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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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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橋 （英語：Clan Jetties）是位於馬來西亞檳城州首府喬治市東北縣海墘路（Weld Quay）沿岸的一系列高腳木屋聚落，屬喬治市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區的一部分。聚落由多座伸向海面的木橋組成，每座橋原先主要由來自中國福建沿海、擁有共同姓氏的移民宗族聚居，因此得名姓氏橋。[1][2]
姓氏橋最早於19世紀末逐漸形成，於20世紀上半葉發展成完整的水上聚落。獨立前後共有九座姓氏橋，其中姓郭橋與平安橋已於2006年拆除，目前尚存七座：姓王橋、姓林橋、姓周橋、姓陳橋、姓李橋、雜姓橋（新橋）及姓楊橋。[3][1]
自2008年喬治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來，姓氏橋從曾被視為違章建築的邊緣聚落，轉變為重要的文化景觀與觀光據點，同時也面對商業化、環境污染與社區高齡化等議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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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姓氏橋位於檳島東北角海岸線，自檳城渡輪的拉惹敦烏達碼頭（Raja Tun Uda Ferry Terminal）往南一路分布，木橋如手指般伸入海中，木屋則沿著板道兩側密集排列。[1][6]
現存的主要橋梁（由北至南）包括：[1]
- 姓王橋（Ong Jetty）
- 姓林橋（Lim Jetty）
- 姓周橋（Chew Jetty）
- 姓陳橋（Tan Jetty）
- 姓李橋（Lee Jetty）
- 雜姓橋/新橋（Mixed Surname Jetty / New Jetty）
- 姓楊橋（Yeoh Jetty）
已拆除者則有：姓郭橋（Koay Jetty）與平安橋（Peng Aun Jetty）。[1][3]
各橋建築多為木構架高腳屋，部分屋頂與立面近年以鋅板與水泥加固。姓氏橋所在地區在喬治市特別地區規劃（Special Area Plan）中被列為重點保育區，建築整體多歸入第二類文物建築（Category II），代表具有特殊文化價值，須盡力保存其原貌與用途。[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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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8、19世紀以來，喬治市作為馬來半島西岸的重要轉運港，吸引大量來自中國福建省南部的福建話移民，許多勞工在海墘碼頭一帶從事裝卸、擺渡與小規模貿易，起初居住在打鐵街、打石街、打銅仔街、舢板巷等沿海街巷內的擁擠屋厝。[6][1]
1882年，殖民政府填海興建海墘路，並沿岸設置多座ghaut與木棧橋作為小艇靠泊點。隨著港口貿易量增加，來自同一籍貫與姓氏的中國移民逐漸以宗族方式壟斷特定棧橋的泊船與裝卸生意，並在橋邊搭建簡易棚屋，供輪班的船夫與貨運工歇息、留宿。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些棚屋逐步擴建為家族式高腳木屋，形成今天所見的水上聚落。[1][3]
20世紀前半葉，伴隨錫與橡膠貿易繁榮以及移民潮，姓氏橋居民人數持續增加。部分橋梁在日本占領馬來亞期間遭轟炸破壞，如姓林橋於1941年戰火中幾乎全毀，戰後逐步重建。[1]
港口經營模式在1970年代轉向貨櫃碼頭後，對人力與舢板的需求大幅下降，許多原本以港口為生的姓氏橋居民失業，聚落從港口經濟樞紐轉為低收入社區，外界曾將其視作貧民窟或非法屋。[4][3]
