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廁訓練

如廁訓練（亦稱便器訓練或如廁學習）是一項通常針對幼兒或嬰兒的訓練過程。通過這種訓練，兒童得以學會使用廁所來進行大小便。前現代社會中的如廁訓練流程至今不得而知，但社會對於如廁訓練的態度在近年來變動很大，且不同文化環境對此有著不同的態度。根據人口統計，當代的如廁訓練傾向於使用行為學或認知心理學的方法。

Anette Poelman在阿姆斯特丹創建的托兒所內，兒童在練習使用便器。（1932年）

訓練的方法各有不同。儘管有些訓練方式被普遍地認為有效，但多種方法的組合效果研究至今闕如。既能適應不同人群，也能適應不同年齡的通用方法是不存在的。相對地，訓練者需要時常調整訓練方式以適應其條件。在某些文化環境中，如廁訓練從出生後不久便開始了；但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中，如廁訓練往往從18個月到兩周歲時才開始，而大多數兒童在四歲時才真正掌握如廁能力。即使如此，很多兒童也會偶爾遭遇如廁失敗的意外事件。

某些特定的行為或生理失調狀態會影響如廁訓練的效果，且會延長訓練的時間，增加訓練者所需要投入的精力。在特定條件下，如廁訓練甚至需要醫學專家的專業介入指導。但這種情況極少發生，縱使某些兒童在訓練中遇到了這些問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依然能成功學會如廁。

在訓練的過程中，兒童有可能面臨滑倒或從廁位上跌落等問題，而如廁訓練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成為虐待兒童的導火索。有鑑於此，與如廁訓練相關的技術也被開發出來，既有通用的，也有針對某些情況的專用技術。

歷史

1577年的繪畫：一個孩子坐在專用的便器上。

對於前現代社會中的如廁訓練方式，我們知之甚少。已知最早的兒童廁所出現於古羅馬時代，但這沒能揭露出他們是如何實行訓練的。^[1]此後，在中世紀的歐洲，「尿床的推薦治療方法：食用刺蝟或山羊角粉，並把乾燥的雞冠撒在床上」^[2]。

現如今，與如廁訓練相關的文化因素和實踐方式則已經大有不同。例如嬰兒曾經只能以一片樹葉或一塊亞麻布遮羞，但到了18世紀後期，需要手洗的尿布已經開始使用。隨著機械洗衣機的發明，以及20世紀中葉一次性尿布的普及，對於父母而言，照顧那些未經如廁訓練的幼兒，不再是一個資源和時間的顯著負擔，但同時，及時進行如廁訓練的意識也減弱了。^[3][1]但這一趨勢並未在全世界同步出現，因為較貧困國家的人仍然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使得一次性尿布等物資成為了顯著的負擔，反倒使他們更加希望能夠儘早完成如廁訓練。^[4]而已開發國家中的貧困家庭，也傾向於比較富裕的同齡人更早接受訓練。^[5]

在20世紀，如廁訓練的理論大部分來自於精神分析，強調無意識的影響，以及如廁訓練方式在成年後的潛在心理影響的警示。例如，人類學家傑弗里·戈勒（Geoffrey Gorer）在20世紀40年代曾經將當代日本社會的很多現象歸因於其如廁訓練方式，他寫道：「過早的、嚴格的如廁訓練，是塑造日本成年人性格的最重要的單一影響因素。」^[6][7][8]而1970年代的一些德國育兒理論家，則將納粹主義、大屠殺和懲罰性的如廁訓練所產生的專職、殘暴的個性聯繫在一起。^[9]

但在20世紀晚期，以上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了，代之以行為主義，強調通過獎勵、強化來增加某些行為的頻率；以及認知心理學，強調意義、認知能力和個人價值觀。^[6][7]一些作者，如心理學家和兒科醫生阿諾德·格塞爾（Arnold Gesell），兒科醫生班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等，在將如廁訓練問題重新界定為生物學和兒童準備的問題方面頗有影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