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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哥·福斯蒂諾·薩米恩托
阿根廷學者及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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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哥·福斯蒂諾·薩米恩托（西班牙語：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1811年2月15日—1888年9月11日），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阿根廷總統，共濟會會員。
 | 此條目可參照外語維基百科相應條目來擴充。 (2022年1月1日) |
薩米恩托出身貧苦，靠自學獲得淵博的知識。因反對考迪羅胡安·曼紐·德·羅薩斯的統治曾於1831年至1836年、1839年至1851年兩度流亡智利。1850年參加烏爾基薩的反羅薩斯的軍隊，後因與烏爾基薩政見不合，於1852年第三次旅居智利。1855年回國，先後任職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府、聖胡安省，1864年起，先後任阿國駐智利、秘魯和美國的外交使節。1868至1874年任阿根廷總統。1875年被選為參議員，1881年擔任全國教育最高總監，晚年僑居巴拉圭並於當地逝世。
薩米恩托長期從事教育事業，曾在阿根廷、智利擔任教職，擔任外交使節期間也曾赴歐美諸國考察，其主張實證主義，透過西歐、北美先進的教育制度實現阿根廷的現代化，亦支持在阿根廷普及公共教育，提升國民素質，其教育理念多見諸由後人編輯出版的著述。並被譽為阿根廷「民族教育之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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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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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哥·福斯蒂諾·薩米恩托於1811年2月15日出生於阿根廷聖胡安卡拉斯卡爾的一戶貧苦人家[2]:11。他的父親是荷西·克萊門特·基羅加·薩米恩托·富內斯（José Clemente Quiroga Sarmiento y Funes），阿根廷獨立戰爭期間曾在軍隊服役，負責將戰俘送回聖胡安[3]:31。他的母親保拉·索伊拉·德阿爾瓦拉辛·伊拉薩瓦爾（Doña Paula Zoila de Albarracín e Irrazábal）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並以織布為生。1801年9月21日，荷西和保拉結婚，婚後生育了15個子女，其中有9個早夭，而多明哥是他們唯一活到成年的兒子[3]:24，對於自己年少時的家庭狀況，薩米恩托曾回憶道：
我出生在一個長期生活在貧困邊緣的家庭，這個家庭至今仍然是貧窮戶。我的父親是一個好人，除了在獨立戰爭中擔任過下級職務外，他的一生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的母親是最純粹的基督徒，對她來說，對上帝的信仰永遠是解決生活中所有困難的答案[4]。
他受洗的名字是福斯蒂諾·瓦倫丁·基羅加·薩米恩托（Faustino Valentín Quiroga Sarmiento）。一些來源稱，「多明哥」這個名字是在後面加的，因為並沒有顯示在出生證上[5]。另一些證據顯示他的家庭或朋友當中沒有人叫做「瓦倫丁」，所以這個名字是來自同名的聖人。而福斯蒂諾這個名字是因為出生當日是福斯蒂諾日[6]。
