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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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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1][2][3][4](英語:Post-truth)是一個哲學和政治概念,指「共同的客觀真理標準的消失」[5]和「事實及另類事實、知識、意見、信念和真理之間的迂迴滑移」[6]。後真相話語通常反對科學方法和調查[7]。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和英國脫歐公投前後,這個詞以後真相政治的形式獲得了廣泛的普及。它被《牛津詞典》評為2016年年度詞彙,牛津詞典對其定義為「有關客觀事實在塑造公眾輿論方面的影響力低於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的內容,或表示這種情況時的用詞」[8][9]。
雖然「後真相」一詞相對較新,但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過去關於相對主義、後現代性和政治中關於虛偽的道德、認識的辯論,比如其中的不真實、謊言、欺騙與故意造假[10]。
背景
弗里德里希·尼采經常被作為後真相概念的先驅者之一而被引用[11][12][13]。尼采認為,人類創造了一些概念,通過這些概念來定義善和正義,從而用價值的概念取代了真理的概念,並將現實建立在人類的意志和權力意志上。
在尼采1873年的文章《真理和謊言之非道德論》中,尼采認為,人類通過使用隱喻、神話和詩歌來創造世界的真理。在書中他寫道:
當一個人把某些東西藏在一片樹叢後面,然後又到同一個地方去找並在那裡發現了它時,這種尋找和發現是不值得太多讚揚的。但是,理性領域中的所謂尋找和發現「真理」卻正是如此。如果我作出一個哺乳動物的定義,然後通過檢查一隻駱駝宣布說:「看,這是一隻哺乳動物,」那麼我確實因此說出了一個真理,但只是一個有限價值的真理,也就是說,一個完全擬人化的真理,不包含一丁點「本真」或任何不以人為轉移的真正的普遍有效的東西。他力圖把世界理解為與人類似的某些東西,而這種奮鬥帶給他的最終也是一種同化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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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在他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文中對事實和價值進行了區分。他認為,事實可以通過無價值的、客觀的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確定,而價值則是通過文化和宗教得出的,其真相無法通過科學得知。他具體寫道,「我們只能要求教授們具有智識上的誠直去看清楚:事實的確定、數學或邏輯上的關係的確定,或文化理想之內在結構的確定是一回事;回答有關文化的價值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體與政治團體中應如何行動的問題,是另一回事。這兩種問題,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問題」[15][16]。在他1919年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一文中,他認為事實和行動一樣,本身並不包含任何內在的意義或力量:「世界上的任何一套倫理都可以建立適用於所有關係的,實質上相同的行為規範」[17]。
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批評韋伯試圖將理性與意見完全分離。施特勞斯理解從「是」中推導出「應該」的哲學難題,但他仍認為韋伯在他對這一難題的框架中所做的,實際上是完全否認位於人類理性的範圍之內「應該」的存在[18]。施特勞斯擔心,如果韋伯是對的,我們就會留下一個世界,其中可知的真理是一個不能根據倫理標準來評價的真理。倫理與政治之間的這種衝突將意味著對善的任何評價都沒有依據,而沒有對價值的參照,事實就失去了意義[19]。
當代的分析
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在2021年美國國會大廈遭衝擊事件後評論稱:
後真相就是前法西斯主義……當我們放棄真理時,我們就把權力讓給了那些擁有財富和魅力,創造奇觀來取代真理的人。如果沒有對一些基本事實的共識,公民就無法形成公民社會,使他們能夠保護自己。如果我們失去了產生與我們相關的事實的機構,那麼我們往往會沉湎於有吸引力的抽象和虛構中……後真相時代磨滅了法治,引來了一個神話政權。[20]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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