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發生在國民黨總理孫文死後不久，於1925年3月31日在北京李烈鈞宅召開，此後又因為在北京流會而在廣州繼續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會址的討論焦點之一，是國民黨二大的召開地點問題，一屆三中全會會址的變遷也涉及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與國共合作問題，並最終導致一屆四中全會（西山會議）以及此後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以後的首次正式分裂（西山會議派）、以及1926年廣州、上海的兩場國民黨二大。

背景

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直接緣起乃為籌備國民黨二大。按照國民黨黨章，全國代表大會應每年召開一次。但因孫文北上、染病及去世，國民黨二大籌備工作未能及時開展。1925年初成立的國民黨護黨同志會以此指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期已過數月而不遵章改選，並數次通電否認其存在。因此，各委員亦主張從速召集二大，重新改選。1925年2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政治委員聯席會議決定3周內召集三中全會，5個月內召集二大。但因孫病情加劇，召開三中全會之議未實行。孫死後，國民黨出現權力真空，原本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更趨激烈、公開^[1]。

國民黨總章對全代會召開地點及其決定權限並無明確條文，廣州當局希望國民黨二大就地舉行，搶先將總章中並無規定的開會地點確定在廣州。3月5日，國民黨聯席會議通過胡漢民「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自由安全討論黨務起見應在粵開會請決定案」，議決廣州為二大開會地點。但該案遭到一些駐京委員反對，他們認為駐粵中委只有胡漢民、廖仲愷、譚平山數人,「不能以少數而議決此重大問題」。二大開會地點之爭迅即展開。

1925年3月12日，孫文在北京病死。3月27日，由李大釗主持的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開會，多數主張二大在廣東召集。三日後，在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委、 政治委員聯席會議圍繞開會地點展開激烈爭論。汪精衛、戴季陶、鄒魯、吳稚暉、李大釗等主廣東，張繼、 居正、謝持、石青陽、石瑛、鄧家彥等主北京。主粵者的根據多認為廣東「系革命之發源地,且在黨政府管轄下,言動較為自由」。主北京者則指「國民黨主義在黃河流域向少宣傳機會」,「代表大會開於北方,既免囿於一隅之譏,且可乘勢廣播改造種子。」^[1]

從雙方利益考量，主張在北京召開二大的李烈鈞、居正、石青陽、謝持等人均與護法時期西南實力派，如唐繼堯關係良好，希望藉助唐繼堯主導的聯省自治運動，在北京「公開的活動,以攻擊現政府, 攫取政權」。而主張在廣州召開會議的胡漢民、汪精衛、鄒魯等人則因為其根基在廣東，堅持「以廣州為根據地,一面儘量的發揮黨義,一面擴大民眾的勢力,以期三民主義的實現」，當時在國共合作中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跨黨分子以及蘇聯和共產國際亦致力於推動國民黨的親蘇親共，極力主張在粵召開二大，因為「廣州有左派的群眾,可以包圍大會,使之左傾。」^[2]

會議過程

北京首開

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於1925年3月31日在北京李烈鈞宅正式召開，24位中央執行委員中14位出席,符合過半數的法定條件。會議議定以後開會到8人即可成會。與會者為李大釗、汪精衛、戴季陶、鄒魯、居正、于右任、李烈鈞、於樹德、石瑛、石青陽、覃振、王法勤、 丁惟汾、恩克巴圖。由於胡漢民、廖仲愷、譚平山等主粵者無法到北京與會，主張在北京召開二大的中委為多數^[3]。

4月3日，會議出席委員11人，李大釗、王法勤、丁惟汾、 於樹德、鄒魯主張廣州，認為國民黨「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黨員絕對服從命令,而北京又處軍閥及帝國主義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動」。鄧家彥等主北京者則逐條反駁。表決結果為贊成及反對者各5人，主席于右任聲明下次會議再議。4月13日會議，雙方「爭執辯難,歷四小時」，贊成在北京開會者有石瑛、居正、 石青陽、李烈鈞、覃振、鄧家彥6人。主張在廣州開會者有王法勤、戴季陶、於樹德、鄒魯4人。主席丁惟汾則避往他室，不肯即付表決，被居正等強行牽出，警以「革其黨籍」。丁惟汾回席付表決，主北京者取得勝利，於是決定在北京召開國民黨二大，「經秘書於樹德列入會議錄,當眾宣讀一過,眾無異議」^[4]。

二大會址首次議決後的繼續博弈、北京會議的流產

國民黨二大會址議決後，兩派繼續博弈。汪精衛、李大釗請蘇聯大使加拉罕出面，在北京蘇聯使館宴請國民黨在北京的全體中委調解，未果。丁惟汾、於樹德、鄒魯等相率以停止出席為消極抵制，致連日皆成流會，甚至無法宣布閉會，只好延會。鄒魯還私下約談主張北京的謝、鄧等人勸其撤銷前議，仍未獲結果。為捍衛國民黨二大在北京開會的議案，主張北京的中委也發動抵制。李烈鈞、居正知道主張廣州派部分人消極抵制會議，邀集其留京 「繼續政治奮鬥,並擬召集大會,討論黨務進行」，又疏通汪、鄒等人，甚至準備宣言否認當時已滿任期的中執會，由改組前的上海本部召集在京開會。雙方的分歧無法調和。主張二大在廣州召開的中委決意回廣州「謀增厚勢力」，以推翻前議。4月16日，廣州國民黨聯席會議決定5月2日前在廣州續開三中全會，並電上海、北京執行部「通知全體委員屆期與會」。汪精衛、鄒魯陸續南下到廣州。主張北京派則將國民黨二大在北京召開的決議案通電各級黨部，令其「即慎查照」並「函知下級黨部」^[4]。

