沒有人享受過體面的家庭保護。因此，由於沒有更好的前途，她們尋找中國人，至少中國人給她們的報酬不錯，對她們也很友善。」這些妓女分布在昆士蘭州、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斯州的華人定居點的鄉村。 ^[19]許多妓女都是澳大利亞殖民地時期的愛爾蘭天主教女孩和婦女。 ^[20]

乾草市場唐人街

一名中國勞工，約1885–90年

到了19世紀70年代，在鎮上的乾草市場一端、古爾本街和坎貝爾街及其小巷裡，靠近貝爾莫爾水果和蔬菜市場的地方，也出現了一批中餐館。當菜農把農產品帶到城鎮時，他們會在那些已接近使用壽命的建築物里過夜。曾經臭名昭著的杜蘭德巷（Durand's Alley）長期以來在官方衛生報告中被稱為「骯髒的貧民窟」，而由 Kow You Man 經營的大樓可容納100人。19世紀80年代，這條街被重新命名為羅伯遜巷，以紀念羅伯遜的馬車廠。19世紀80年代末，該廠被鄺崇接管並經營成一家寄宿公寓，他向每位男士收取每晚6便士的租金，向每匹馬收取每晚6便士的租金。 ^[21]在花園裡幹活的人是華人中最貧窮、最不融入社會的人，反華同盟經常向當局抱怨乾草市場房產的狀況。

然而，到十九世紀末，許多成功的中國商店已在該地區合併，一些商店擁有新建築和產權契約以表明中國所有權。許多較富有、有地位的華商選擇留在岩石區 (The Rocks) 或搬到郊區的別墅，比如著名餐館老闆和美食家梅光達 (Mei Quong Tart) ，他就在阿士菲爾德 (Ashfield)建立了自己的家族莊園。然而，靠近 Haymarket 市場的街道卻成為數量雖少但不斷增長的中國家庭的首選地點。到1900年，韋克斯福德街的住戶幾乎全部是中國人，雖然這裡被普遍認為是貧民窟，但這裡的許多中國居民都是受人尊敬的公民。社區發言人 James Ung Quoy 住在那裡，而華人長老會的 John Young Wai 牧師住在附近的瑪麗街，《澳洲華人先驅報》主編 Sun Johnson 也住在附近的瑪麗街。1891年，當皇家委員會調查華人涉嫌賭博及不道德行為的委員們走訪其中一些家庭時，他們驚訝地發現，這些家庭的房子整潔、溫馨。當澳大利亞婦女提供證據證明她們嫁給中國男人是因為她們愛他們，而且因為她們更喜歡這些男人的溫柔舉止，而不是那些喝醉的愛爾蘭男人的「傻瓜」時，她們更加驚訝了。漢娜（未透露姓氏）談到她的中國丈夫時說道，「對我來說，這世界上沒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

1891年的皇家委員會讓我們得以真正了解雪梨的華人，該委員會收集了大約60人的證據，其中有華人和非華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從勞工到社會精英都有。梅光達 (Mei Quong Tart) 可能是當時雪梨最知名的華人，他是一名委員，他的存在或許可以阻止他的同事們說出誇張的話。他們在評論吸食鴉片時仔細地指出了這種做法的局限性，並發現華人賭場依賴歐洲人的贊助生存，而且總體而言，華人賭博只占雪梨人賭博習慣的一小部分。

宗族、村落和寺廟

在外人看來，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但在內心深處，對宗族和村莊血統的忠誠卻非常強烈，往往優先於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忠誠。1891年皇家委員會注意到，大型店鋪往往也是宗族堂（社團）的基地，這些社團的發展是為了照顧中國不同地區人們的利益。他們提供寫信人，通過個人聯繫鏈（而不是不值得信任的銀行）將錢匯回國內，提供法律支持，裁決糾紛，並負責埋葬和將骨頭運回中國。這些宗族組織至今仍然存在，為新來者和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

