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後設虛構

史學後設虛構（英語：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是加拿大文學理論家琳達·哈琴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結合了三個領域：虛構、歷史和理論。^[1]

概念

該術語用於描述將後設虛構的文學手法與歷史虛構相結合的虛構作品。被視為史學後設虛構的作品也因頻繁引用其他藝術、歷史和文學文本（即互文性）而脫穎而出，以顯示文學和史學作品對話語歷史的依賴程度。^[2]

雖然哈琴說史學後設虛構並不是歷史小說的另一種提法，但也有學者（如莫妮卡·弗拉德爾尼克）認為它們本質是一回事，史學後設虛構只是歷史虛構作品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升級版本，因為它接受了二十世紀小說和歷史題材的概念化。^[1]

這個詞與後現代主義文學——尤其是小說緊密相連。根據哈琴的說法，在「後現代主義詩學」中，史學後設虛構作品「廣為人知、廣受歡迎，它們既具有鮮明的自我反映特性，同時又悖論式的聲稱自己是歷史事件和真實人物的再現」。^[3]這一點在史學元小說模仿的體裁中得到了證明，這些體裁被使用而且「濫用」，因此每一次模仿（以使那些體裁成為問題的方式）都構成了一種批判。^[4]這一過程也被稱為「顛覆」，目的是揭露被壓抑的歷史，以便重新定義現實和真理。^[5]

例子

經常被描述為史學後設虛構作品包括：威廉·莎士比亞的泰爾親王佩利克爾斯（約1608年）、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1969年）、E·L·多克托羅的《拉格泰姆時代》（1975年）、威廉·甘迺迪的《腿》（1975年）、薩爾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1981年）、沙希·塔魯爾的《偉大的印度小說》（1989年），A·S·拜厄特的《隱之書》（1990年）、麥可·翁達傑的《英國病人》（1992年）、托馬斯·品欽的《梅森和迪克遜》（1997年）以及其他許多作品。庫爾特·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1969年）試圖一方面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實際發生的歷史事件，同時質疑這麼做的理念是否合理，因此採用了元小說的雅努斯式雙面視角。^[6]文學評論家布蘭·尼科爾認為馮內古特的小說與羅伯特·庫弗、約翰·巴思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作品相比，「元小說有更直接的政治優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