另一方面，主張在廣州開二大的派別利用輿論和地方黨部向已經議決的議案施壓，希望增加推翻前議的聲勢及正當性。汪精衛指使浙江、江蘇、湖北等國民黨黨部或黨組織（大多由國共合作下的中共跨黨成員組建）通電反對，又指在京開二大系「報紙風傳」、「敵黨故意造謠」，又指主張北京開二大的派別「欲借代表大會自重,以與安福政府妥協」。而主張北京派則動員其支持者維持動議，指責反對北京開會者「盜用名義」、「膽大妄為」又指二大在北京開會已議決,「已成鐵案」,但「少數不良份子」運動「多數無知之徒」圖謀變更地點，認為「既無正當理由, 復違本黨議事法程」,「一旦成為事實,吾黨前途固屬危險,而來日黨紀之淆亂,黨綱之墮落,其禍源則已肇於此矣」,希望全黨「勿為亂論所惑,務須一致尊重黨綱,服從議案」。

廣州續會

4月20日，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長聯席會議繼續在廣州召開。此後，一屆三中全會於1925年5月16日至24日在廣州繼續舉行。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鄒魯、戴季陶、於樹德、丁惟汾、恩克巴圖、譚平山、林祖涵、林森、沈定一、邵元沖等出席，李烈鈞、居正、石青陽、石瑛、覃振、于右任、鄧家彥、謝持等主張二大在北京召開的中委均未與會。

在這個主場優勢下，主張廣州派幾乎未遇任何阻力即推翻前議。18日，第一次預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地點及時間問題案」，將二大地點「定在廣州或開封」。當時，親國民黨的國民軍胡景翼部於3月控制河南，國民黨遂可在河南公開活動，其發展快速，河南省黨部於5月正式成立，成為繼廣東省黨部後的第二個正式省黨部。在河南召開國民黨二大可以調和北京派和廣州派的矛盾，但雙方均不願退讓，因此最後仍只專注於京粵之爭。

5月31日，胡漢民致電李烈鈞、石青陽、覃振、鄧家彥,「望即來粵,共策進行」，但他們認為「前次已議決在京開二屆大會」，廣州方面「妄用名義,在粵召集」，不但 「對此項來電,均主不復」,且決定「登報否認」。

大會正式作出《接受總理遺囑宣言》和《關於接受遺囑的訓令》的決議，並把孫文遺囑全文載入，並明確宣布：「以後本黨一切政治的主張，不得與總理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宣言及9月13日宣言，11月13日宣言之主旨相違背；凡違背上述主旨之方案，無論何級黨部，概不得決議」^[5]。

戴季陶於會上提出所謂「建立純正的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國民最高原則」的建議，以排擠中共。國民黨親共左派與中國共產黨跨黨分子則抵制國民黨反共右派。決議接受孫文的遺囑，作出了關於國民黨的紀律通告，重申二中全會關於接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並要求通告全體黨員^[6]。

對於與蘇俄的態度問題，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國民黨要繼承孫「未竟之志」，「努力為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奮鬥」。在對外政策方面宣布「凡能尊重我民族之平等與國家之獨立者，為中華民國親善之友；反之，則為我國之敵」，並明確指「現在世界上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唯蘇聯始可當此稱」，因此確定了國民黨內對於蘇聯態度的紀律。對於容納中共成員加入國民黨成為雙重黨員（「容共」），全會明確中共跨黨者只要「接受本黨之主義與政綱」，「遵守總理遺教」，則其「責任責任與義務完全與一般黨員無殊」。通過的《對全體黨員之訓令決議案》提到:「然因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之故,社會對於吾黨之疑慮,及吾黨同志間之糾紛,由是引起。」「任何階級無不聞共產二字而卻走,及見本黨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之加入,率驚恐相顧,以為大禍之將臨」，是國民黨官方文件中較早有關「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 之提法^[5]。三中全會發表了時局宣言，宣布不與「北京軍閥政府」合作。^[6]。

爭議

由於一屆三中全會會址的變遷涉及國民黨內關於容共聯俄政策的爭議以及左右派之爭，以及國民黨因為西山會議而產生「滬粵分裂」和上海、廣州兩個中央黨部對立爭議，因此在後世相當多重要著述中，只記載在廣州的會議，鮮有記載在北京召開會議的情況，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著作，或語焉不詳指 北京方面「不顧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擅自」召開的 「非法」會議之名，另一方面，北京會議的檔案材料亦未能留存。

國民黨最初的正式表述視北京會議為三中全會。12月12日，廣州國民黨中執會發表召集二大宣言，亦稱北京會議為「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但到1926年1月4日，汪精衛在廣州國民黨二大上報告「接受總理遺囑」經過，提及的「第三次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僅指在廣州續開的會議，不再包括在京首開的會議^[1][4]。

後續

會議中關於國民黨二大會址的爭議僅僅是國民黨分裂的開始。此後隨著黃埔軍在廣東多個戰線的勝利，廣東局勢被廣州革命政府穩定下來。同時，段祺瑞支持的執政府敵視國民黨，控制北京、親近國共的馮玉祥國民軍失勢，張作霖率領奉軍入京，使得在北京召開國民黨二大的可能性基本消失。1925年10月30日，國民黨中執會以「現時交通不便,各代表來往頗為困難」為由決定二大「應即展緩,侯交通恢復再行決定」。

同年年底，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西山會議）在北京召開，並宣布修改聯俄容共政策。認為西山會議不合法，又希望堅持聯俄容共的廣州中央為爭取主動，搶先於1926年1月召開國民黨二大，並處分了西山會議參與者。西山會議派為求自身組織合法，並和廣州中央爭奪國民黨黨統，又在3月在上海召開其國民黨二大。國民黨發生其改組以後的首次分裂。

另見

•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第一次國共合作
•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 西山會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