1881年《限制華人入境法案》和1888年《限制華人入境與管制法案》成功阻止了華人入境，並且除少數人外，其他華人無法再次入境澳大利亞。隨著金礦開採的逐漸枯竭，雪梨農村地區的華人人口逐漸減少，而雪梨的華人群體卻不斷壯大，因為這座城市對留下來的日益減少的人口變得更具吸引力，這些人要麼屬於豁免類別，要麼持有早期獲得居留權或入籍的文件。根據人口普查，到1901年，有3,276名男性和56名「出生在中國」的女性居住在雪梨。如果加上部分華裔和不在中國出生的華人，則記錄顯示居住在雪梨的華人有3,680名。這種集中過程在二十世紀初持續進行，因為來自墨爾本等大陸其他地區的華人紛紛湧向雪梨。華人社區牢牢扎根於該市以及菜園興旺的周邊郊區。中文標牌顯示該鎮華人區的商家。來自 Go Yui 的中國園丁在亞歷山大建造了一座寺廟，當時和現在都由Yui Ming Hung Fook Tong（英語：Yiu Ming Temple）管理。 Sze Yup人在Glebe Point也做了同樣的事情。這座寺廟供奉關公，象徵忠誠和互相支持。位於薩里山威克斯福德街的中國聖公會教堂雖然設計得比較低調，但仍具有中國特色，教堂內裝飾有中國風格的塔樓和十字架。

傳教熱情吸引了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教堂融入到這座城市的華人生活。1886年，在岩石區王子街衛理公會教堂舉行了粵語-英語聯合儀式，慶祝蒂爾·塔克牧師的任命。長老會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舉辦中文禮拜，在約翰·楊·魏牧師的領導下變得非常活躍  ，其中包括將艾拉桑基（英語：Ira Sankey）的讚美詩翻譯成粵語。1885年，長期在城中和博塔尼的華人聖公會擔任牧師的蘇胡登（Soo Hoo Ten）在聖安德烈座堂接受任命。

政治分歧

位於烏爾蒂莫的國民黨大樓，建於1921-1922年

但許多華人並不信教，無論是基督教還是其他宗教，而且在政治上，這個群體也是多元化的。由於家人和朋友經常在兩地之間往返，祖國的未來對於許多雪梨的華人來說至關重要。到了二十世紀初，雪梨出版的許多中文報紙開始積極討論地方問題和中國政治的劇烈演變。在商業合作和移民法規等問題上，不同派別的中國領導人能夠為了共同利益齊心協力，但在中國政治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中華帝國協會和連益堂等組織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商人協會，並最終於1913年更名為中華商會，它們利用其喉舌《東華時報》來支持中國的現狀。湯馬士·義興 (Thomas Yee Hing)，來自歷史悠久的 Rocks 安昌洋行 (On Chong & Co)，與 Ping Nam 和 William Gockson 一樣，都是君主主義運動的傑出人物。

親共和派分子在歷史上與十九世紀早期的義興派有一定聯繫， 或洪聯盟 組織（三合會）致力於推翻滿族統治。儘管傳統上人們認為這些群體不太體面，但到了二十世紀初，這些群體重新定位自己，更容易被更廣泛的中國社會所接受。該運動於1908年公開成立，並在薩里山設立辦事處。1912年，該運動遷至薩里山瑪麗街的新址，並採用了英文名稱「華人共濟會」。該建築成為所有義興會的全國總部，而這個地址至今仍是該協會的總部。其早期領導人梅星和 JA Chuey 在共和事業中都很傑出，Peter Yee Wing 和 Samuel Wong 也是如此  。^[22]

雖然雪梨的一些華人對於華南共和軍於「雙十」事件（1911年10月10日）起義感到沮喪，但大多數人還是升起了新的共和旗幟。接下來的一月，卡巴里塔和其他港口地區舉行了第一場年度野餐會，慶祝中華民族的誕生，這些場合總是以中國歷史悠久的方式燃放爆竹。

據親共和派的《澳洲華人時報》報道，在雪梨修建寺廟是落後的做法，中山會等親共和派宗親團體更有可能為學校和醫院籌集資金，支持雪梨和中國的這些機構。共和運動的政治領袖孫中山博士意識到海外華人是潛在的支持和資金來源，特別是如果能夠保持文化聯繫，因此他鼓勵建立中文學校，例如1910年在雪梨伊莉莎白街開設的中文學校。雪梨的許多華人與孫中山先生來自同一個中山村。直到1999年去世之前，劉博 (Dalton Gokbo (Bo) Liu) 都喜歡講述他與孫中山先生的密切聯繫，並講述他於1921年與他的父親劉威廉 (Billy Uncle) 一起拜訪孫中山家的故事，當時劉威廉是國民黨雪梨支部的書記。

