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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凱特爾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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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博德溫·約翰·古斯塔夫·凱特爾（德語：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l，1882年9月22日—1946年10月16日），曾在1938至1945年間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總長，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防軍資歷最老的指揮官之一。
凱特爾出身於德國西北部小鎮赫爾姆舍羅德的地主階級家庭，後加入普魯士陸軍，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成為了《凡爾賽條約》限制的十萬防衛軍軍官之一，並進入國家參謀部部隊局。1935年被任命為德國陸軍部武裝部隊辦公室負責人，開始擔任國防軍高級指揮部總長一職。1938年希特勒接任國防軍司令部後，用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取代了該部，凱特爾成為其負責人。由於其對希特勒的命令唯命是從，在他的軍事同僚中得到了希特勒的「應聲蟲」的稱號。
德國二戰投降後，凱特爾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起訴為「重大戰犯」之一。他被判犯有所有罪名：危害人類罪、危害和平罪、陰謀犯罪和戰爭罪。 他於1946年被判處死刑並處以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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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威廉·凱特爾出生於德國不倫瑞克公國加恩德斯海姆附近的村莊赫爾姆舍羅德（今為巴特甘德斯海姆城區）。他是中產階級地主卡爾·凱特爾（Carl Keitel，1854年-1934年）與其妻阿波羅尼婭·菲塞林（Apollonia Vissering，1855年-1888年）的長子。年幼時，他的主要興趣是打獵和騎馬，[2]這些愛好他在晚年仍持續保持。[3]他還對農業感興趣，[2]原本打算在完成文理中學學業後繼承家族的莊園。但由於其父不願退休，該計劃未能實現。1909年4月18日，凱特爾與漢諾威附近伍爾費爾（Wülfel）一位富有地主的女兒麗莎·楓丹（Lisa Fontaine）結婚。[4]凱特爾身高約1.85米，被同時代人描述為體格結實、下巴方正的普魯士人。[5]凱特爾的弟弟博德溫·凱特爾也服役於德國軍隊，終戰前任第20軍區（但澤）總長，最高軍階步兵上將；凱特爾的侄女是美籍德裔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妻子凱薩琳·「基蒂」·奧本海默。奧本海默曾擔任曼哈頓計劃下屬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主任，負責研發世界上第一批原子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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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爾於1901年進入普魯士陸軍，成為一名軍官候補生。由於出身平民，他並未進入騎兵部隊，而是加入駐沃爾芬比特爾的野戰炮兵團，並自1908年起擔任副官。[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凱特爾在西線服役，參與法蘭德斯戰役並在那裡負重傷。[8]隨後他晉升為上尉，並於1915年被調入某步兵師參謀部任職。[9]戰後，他被留在威瑪共和國新組建的威瑪防衛軍中，並參與組織波蘭邊境的準軍事組織——自由軍團。1924年，凱特爾被調入柏林的國家防衛部，任職於部隊局（Truppenamt），該機構是《凡爾賽條約》之後對德國總參謀部的幌子機構。三年後，他回到部隊任指揮職。[8]