四歲時，薩米恩托在父親及叔父荷西·歐弗拉西奧·基羅加·薩米恩托教他讀書，其中後者後來成為了庫約地區的主教[3]:35[7]。姨父多明哥及荷西·德奧羅也對年幼的薩米恩托產生了影響，他們是胡安·曼紐·德羅薩斯的支持者，雖然薩米恩托沒有追隨德奧羅支持羅薩斯，但他學會了德奧羅正直和誠實的為人，以及其擅長的學術和演講技巧[3]:26[8]:270-271[9]:186。1816年，五歲的薩米恩托開始就讀於祖國小學（La Escuela de la Patria），在校期間，他表現優異，並曾得到學校「第一公民」（Primer Ciudadano）的稱號[3]:36[10]。完成小學學業後，薩米恩托的母親希望他去哥多華當神父，為此，他花了一年時間學習《聖經》，雖然小時候在教會幫助叔父基羅加做教堂禮拜，但薩米恩托很快就對宗教和學校教育感到厭倦，並開始與一群好鬥的孩子交往[3]:37-38。1821年，薩米恩托的父親把他送進了洛雷托神學院，但不知何故，他並沒有進入神學院，而是回到了聖胡安就讀中學[3]:44，並在就讀期間掌握了拉丁文[11]。1823年，國務部長貝納迪諾·里瓦達維亞宣布，各省可以選拔本省六名最優秀的學生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道德科學學院（Colegio de Ciencias Morales de Buenos Aires，即今布宜諾斯艾利斯國立學院[12]）深造，選拔透過抽籤進行，成績優秀的薩米恩托並不在被抽中的學生之列，從而與國立學院提供的名額失之交臂[3]: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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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貝納迪諾·里瓦達維亞出任拉普拉塔河聯合省主席，他主張由較開化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管理內地各省，但其政策脫離了阿根廷社會現實，激起了各省的憤怒，並引發了內戰。並由此產生了兩個對立的群體，其中一派主張阿根廷實行單一制、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派系多由富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組成，其中便包括薩米恩托；與他們相對立的是邦聯派，他們主要居住在農村地區，傾向於拒絕歐洲習俗，他們的隊伍中包括曼紐·多雷戈和胡安·法昆多·基羅加等人，他們支持一個鬆散的邦聯，在邦聯之下，各省享有較多的自治權[14]:171[15]:28-29。兩派人馬對於里瓦達維亞政府的看法不一。對於薩米恩托等單一制支持者來說，里瓦達維亞的政策有助於阿根廷的文明開化，他建立了一所由歐洲人擔任教職的大學，並支持在農村推廣公共教育。他還支持戲劇和歌劇團體、出版社和博物館的成立。這些政策被一神論者視為文明的積極影響，但它們卻惹惱了邦聯派人士，因為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受到政府限制難以增長，里瓦達維亞政府還時常以流浪罪逮捕高卓人，並強迫他們參與無償的公共工程建設[14]:172。
1827年，單一派受到邦聯派的挑戰。里瓦達維亞辭職後，曼紐·多雷戈出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他很快與巴西達成和平協議，但回到阿根廷後，屬於單一派的將軍胡安·拉瓦列推翻並處決了他，亦解散了立法機構。但拉瓦列隨即被胡安·曼紐·德·羅薩斯和埃斯塔尼斯勞·洛佩斯領導的高卓人部隊推翻。1829年12月，拉瓦列解散的舊立法機構重新成立，並任命羅薩斯為布省省長，此後，羅薩斯便長期統治著阿根廷，直到1852年被推翻流亡海外[14]:173[15]:29-33。
1827年，薩米恩托因從事反邦聯派的軍事活動，被迫和姨父荷西·德奧羅一起離開家鄉[2]:15。荷西·德奧羅是一名神父，曾參加荷西·德聖聖馬丁將軍領導部隊，並在查卡布科戰役中擊敗了西班牙帝國軍[3]:47。薩米恩托和德奧羅一起去了聖路易斯省的聖法蘭西斯科德爾蒙特德奧羅，並開始在鎮上唯一的學校教書[13]。同年晚些時候，薩米恩托的母親寫信規勸他回家，但遭到拒絕，隨後，他父親回信說要來接他，並說服聖胡安省長將薩米恩托送到布市的道德科學學院學習，之後，他才回到聖胡安[3]:49。但就在薩米恩托回到聖胡安後不久，當地便遭受了考迪羅法昆多·基羅加及其部隊的燒殺搶掠，他們為非作歹的形象給薩米恩托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記憶[13]，對此，歷史學者威廉·卡特拉（William Katra）指出，在薩米恩托看來，基羅加取得對聖胡安省的控制權，無疑等同於邪惡化身對文明社會的強姦[16]:29。