1919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在世界各地設立分支機構。1920年，來自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太平洋地區的代表在雪梨召開會議。雪梨的英文媒體對新成立的雄心勃勃的中澳郵運輪船公司進行了廣泛的報道，並在 SS Victoria 號上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精神高漲。到1921年中期，國民黨已籌集到會議上承諾的10,000美元，用於在烏爾蒂莫路建造一座新大樓，內設閱覽室、演講廳和住宅區。這座大樓於1922年在盛大的慶典中落成，共和黨旗幟也隨之升起。

但中國並沒有繁榮起來，當地的輪船航線很快就屈服於旨在將其擠出市場的貨運價格戰，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持續的移民限制引發了大量關於人口走私失敗和當局騷擾的悲慘故事。孤獨的老人無法結婚、無法回到日益混亂的中國、無法融入雪梨的社會環境。人們都記得他們是「剩者」，在唐人街簡陋的住所里度過餘生。

1928年，中國總領事從墨爾本遷至雪梨，證明了雪梨社區持續的首要地位。雪梨的華人人口數量基本保持穩定，但隨著全國其他地區華人社區規模的縮小，人們普遍感到一種萎縮的感覺。

商業成功

也許這幾十年來雪梨華人故事中唯一令人欣喜的部分是少數最精明的水果商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雖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對許多菜農和攤主的貿易產生了負面影響，但一些公司還是得以合併。二十世紀初，當市議會在達令港附近建造新的市場大樓時，中國商人也紛紛效仿。迪克森街成為雪梨第三個唐人街的中心。

一些公司通過與中國進行貿易而成功地積累了財富。由於當地經濟形勢嚴峻，商業機構對投資熱情不高，唐人街上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商鋪實際上卻是永安、永生、泰生，以及相互關聯的泰生公司的龐大貿易帝國的總部。

例如，永生集團於19世紀90年代開始將斐濟香蕉銷往雪梨市場，並最終於1900年在香港開設了一家百貨商店，據稱模仿的是雪梨的Anthony Hordern & Sons（英語：Anthony Hordern & Sons）公司。隨後，永生行在廣州和上海設立了分行。到了1960年代，永生行的業務範圍已涉及銀行、酒店及各類製造企業。永安公司同樣從乾草市場（Haymarket）的水果貿易起家，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商業帝國。最終，控制香港和上海四大現代百貨公司的四家公司（當地稱為「四大公司」）中有三家是由永生和永安的合伙人創立的：永安百貨由永安的郭氏兄弟和他們的表兄永生的郭鉅創立，先施百貨由永生的馬應彪創立，大新百貨則由永生的蔡宗創立。第四家店「新新」也是由來自雪梨的華裔澳大利亞商人創辦的。

社區生活和政治

回到雪梨，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迅速變化，這個小小的華人社區也在進行重新調整。此時，以蔣介石將軍為首的共和派與以毛澤東為首的新興共產主義力量處於對立狀態，而國民黨逐漸成為代表更為保守的勢力。但當地的華人社區了解國民黨，而且在當地敵視共產主義的背景下，國民黨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少數左翼華人積極參與中國青年團，該團於1939年在德信街成立。雖然雪梨的所有華人組織都清楚自己的政治立場，但他們也都站在中國一邊。

當地情報機構從來不理解這種首要的忠誠，他們常常無法解開和弄清楚華人社區中的政治關係。所有活躍的華人團體都通過音樂會、粵劇和電影之夜等形式提供社交機會。許多普通中國人樂意去任何他們能找到友誼和慰藉的地方，儘管他們身處的這個充滿敵意的社區堅信自己的種族優越性和「白澳」的智慧。