此時凱特爾已晉升為中校，於1929年再次調回國防部，並迅速被提拔為「組織處」（T-2）負責人，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為止。他在德國重整軍備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至少曾前往蘇聯，視察國防軍在當地設立的秘密訓練營。1932年秋，他因心臟病發作和雙側肺炎而病倒。[10]康復後不久，於1933年10月被任命為第3步兵師副師長，1934年則升任駐不萊梅的第22步兵師師長。[11]
間戰時期
1935年，在將軍維爾納·馮·弗里奇的推薦下，凱特爾晉升為少將，並被任命為國家國防部武裝部隊辦公室（Wehrmachtsamt）主任，負責陸軍、海軍與空軍的協調工作。[12][13]上任後，他於1936年1月1日晉升為中將。[14]
1938年1月21日，凱特爾獲悉其上司、國防部長維爾納·馮·布隆貝格的妻子曾為妓女。[15]凱特爾審閱材料後，建議將此案交由希特勒的副手赫爾曼·戈林處理，戈林隨即利用此事迫使布隆貝格辭職。[16]
1938年，希特勒親自接掌德國國防軍指揮權，並廢除戰爭部，成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簡稱OKW），任命凱特爾為首長。[17]從此凱特爾實際承擔起德國戰爭部長的職責。[18]雖然他未被正式授予帝國部長頭銜，但仍享有希特勒內閣級別的官階。[19]
希特勒在布隆貝格被解職後出於禮節詢問其繼任人選，布隆貝格回答說他本人應接管此職務，並表示：「凱特爾只是我辦公室的行政官。」希特勒聞言打了個響指說：「這正是我想要的人。」於是，1938年2月4日，當希特勒成為國防軍總司令之際，凱特爾（連他自己與總參謀部成員都深感驚訝）被任命為總參謀長。[5]
凱特爾升任不久，便說服希特勒任命瓦爾特·馮·布勞希奇為陸軍總司令，接替弗里奇。[20]1938年11月，凱特爾晉升為大將（Generaloberst），次年4月獲希特勒授予納粹黨金色黨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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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元帥、裝甲部隊指揮官保羅·路德維希·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曾諷刺凱特爾只是「希特勒的愚蠢追隨者」，原因是他對希特勒俯首帖耳、唯命是從的「應聲蟲」態度。克萊斯特在1946年戰俘營中給美國心理學家萊昂·戈登索恩的信裡這樣說：
如果你想聽聽我對凱特爾命令的直率看法，那我可以告訴你：那是一個愚蠢的希特勒追隨者所下達的命令。我本人對這些命令幾乎毫不在意，我認為我們這些深受軍事傳統與良好操守薰陶的人，若試圖為他的命令辯護，將是一個錯誤。我希望你不要引用我這些話。我對凱特爾還算了解，我認為他是個正派的人。只是希特勒想在這個權力極大的職位上安插一個軟弱的將軍，好讓他能完全控制住這個人。如果是我在希特勒手下擔任凱特爾的位置，我恐怕撐不過兩個星期。[22]
在軍中，凱特爾的阿諛逢迎臭名昭著，他因此被諷刺為「拉凱特爾」（Lakeitel），這是德語「僕從」（Lakai）與其姓氏的雙關詞。[23][24]赫爾曼·戈林曾形容凱特爾是「穿著元帥制服的下士」，此語亦常被軍中同僚引用。他之所以獲得晉升，是因為樂於充當希特勒的傳聲筒。[25]
他的部屬稱其為希特勒的「盲目忠誠的奴才」，又戲稱他為「點頭驢同伴」（Nickgeselle），來源於一款名為「Nickesel」的德國搖頭驢金屬玩具。在戰爭期間，凱特爾屢遭希特勒當眾辱罵。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回憶，希特勒曾對其他軍官說：「你們都知道，他只有電影院檢票員的腦子……（可卻成了陸軍最高軍官）……因為他像狗一樣忠誠。」（並露出狡黠笑容）[26]
