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蘭-達羅毗荼語系

埃蘭-達羅毗荼語系是一個假定的語系，將巴基斯坦和印度南部的達羅毗荼語系與今日伊朗西南部已滅絕的埃蘭語相聯繫。語言學家David McAlpin是該假說的堅定支持者。^[1]這一假說在學術界獲得了關注，但也受到了嚴重的批評，而且仍然只是達羅毗荼語言起源的幾種可能之一。^[a]一般認為埃蘭語是一種孤立語言，與已知的任何一種語言都沒有同源關係。^[3]

埃蘭-達羅毗荼語系
廣泛否定
地理分佈	南亞、西亞
譜系學分類	假定的語言系屬分類
分支	埃蘭語 達羅毗荼語系
–
Glottolog	無

假說的歷史

埃蘭語和達羅毗荼語在某種程度上有關的理論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這兩個領域剛剛創立時。Edwin Norris是第一個（1853）發表文章支持這一假設的人。^[4]Robert Caldwell在1856年出版了一本關於達羅毗荼語的比較語言學書籍，提出了進一步的證據。^[5]賓夕法尼亞大學達羅毗荼語言和語言學助理教授David McAlpin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提供了支持這一理論的證據。^[6][1]他還推測，未知的哈拉帕語（印度河河谷文明的語言）也可能屬於這一語系。

語言學證據

據David McAlpin所說，達羅毗荼語的使用者是從位於今日伊朗西南部的埃蘭帶來印度的。^[7][6]McAlpin (1975)在他的研究中確定了埃蘭語和達羅毗荼語之間的一些相似之處。他提出，達羅毗荼語和埃蘭語有20%的詞彙是同源的，12%的詞彙是可能同源的。進一步，埃蘭語和達羅毗荼語之間有相似的第二人稱代詞和平行的格後綴。它們有一些類似的派生詞、抽象名詞，以及相同的動詞詞幹+時態標記+人稱後綴結構。兩者都有兩個肯定時態，一個是「過去時」，一個是「非過去時」。^[8]

認可度

該假說在學術界獲得了關注，但由於有關埃蘭語的資源有限，很難進行評估。^[5]埃蘭-達羅毗荼語支持者有伊戈爾·米哈伊洛維奇·季亞科諾夫^[9]和Franklin Southworth。^[1]

Bhadriraju Krishnamurti認為McAlpin提出的埃蘭語和達羅毗荼語之間的形態對應關係是臨時性的，並認為它們缺乏語音動機。^[10]Kamil Zvelebil和其他人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10]Georgiy Starostin批評說，它們與附近其他語系的對應關係並不密切。^[5]對於大多數歷史語言學家來說，埃蘭-達羅毗荼語系仍未得到證實，學者們普遍認為埃蘭語是一種孤立語言，與任何已知語言沒有同源關係。^[11][12][13]

農業的傳播

參見：印度河文明與兩河文明的關係

除語言上的相似之外，埃蘭-達羅毗荼語系假說的基礎是，農業從近東經埃蘭傳播到印度河河谷。即，農耕人群從埃蘭帶來了新的語言和農業。支持民族植物學的數據包括小麥的近東起源與其名稱(D. Fuller)。後來埃蘭和印度河流域文明之間廣泛貿易的證據表明，兩個地區間仍有聯繫。

Renfrew和Cavalli-Sforza也認為原始達羅毗荼語是由新月沃土伊朗部分的農民帶到印度的，^{[14]:221-222[15][16][b]}但最近Heggarty和Renfrew指出，「McAlpin對語言數據的分析，以及因此他的主張，仍與正統說法相去甚遠」，並說Fuller沒有發現達羅毗荼語和其他語言的關係，因此假定它是印度本土的語言。^[2]Renfrew和Bahn的結論是，有幾種情況語數據相吻合。^[2]

Narasimhan等(2019)的結論是，印度河文明人群的伊朗祖先成分是由與伊朗農民相關但不同的人貢獻的，且缺乏與安納托利亞農民相關的祖先，而安納托利亞農民在公元前6000年之後很常見。^[17]:11[c]那些與伊朗農民有關的人可能在印度和古出現農業之前就已經到達那裡，^[17]:11並在大約公元前5400至3700年，即成熟的印度河文明出現前，就與印度採獵者人群混合。^[17]:5[d]Sylvester等(2019)指出（參Renfrew (1996)），「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有講布拉灰語的人，他們是達羅毗荼語語言島，這支持埃蘭-達羅毗荼語系假說」^[20]:1[21]並認為在新石器時代發生了雙向遷徙和混合。{sfn|Sylvester|2019}}

注釋

1. Renfrew和Bahn的結論是，有好幾種情況與數據相吻合。^[2]
2. Derenko：「這些新技術的傳播與南亞達羅毗荼語和印歐語的散布有關。據推測，原埃蘭-達羅毗荼語很可能起源於伊朗西南部的埃蘭，隨著農民向印度河流域和印度次大陸的移動而向東傳播。」^[16]
   
   Derenko refers to:
   * Renfrew (1987),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 Renfrew (1996), Language families and the spread of farming. In: Harris DR, editor,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pp. 70–92
   * Cavalli-Sforza, Menozzi, Piazza (1994),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3. Narasimhan等：「[一種可能性是]這個群體中與伊朗農民有關的祖先是印度河流域狩獵採集者的特徵，就像它是北高加索和伊朗高原狩獵採集者的特徵一樣。在伊朗東北部Belt和Hotu洞穴的狩獵採集者中出現這種祖先，增加了這種祖先可能存在於更東部的狩獵採集者中的合理性"。」^[17]:11
   Shinde等(2019)指出，這些伊朗人「幾乎沒有來自伊朗西部農民或牧民的基因貢獻」；^[18]:6他們彼此之間在超過1.2萬年前就分開了。^[18]:4
   另見Razib Kkan, The Day of the Dasa：「事實上，可能是在更新世的高峰期，類似ANI的准伊朗人長期占領南亞西北部，AHG人口則在南部和東部邊緣地帶。」
4. Mascarenhas等(2015)指出：「從Togau階段（公元前3800年）開始，Mehrgarh的墳墓中報告了新的，可能是西亞的身體類型。」^[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