獨立後，姓氏橋居民多持有需每年更新的臨時占用執照（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 TOL），土地權屬仍歸州政府，由於缺乏徵收補償保障，聚落長期面對發展壓力。20世紀30年代、1941年、1960年代及2006年，部分橋梁先後因道路拓寬、港口改造與住宅開發而被拆除，其中2006年平安橋與姓郭橋的拆除曾引發當地社團及學者對文化遺產流失的關注。[1][5]
2008年，喬治市連同馬六甲市以「馬六甲海峽歷史城市」名義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姓氏橋被納入核心區，並在後續的遺產管理計劃與特別地區規劃中被正式界定為重要活態遺產社區，避免進一步拆除，但也因此必須遵守建築維修與用途方面的嚴格管制。[9][2][4]
社會與文化
姓氏橋居民多源自中國福建省泉州同安、惠安一帶沿海村落，如：鑾美社（姓王）、後村莊（姓林）、杏林社（姓周）、炳州社（姓陳）、兌山村（姓李）、廈門海澄霞陽村（姓楊）等。[1][6] 早期移民多為單身男性，藉助同鄉宗族網絡獲得工作與住宿，之後陸續迎娶檳城本地婦女或從原鄉接來家屬，在橋上世代居住。
宗族結構體現在橋名、祠堂與節慶上，各橋一般設有公司厝或宗祠，供奉祖先與守護神明，並負責協調公共事務、互助與調解。[4][10]
歷史上，姓王、姓林、姓周與姓李等橋的居民多從事舢板擺渡與貨運，利用地利為外海大型貨船提供往返接駁服務。姓陳、姓楊與姓郭橋則與木炭、柴火貿易及漁業相關。[1][3]
今日居民職業已多元化，包括小販、服務業、漁民、旅遊相關行業等。板道兩側開設有雜貨店、茶室、民宿及紀念品店，但仍可見居民在門前曬魚乾、晾衣、聊天等日常景象。學術研究指出，橋民在面對觀光開發與房價壓力時，通過微小改造、空間再利用與社群動員來協商空間，在維持生活便利的同時盡力保留地方感與宗族網絡。[4][10]
姓周橋在農曆正月初九（天公誕）前夕舉辦的大型拜天公儀式，居民在海墘路設長桌供奉玉皇上帝，陳列燒豬、糕點、水果等貢品，配合巨型香柱與煙火，吸引大量信眾與遊客參與。[1][10]
中元節期間，山海陰陽殿祭祀地府神祇與好兄弟，燃燒紙紮、搭設戲台，體現姓氏橋與周邊華人社會的共同信仰實踐。九皇大帝誕期間，九皇大帝神舟亦在姓陳橋一帶送王出海，為檳城重要宗教活動之一。[1]
宗教與廟宇
姓氏橋一帶聚集了多座華人民間信仰廟宇與社區會堂，反映橋民以道教、民間信仰與地方神祇為核心的宗教生活。各橋以祖先神、海神與護境神為主祀對象，結合農曆新年、天公誕、中元節、九皇大帝誕等節慶儀式，形成緊密的信仰社區網絡。[11]
在姓林橋，較具代表性的廟宇包括：建於1976年的日月壇，主祀金天大帝與林太祖，並兼奉多位神祇。五穀仙祖廟供奉神農氏，為橋民祈求健康與豐收。山海陰陽殿則以地獄圖像壁畫與大士爺神像著稱，是農曆七月中元節期間的重要祭祀空間。姓周橋橋頭的朝元宮主祀保生大帝，橋尾的感天宮奉玄天大帝，周邊尚有海外宮、王封鎮海宮鶴龍寺與供奉齊天大聖的清岩宮等，構成密集的宮廟群落，也是著名的農曆正月初九拜天公活動場所。
姓陳橋的宗教中心為昭應殿與橋尾的媽祖廟：前者最初建於1917年，主祀開漳聖王陳元光，後遷至現址，後者漆成紅色，小巧獨立於海上，兼奉媽祖、哪吒與陳府太子，並參與九皇大帝送王迴鑾儀式。姓李橋則以金鞍山寺為主要廟宇，奉祀保生大帝、中壇元帥（哪吒）、大伯公及註生娘娘，其中哪吒神像相信是檳城目前歷史最久的哪吒神像。據說神像源自中國金鞍山祖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秘密運至檳城。
雜姓橋（新橋）上的啟天宮主祀玄天大帝與大伯公，橋上角落亦安置拿督公神壇，反映華人與馬來社會信仰互動的長期歷史。位於最南端的姓楊橋則設有會堂宮，供奉楊府五顯大帝與清水祖師，並在農曆九月廿八前後隆重慶祝五顯大帝寶誕，是該橋少數大型節慶活動之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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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橋分布
姓王橋位於渡輪碼頭南側，為現今最北端的姓氏橋。與其他橋不同，姓王橋自始未發展為大規模水上住宅聚落，而是維持工作碼頭功能。橋上原設公共棚屋，供來自福建泉州同安縣鑾美社的王姓船夫休息，今日僅存少數建築，多作為泊船和停放摩托的空間。[1][6]