凱特爾因智力有限、性格膽怯，極易受人操控；希特勒則看重他的勤奮與服從。[27]某次中將布爾克哈特·米勒-希勒布蘭德曾問「凱特爾是誰？」，得知其身份後懊悔未向其敬禮，但弗朗茨·哈爾德卻安慰道：「別擔心，只是凱特爾。」[27]德國軍官時常繞過凱特爾，直接向希特勒請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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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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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希特勒、曼納海姆和凱特爾在曼納海姆75週歲生日之際在芬蘭會面
凱特爾於1945年5月9日於柏林簽署德國無條件投降條約，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結束
1937年凱特爾成為大將、1940年法國戰役後晉升元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凱特爾被人認為是懦弱與過度保守。因為他曾經勸阻希特勒勿入侵法國及勿對蘇聯進行巴巴羅薩作戰，這兩次他都背對希特勒甚至提出辭呈，但希特勒通通拒絕他勸告；1942年他又因為勸告希特勒應該命令在高加索地區陷入血腥苦戰的李斯特元帥應該即早撤退棄守，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勸諫希特勒。以後安靜的他，竟被他同仁嘲弄他對希特勒是「唯唯諾諾小狗狗」，宛如一頭只會點頭說是的笨驢。
凱特爾最知名作為是策劃1941年列寧格勒包圍戰及1942年軍事行動代號「北方之光」開始攻擊列寧格勒，在連串不停的圍攻列寧格勒過程中，凱特爾伴隨希特勒會見各個軸心國的領袖；在最後策劃攻擊列寧格勒準備時，於1942年7月再次與希特勒及其他納粹將軍共同拜訪芬蘭卡爾·古斯塔夫·埃米爾·曼納海姆元帥，希特勒與曼納海姆元帥在芬蘭陸軍司令部見面，此地區在列寧格勒北方200公里[29] [30]。
凱特爾曾經簽署過一部份有爭議、甚至是非法、殘暴不人道的「戰爭法律」，最不名譽的法令「政委命令」（Kommissarbefehl），其中規定到：
在與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中，不能指望敵人會遵守人道主義原則或國際法。特別應當預期，我們中被俘者將會遭到各類政治委員的仇恨、殘酷和非人道對待。
部隊必須明確以下幾點：
同時，國防軍放任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在德軍佔領區實施「種族淨化」政策及在蘇聯境內虐待戰俘。接著凱特爾抓到Normandie-Niemen（「法軍空軍志願隊」到俄羅斯助戰）成員後，理應關在戰俘營卻被凱特爾下令一律槍斃。於1944年7月20日發生行刺希特勒失敗後，凱特爾主持納粹人民法庭，幾位反叛希特勒的高級將領，例如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元帥就是被凱特爾令予處決的。
1945年4月至5月柏林戰役，凱特爾督戰催促各路德軍將領加緊把蘇軍趕出柏林，但是當時德軍已無足夠兵力發動反擊。1945年5月8日新任德國總統命令凱特爾在柏林簽署正式無條件投降條約；早幾天前，約德爾上將已經在法國雷姆斯簽署條約，但後來西方盟軍與蘇聯達成協議，此次簽字只視為納粹投降儀式的預演。凱特爾被紐倫堡軍事法庭列為戰犯，並宣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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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爾完全了解計劃的犯罪性質以及隨後入侵波蘭，原則上同意其目標。納粹計劃包括大規模逮捕、人口轉移和大規模謀殺。凱特爾沒有反駁該政權對基本人權的攻擊，也沒有反駁特別行動隊在謀殺案中的作用。 入侵的犯罪性質現在很明顯了；當地指揮官繼續對他們目睹的事件表示震驚和抗議。凱特爾繼續無視軍官團之間的抗議，而他們在道德上對暴行變得麻木。
凱特爾從1941年4月起發布了一系列刑事命令。這些命令超出了既定的軍方行為準則，廣泛允許以任何理由處決猶太人、平民和非戰鬥人員。那些實施謀殺的人免於軍事法庭或後來因戰爭罪受審。訂單由凱特爾簽署；然而包括哈爾德在內的OKW和OKH的其他成員編寫或更改了他的命令的措辭。現場指揮官解釋並執行命令。