一位年長的華裔碼頭工人阿爾伯特·梁 (Albert Leong) 在1995年接受口頭採訪時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他是一名公開的共產主義者，並且熟讀共產主義文學，積極參與中國青年團的政治活動，但他也會去格利伯的寺廟（「只是社交聚會」）、去魯克伍德（英語：Rookwood Cemetery）的墓地（「有點像野餐」）、參加國民黨在當月最後一個星期三舉辦的舞會，以及去薩里山的教堂。 「我們之所以去，是為了能見面。」^[23]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黑暗歲月里，澳大利亞在貿易上偏袒日本，忽視日本對中國和太平洋的擴張計劃，雪梨華人社區一直渴望教育其他華人。這成為威廉·劉（William Liu）於1932年創辦喬治·埃內斯特·莫里森講座的動力，也促使人們出版了大量以中國案例為主題的書籍和小冊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統一了華人社會。次年，為慶祝歐洲人於1788年抵達雪梨150周年，他們在雪梨展覽中心（英語：Sydney Showground (Moore Park)）舉辦了一場奢華的中國節。這次盛事獲得了主流報紙的熱烈評價。警方估計共有40,000人參加，另有10,000人被拒之門外，而《雪梨先驅晨報》報道稱「電車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人群聚集」。華人社區參與「Sesqui」項目，一方面是為了讓雪梨人關注中國的困境，另一方面是為了向歐洲人籌集資金。經驗豐富的中國活動組織者、老牌 Rocks 公司 King Nam Jang 的 Albert Cumines 回憶說，在20世紀90年代，這場與中國建國150周年「巧合」的盛大中國慶典活動非常受歡迎，因此在第二天晚上又重複舉辦了一次。 「我們賣掉了所有票，籌集到了足夠的錢來買救護車。」^[24]

面對日本的侵略，雪梨華人社會的部分人士與主流社會中譴責日本人的部分人士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最密切的政治聯繫。左翼工會支持抵制日貨，碼頭工人拒絕登上開往日本的船隻。棄船前往日本的中國海員受到了日本當局的庇護。1938年，當工人們拒絕在雪梨南部的肯布拉港（英語：Port Kembla, New South Wales）的達爾弗拉姆 (Dalfram)河上裝載生鐵時，作為工會和勞工委員會 (Trades and Labor Council) 的「不許碰中國運動」成員的弗雷德·黃 (Fred Wong) 從雪梨市場收集了卡車的水果和蔬菜，並將它們運給罷工的工人。次年，黃之鋒成為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團第一任主席。

中國天主教行動團為信仰天主教的中國難民提供援助。

澳大利亞很晚才收到這個消息。許多雪梨華人都加入了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唐人街的華人戰爭紀念碑就是明證。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當地條件對於白澳政策的緩慢崩潰至關重要，許多華人精心組織起來，最大限度地爭取機會。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大批中國海員在雪梨離開船隻；珍珠港事件後，他們也紛紛開小差。1942年，中國海員工會支部在雪梨成立，與澳大利亞海員工會、中國青年會聯繫密切。除了為海員爭取更好的條件外，所有這些組織還參與隱藏逃兵、偽造文件和尋找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到了1943年，不情願的託運人被要求向中國海員支付基本工資和戰時獎金。與此同時，雪梨的勞動力短缺也促使其他人根本不出海，據官方估計，大約有500名海員非法上岸。有些人被監禁和驅逐出境，但更多的人則被巧妙地「消失」在普通社會中。急需工人的雇主們並沒有提出太多問題，甚至連州政府也參與其中。1942年至1944年間，數百名前海員參與了沃拉甘巴大壩的建設。限制合法居民工作選擇的文件檢查頻率較低，來自太平洋和新幾內亞的難民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方工作。

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不久，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輕鬆地換了工作並且沒有受到任何處罰，這有助於增強社區對移民就業限制的容忍度和抵制力。人們對中國菜的興趣也隨之增加，食客們從休假的美國士兵那裡獲得了啟發，他們欣賞以前被非華裔雪梨人忽視的中餐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起到了幫助作用。1947年，政府齊心協力遣返戰爭難民，社區也做出相應努力隱藏和保護這些難民，其中許多人當時已經結婚並在當地定居。1949年，這項政策被推翻，因為新當選的保守黨孟席斯政府不願將戰時非法移民、海員和新抵達的難民送入它所大聲譴責的政權的懷抱。

白澳政策的終結

移民法的執行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但卻偏向寬大處理。儘管像華青團的韋耀基（Stanley Wai）和華人海員工會的張岳彪（William Jong）等人，由於他們的政治行動而受到懲罰，多年來只能獲得一年一次的歧視性續證，^[25]更多的經驗卻恰恰相反。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中國事態的發展並不令人欣喜。中國青年團員們舉著自製的五星紅旗跑過街道，但只有大約200人參加了在皇家國家公園舉行的官方慶祝野餐，而在冷戰時期的1950年代，許多華人感受到了寒意。與家鄉的聯繫受到限制，來回的煩躁旅行也完全停止了。沒有新移民到來。任何站在左翼政治立場的人都會受到懷疑和持續監視。張亞瑟·洛克回憶說，中國的建議是保持低調，不在五一勞動節遊行，不要惹是生非，他把這段時間描述為「孤獨、孤立、被迫害和迫害」。 ^[26]少數人回國支持革命，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留下來的興趣不可避免地增強了。