由於政局動盪，薩米恩托也無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上學，因此他選擇對抗基羅加，並加入了單一派軍隊，但最終沒能避免基羅加占領聖胡安，他也因此遭到軟禁[3]:77，旋即被釋放，並加入了一位單一派關鍵人物荷西·瑪麗亞·帕斯將軍的軍隊，繼續對抗基羅加，但基羅加的部隊勢如破竹，帕斯將軍的主要盟友均遭擊敗，其中也包括聖胡安的省長，因此，薩米恩托被迫於1831年逃往智利[8]:62-65。
薩米恩托在智利生活了五年後才回到阿根廷[2]:10。當時，智利政局穩定，並以井然的社會秩序、完備的憲法組織和言論自由而聞名。他曾擔任學校教師、商店職員和礦工。在洛斯安地斯居住期間，薩米恩托在學校任教，他透過音節方法教授學生識字，他還與自己的學生瑪麗亞·赫蘇斯·德爾·坎托墜入愛河，並生了一個名叫安娜·福斯蒂娜的私生女。但他創新的教學風格得罪了洛斯安地斯的省長，並因此遭到學校解僱[9]:190。對於遭解僱感到不滿的薩米恩托便搬到鄰近的波庫羅小鎮，在那裡開設了一家酒吧，但酒吧隨後便發生了醉酒事件，他因此受到波庫羅鎮長的斥責，而這也給他帶來了損失，他被迫搬到了瓦爾帕萊索，在那裡擔任售貨員，後來，受到智利淘銀熱誘惑的薩米恩托搬到了北部的查尼亞西略，成為某個銀礦的工頭，但就在1836年，他染上了傷寒，他的家人不得不請求聖胡安省長准許他歸國[9]:190-191。
1836年，身患重病的薩米恩托回到聖胡安，當時，他的家人和朋友以為他會死去，但他康復了，在康復後，他開始教鎮上的孩子繪畫，並透過擔任訴訟辯護人賺取額外的收入，他還結識了從歐洲返國的曼紐·基羅加·羅薩斯，在後者那裡閱讀了大量歐洲文藝作品，其中不乏文藝評論、戲劇、詩歌及史學研究，增長了見聞[17]:32。與此同時，薩米恩托開始與埃斯特萬·埃切維里亞、胡安·包蒂斯塔·阿爾韋迪等青年作家交往。這些作家鼓動社會變革，倡導國家採取單一制、建立社會精英為核心的憲政體制、推動自由貿易、言論自由、發展國民教育[16]:7-9。隨著時間的推移，薩米恩托成為了他們創辦的文學沙龍「1837年一代」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18]:41。
薩米恩托還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名為聖羅莎高中，致力於提高女性的教育程度，他的姨母特蘭西托及姐姐比恩韋妮達則負責教授女學生[2]:16[17]:32-33。除了學校之外，他亦與志同道合者創辦了一個文學協會以及一本名為《熱風》的反邦聯主義雜誌，但訂閱者不多，聖胡安省府也不喜歡薩米恩托對當局批評，對雜誌進行了審查，亦徵收了高額稅款，薩米恩托也被迫在六周後停止出版該雜誌[17]:17[19]。1840年，聖羅莎高中第一個學年將結束時，胡安·曼紐·德羅薩斯下令逮捕所有的單一派人士，薩米恩托也遭到逮捕，並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為了避免他遭到私刑折磨，聖胡安省長納薩里奧·貝納維德斯決定讓薩米恩托離開阿根廷，前往智利[17]:33-34[20]。
第二次來到智利後，在時任教育部長曼紐·蒙特的支持下，薩米恩托於1842年創辦了智利也是西語美洲第一所師範學校，以培養合格的教師，提高該國基礎教育水準，他本人也編纂了數部教材[13][21]:16-17，薩米恩托還曾批評修辭語法典籍古板且束縛人性，從而引發了他與聖菲利佩大學（今智利大學）校長安德烈斯·貝略的論爭，兩人從文學到哲學、語言學到倫理學進行了爭論，最終貝略不敵薩米恩托，退出了戰鬥，而他的門生荷西·維多利諾·拉斯塔利亞則倒向了薩米恩托一方[22]。同時，薩米恩托也開始為瓦爾帕萊索的《水星日報》[17]:37、《進步日報》撰稿，為那些受到羅薩斯迫害的人辯護[23]，其中在《進步日報》發表的《法昆多：文明與野蠻》也是他的代表作[13]，但薩米恩托批評羅薩斯政權的文字過於尖銳，甚至引起了羅薩斯本人的不滿，他要求將薩米恩托引渡回國加以懲罰，為了改善與阿根廷的外交關係，智利政府於1845年將薩米恩托派往各國考察不同的教育體系[24]。