1941年夏秋兩季，德國軍事律師爭辯說，蘇聯戰俘應按照《日內瓦公約》處理但沒有成功。凱特爾拒絕了他們，寫道：「這些懷疑與關於騎士戰爭的軍事觀念相對應。我們的工作是壓制一種生活方式。」1941年9月，擔心東線的一些戰地指揮官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嚴厲在執行1941年5月關於「俄羅斯軍隊行為準則」的命令時，凱特爾發布了一項新命令，寫道：「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要求採取無情和積極的行動，尤其是對猶太人，猶太人是布爾什維主義」。同樣在9月，凱特爾向所有指揮官發出命令，而不僅僅是被占領蘇聯的指揮官，指示他們使用「異常嚴厲」來消滅抵抗。在這種情況下，指導方針指出，處決50至100名「共產黨員」是對失去一名德國士兵的適當反應。這些命令和指令進一步激化了軍隊的職業政策，並將其捲入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之中。
1941年12月，希特勒指示OKW服從除丹麥以外的西歐（處於軍事占領之下）的夜霧法令。由凱特爾簽署，該法令使外國人可以被轉移到德國接受特別法庭的審判，或者簡單地交給蓋世太保驅逐到集中營。 OKW 還對有關被告命運的任何信息進行了封鎖。與此同時，凱特爾加大了對法國軍事指揮官奧托·馮·施蒂爾普納格爾的壓力，要求在該國採取更無情的報復政策。1942年10月，凱特爾簽署了突擊隊命令，即使身著制服，也可以殺死敵方特種作戰部隊。
在1942年春夏兩季，隨著猶太人被驅逐到滅絕營的進程，軍方最初抗議為國防軍服務的猶太人。當黨衛軍於1942年7月接管所有猶太人的強迫勞動時，軍隊失去了對此事的控制。凱特爾在9月正式批准了事態，向武裝部隊重申「必須徹底撤離猶太人及其後果儘管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內可能會造成任何麻煩，但仍能忍受」。
1945年在監禁中的凱特爾
被絞死的凱特爾，注意他的頭部撞在活板門上造成的傷害
戰後凱特爾面臨國際軍事法庭（IMT），該法庭以所有四項罪名起訴他：
- 危害人類罪（德語：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英語：Crimes against Humanity）
- 危害和平罪（德語：Verbrechen gegen den Frieden，英語：Crimes against peace）
- 陰謀犯罪（德語：Verschwörung zur Planung eines Angriffskrieges，英語：Criminal Conspiracy）
- 戰爭罪（德語：Kriegsverbrechen，英語：War Crimes）
大多數針對他的案件都是基於他在數十份要求士兵和政治犯被殺或「失蹤」的命令上的簽名。在法庭上，凱特爾承認他知道希特勒的許多命令是非法的。他的辯護幾乎完全依賴於他只是按照「領導原則」（Führerprinzip）和他效忠希特勒的個人誓言執行命令的論點。
IMT拒絕了這一辯護，並對他的所有指控定罪。儘管法庭的章程允許將「上級命令」視為減輕處罰的因素，但它發現凱特爾的罪行如此惡劣，以至於「沒有減輕處罰」。在對他的判決中，IMT寫道：「上級命令，即使是士兵，在有意識、無情且沒有軍事藉口或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不能考慮減輕令人震驚和廣泛的罪行。是非法的，他重申了它並擴大了其適用範圍。它還指出了他自行發布非法命令的幾個例子。
凱特爾在法庭上的陳述中說：「隨著這些暴行一步一步地發展，在沒有任何預知後果的情況下，命運走上了悲慘的道路，並帶來了決定性的後果。」盟軍認爲於凱特爾的罪行不屬軍事性質，他提出由行刑隊執行槍決的要求遭到拒絕，他被處以在紐倫堡監獄執行絞刑。
行刑當天，凱特爾對監獄牧師亨利·F·格瑞克說：「你對我的幫助比你所知道的要多。願我的救世主基督一直在我身邊。我會非常需要他。」然後他接受了聖餐，並在當天晚些時候被處決。凱特爾被美國陸軍中士約翰·C·伍茲處決。他留下了臨終的遺言：
我祈求全能的上帝憐憫德國人民。已有兩百多萬德國士兵在我之前為祖國捐軀。如今我也追隨我的兒子們——一切都是為了德國。
因爲絞刑架的地板活門開口太小，導致凱特爾和其他幾名被處決的人在墜落時，頭部撞到地板的開口邊緣而受傷，繩索拉緊時沒有產生足夠的力量折斷他們的頸椎骨，凱特爾持續抽搐24分鐘才死去。凱特爾和其他九名被處決者的屍體與赫爾曼·戈林的屍體一樣，在慕尼黑的奧斯特弗里德霍夫火化，骨灰被撒在伊薩爾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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