1951年後，中國學生開始根據科倫坡計劃從新加坡、馬來亞和香港來到中國，雖然許多人回國成為東南亞知識精英的一部分，但許多人留下來、結婚或在幾十年後回國。如今這個團體為雪梨華人社區的領導做出了貢獻。

當反華小報《真相報》在專欄中質問，為何1938年來到雪梨留學的 Jap Kuan Wong（需中文腳本）在1954年還留在雪梨時，該報的計謀適得其反。人們普遍支持 Jap，他就是 Keith Wong，他是五個孩子的父親，父親是 Stanley Wong，著名賽馬明星，同時也是 Chequers 夜總會的合伙人，該夜總會當時可能是雪梨最豪華的夜總會。

黃之鋒和其他一些知名的華人，包括擔任至1949年的中國領事馬丁·王，於1957年獲得公民身份，第二年，任何在當地居住15年的人都可以獲得公民身份。1966年，所有移民的移民期限縮短為五年，1973年又縮短為三年。白澳政策最終走向終結。

繁榮與郊區化

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裡，華人社區的低調使得一些評論家認為同化是不可避免的。1955年，格利伯廟在一場火災後重新開放，《雪梨先驅晨報》評論說，這可能是雪梨有史以來最後一次這樣的儀式。唐人街缺乏活力被視為進一步的證明。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中國人和其他人一樣，放棄城市，遷往郊區。在西郊的康科德和阿什菲爾德、東邊的肯辛頓和金斯福德以及下北岸的車士活，都有一些華人聚居。所有這些地方都與早期的中國定居點有著某種聯繫，通常與較舊的菜園區有關。

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所有避免投資雪梨的舊理由都已不復存在，中國資金開始轉向雪梨房地產。其中最為富有的是陳氏家族和陳氏家族，其中陳智思於1967年抵達雪梨，他買下了一個蕭條的唐人街，開始投資酒店、郊區購物中心和住宅樓。^[27]

政府開始資助中文學校，中文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傳統的社區社團、華人學術組織、創作協會、養老院及兒童福利機構等紛紛復興並蓬勃發展。1974年，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協會成立，作為一個傘狀組織，負責向政府倡導華人社區利益。它位於瑪麗街舊中國街區......組織總部。 2EA電台於1975年開始播送粵語節目。後來其他電視台和SBS電視台也開始用普通話提供信息和娛樂節目。中文日報的數量和發行量都在增加。

到了90年代末，迪克森街（Dixon Street）——一個不再與市場關聯的區域——進行了整修，成為了一條步行街，配有拱形入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市議會刻意為之的「中國化」舉措，但它確實發揮了作用。房地產價值上漲，華人組織在那裡重新定位，每個人都喜歡去唐人街吃飯。1988年，雪梨的姐妹城市廣州向雪梨贈送了一座大型中式園林，提升了當地的文化底蘊。早已從雪梨街頭消失的舞獅表演又回來了，而且也出現在郊區。龍舟比賽於1984年首次由《星島報》組織舉辦，後來成為香港日曆上的一項特色活動。每年中秋節、清明節期間前往各墓地祭拜的人數日益增多。

1989年6月，在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人和非華裔在雨中肩並肩站在雪梨廣場，聆聽中英文演講。自那時起，移民數量穩步上升，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普通話使用者加入了更為古老的粵語使用者群體。華人社區內部的緊張局勢屢見不鮮，尤其是老一輩的居民，他們覺得自己被文化淹沒了。

1996年，有99,600名中國出生的人居住在雪梨。到2006年，這一數字已上升至146,000。如果加上父母為中國人的人數，總數就上升到了292,400人，而且這些數字還不包括這裡所講述的故事中的任何後代。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是雪梨市和赫斯特維爾，奧本、阿什菲爾德、帕拉馬塔、賴德、車士活、霍恩斯比（英語：Hornsby, New South Wales）和威洛比的（英語：Willoughby, New South Wales）人口也在增長。

進入21世紀，大量中國學生通過189簽證（獨立技術簽證）和190簽證（提名家屬簽證）移民澳洲。此外，也有不少中國富豪通過投資者簽證或者投資簽證移民到澳洲。

參見

• 澳大利亞華人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