姓林橋靠近渡輪碼頭，居民祖籍為泉州同安縣後村莊。二戰前橋上約有四十餘棟房屋，1941年日本轟炸時嚴重毀損，戰後重建，目前約有三十棟高腳屋。[1]橋上設有日月壇、山海陰陽殿及五穀仙祖祠等，農曆七月中元節時香火鼎盛，亦見到以地獄圖像裝飾的壁畫等獨特信仰元素。[1][6]
姓周橋為規模最大、最具知名度的姓氏橋，約有七十五棟木屋，被視為檳城代表性水上人家景觀之一。居民多源自泉州同安縣杏林社（杏林鄉）。[1]橋口的朝元宮及面海的感天宮分別主祀保生大帝與玄天上帝，周邊還有海外宮、王封鎮海宮鶴龍寺、清岩宮等宮廟與社區會堂，形成密集宗教網絡。[1][6]
學者指出，姓周橋在觀光熱潮下約有相當比例住家轉為民宿、飲料店與紀念品店，使橋上空間由單純居住轉向兼具商業與展示功能，引發有關真實性與居民生活干擾的討論。[10][8]
姓陳橋為橋長最遠的一座，木橋深伸入海中，橋上僅有約十一棟木屋，規模相對較小。居民祖先被認為來自福建沿海孤島，早期以捕魚與采蚝為生，登陸檳城後先在打銅街公司厝合住，再逐漸在海邊木樁上搭建雨棚，1910年代已出現五間木屋並有人遷入長期居住。[1][6]
橋上主要廟宇為昭應殿與靠近橋尾的媽祖廟，奉祀陳元光將軍、媽祖、哪吒等神祇，並曾作為九皇大帝神舟送王出海的儀式場所。[1]
姓李橋居民多來自泉州同安縣兌山村。早期聚落位於今渡輪碼頭範圍內，因海墘路與碼頭擴建計劃於1960年代遷至現址。[1]木屋沿橋道兩側對稱排列，外觀整齊，部分重新粉刷油漆，橋上設有保生大帝小祠。[1][6]
雜姓橋形成於1960年代，為安置因道路拓寬與工程而需遷移的橋民而建，因此聚居者姓氏多元，不再以單一宗族為單位，故稱雜姓橋或新橋。[1][3]其建築在規劃時已受到較嚴格的城市管制，部分房屋於1970年代為鋪設跨海輸水管線而被拆除。[1]
姓楊橋位於最南端，居民祖籍多為福建海澄（今廈門海滄一帶）霞陽村，傳統職業包括木炭與柴火買賣。[1]因後續填海工程，橋的一部分現已處在陸地上，遠離原始海岸線。[1][2]
姓郭橋居民源自福建惠安白奇鋪一帶，早期從事木炭批發與碼頭相關行業。由於土地重劃與住宅發展計劃，姓郭橋於2006年拆除，其歷史與影像後來成為展覽與著作的主題，用以反思城市發展與遺產消失的關係。[5][3]
平安橋為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水上聚落，居民姓氏混雜，功能類似後來的雜姓橋。因與姓郭橋同處開發用地，兩者在2006年一併拆除，其名稱平安被部分橋民與研究者視為對水上生活安全與庇護的象徵。[1][4]
環境問題
姓氏橋多建於潮間帶泥灘之上，數十年來家戶廢水直接排入海面。針對當地海水與排水品質的研究顯示，姓氏橋附近水域存在高有機負荷與大腸桿菌濃度，污染源包括陸上排水及聚落本身的直接排污，因此曾提出以真空污水系統等方式改善排污與環境衛生。[3]
隨著喬治市港口重組與貨櫃碼頭遷移，姓氏橋失去原有港口功能，但又因世界遺產身份而成為觀光熱點。研究指出，觀光人潮與商業化雖帶來收入機會，卻也造成擁擠、噪音與生活成本上升，加劇社區高齡化與青年外流問題。[4][10][5]
世界遺產
2008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將馬六甲和喬治市，馬六甲海峽歷史城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喬治市的突出普世價值之一即為其多元族群在港口背景下形成的街區與水上聚落，姓氏橋被視為其中關鍵組成。[9][1]
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GTWHI）於2010年成立，負責協調遺產區的保育、研究與推廣，並出版《The Clan Jetties of George Town》多語種小冊子，系統整理各姓氏橋的歷史、建築與信仰資料，同時制訂遊客守則以減輕觀光對居民生活的影響。[1][2][6]
根據特別地區規劃與市政廳的指引，姓氏橋建築多被列為第二類文物建築，新建、改建與用途改變須申請許可，以維持木屋外觀、街廓尺度與宗教設施的連續性，同時也鼓勵以社區參與的方式發展小規模文化旅遊，而非大型商業開發。[7][8]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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