薩米恩托便離開智利，先後考察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普魯士德國、瑞士等國，但歐洲的保守政局令他感到失望，他曾經認同的法國政治家法蘭索瓦·基佐也成為了羅薩斯政權的支持者[13]，當他回到西半球時，旅費只剩下600美元，他便將考察的重心放在美國，遊歷美國東部[25]，美國的開放自由、共和精神令薩米恩托深受震撼，在是次考察中，他還得到了教育家賀拉斯·曼的接見，並接受其建議，賀拉斯的教育理念也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薩米恩托的教育理念，為日後在阿根廷推行奠定了基礎[26]:14-16。回到智利後，薩米恩托於1848年向教育部長提交了考察報告。在報告中，他主張智利的公共教育也應效法美國，培養民眾的公民意識，其考察報告一年後也彙編成《論大眾教育》一書[13]。與此同時，他娶了同樣來自智利的寡婦貝妮塔·阿古斯蒂娜·馬丁內斯為妻，並收養了她的兒子多明哥·斐代爾·卡斯楚[2]:10。
薩米恩托亦繼續從事反對羅薩斯的運動，創辦了報紙《論壇報》、《紀事報》以支持曼紐·蒙特參選智利總統，蒙特也在1851年勝選。他還在1850年出版了《外省回憶》、《拉普拉塔河邦聯首都或白銀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歷史使命，以及其對阿根廷國體的構想[13][16]:173-176，另一方面，烏爾基薩於1852年在卡塞羅斯戰役中擊敗了羅薩斯，迫使後者辭職並流亡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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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多明哥·福斯蒂諾·薩米恩托早年熟讀歐洲文學作品，其思維模式、理念具有理性主義特點，但他的文學作品則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他也因此成為拉丁美洲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之一[27]。在19世紀初期，拉丁美洲文壇深受古典主義及浪漫主義之影響，但安德烈斯·貝略等早期浪漫主義詩人仍然在理論上支持西班牙的古典主義，認為文學運動應該由貴族精英主導，而主張法國浪漫主義的薩米恩托則反對因襲西班牙文學傳統，二人爆發論戰，隨著貝略門生荷西·維多利諾·拉斯塔利亞的倒戈，最終，薩米恩托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擊敗了貝略的古典主義，成為19世紀中後期拉丁美洲文壇的主要流派[28]。
薩米恩托的代表作是小說《法昆多》，這部作品敘述了考迪羅法昆多·基羅加的一生，也描寫了阿根廷的地理風貌、風土人情[29]，並藉此譴責了獨裁者羅薩斯的暴政。在《法昆多》中，薩米恩托還將世界按照文明與野蠻分為兩類，一類是象徵文明的北歐、北美、城市、單一制及其支持者里瓦達維亞、帕斯等人，而相對的，另一類就是象徵野蠻的拉丁美洲、西班牙、亞洲、中東、鄉村、邦聯主義及其支持者羅薩斯、法昆多等人，薩米恩托對他們加以撻伐[30]:177，而他在《法昆多》中對於文明開化的推崇，也成為他當選總統後大力引進歐洲移民的思想淵源[31]:17-18[32]:181。《法昆多》在用詞上通俗易懂，打破了以王公貴族為主人公的創作舊例，引入了平民、士兵、美洲原住民等人物角色，人物思想也有別於古典主義作品內文質彬彬的人物，較為生動而活躍[22]。學者方瑛亦將其與埃斯特萬·埃切維里亞的《屠場》、荷西·馬莫爾的《阿瑪莉亞》合稱為拉丁美洲浪漫主義文學三大傑作[33]
- 《關於公眾教育》（1849）
- 《外省回憶》（1850）
- 《格蘭德軍隊的戰役》（1852）
- 《一百零一夜》（1853）
- 《美洲青年團結的基礎》（1860）
- 《美洲的種族衝突與和諧》（1883）
- 《多明吉托的生平》（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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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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