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指1966年11月10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1000名成員北上赴京告狀，導致不能組織跨行業的地區性工人群眾組織的禁令廢除的事件。文革自此開始從學校向工廠蔓延。

背景

1966年10月9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大部分黨內幹部完全無法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他們檢討自己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私下裡卻大倒苦水，吐怨言，談憂慮，擺自己或本地區，本部門各級幹部被揪斗、"坐噴氣式飛機"和戴高帽子遊街的情況。^[1]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會議「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2]。10月16日，陳伯達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要求批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文革前期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3]。與此同時，毛澤東決定把文革從學校燒向工業部門。^[4]而此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陶鑄，周恩來都明確反對這樣做；^[5][6]而各地市委也正焦急地阻止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向工廠擴散。

9月7日，上海市委發布通知，要求各地單位禁止紅衛兵到工廠串聯。但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這種努力效果甚微。1966年11月6日，北京工人造反派「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成立。三天之後，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下簡稱「工總司」）成立，開始對抗上海市委。安亭事件正是這種對抗的高潮。

經過

點火

1966年11月6日，在學生紅衛兵的幫助下，來自17個工廠的30餘人成立了上海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在成立會議上，與會者訴說著自己在文革前和文革發動初期，被當地黨組織和工作組迫害的遭遇，決心反對上海市委。之後，他們推舉了王洪文作為造反派領袖，並搶奪製作紅袖章所需要的紅布，和黨組織在四清運動中搜羅來的政治評價材料（文革中稱作「搶黑材料」，在各地均有發生）。11月7日清晨，完成「革命行動」的工人們通過了工總司的第一個文件《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宣言》，痛罵上海市委「派出大量『工作組』......挑動群眾斗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決定於11月9日召開工總司成立大會。不過，他們對市委仍有認同，他們決定要求市委參加成立大會，條件是：

1.必須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2.曹荻秋（時任上海市長）必須參加9日下午的大會,接受批判。

3.提供宣傳和交通工具。

但是，上海市委的反應非常冷淡。曹荻秋向當時協助周恩來主管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鑄請示，得到「不得成立跨行業跨系統的工人組織」的回答，並說明這是中央意見。曹荻秋於是決定對工總司的成立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三不」方針，認為「工人有工會組織，為什麼還要成立什麼造反組織？」

在上海市委缺席的情況下，工總司召開了成立大會。大會座無虛席，但真正開會時，「實際發言半個小時都沒有，各派就開始辯論」。在開會過程中，工總司多次勒令曹荻秋與會，但曹荻秋始終不露面。這激怒了工人造反派。大會結束後，王洪文等人帶領幾千人遊行到市委大樓，眾人在雨中等了3個多小時，等到凌晨兩點，只等到了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琪。他只是勸說與會者「你們這個組織是十六條上沒有的」。

正當一片混亂之際，一個喇叭反覆廣播說：「特大喜訊！特大喜訊！周總理來電話說，曹荻秋不來接見你們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見！」^{[註 1]}這給了走投無路的造反派一個啟示：他們決定去攔截上海站的火車，前往北京上訪。

高潮

他們打碎了窗口玻璃,撞壞了檢票口的大門,無理衝進車站。他們一進站,強行登車,紛紛從窗口爬進列車。他們見到停在北區的滿載革命師生的一列長大列車——626次將要出發,幾百人就站立軌道,並將「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紅旗插在火車頭上,不讓開車。當時車上有幾千革命師生對此表示堅決反對,這樣車上車下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整個上海站內外就此大為擁擠和混亂。

——傳單《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上海鐵路「二七戰鬥隊」1966年11月14日晚上9點

11月10日凌晨2點多，近萬名造反隊員跑步而來,佔領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車。他們找到北站的一個負責幹部,要車站增發去北京的列車,限10日早晨4點半前答覆。同時，眾人擠上已經滿載，準備發往北京的626次列車，王洪文見這輛車已經滿載，便率領一千多人上了發往鄭州的756次列車。上海市委立馬報告中央，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決定「儘量勸說工人，實在勸說不了，不影響正常發車」。11月10日早上5日，開往北京的626次列車被放行。上午七點，756（臨時改為602）次列車被放行。

此時，上海鐵路局局長邵光華突然接到鐵道部運輸局局長王效斌的緊急電話，說剛剛和周恩來總理通報了此事，周恩來堅決不能允許這麼多工人北上，要求馬上把列車停在附近的車站。此時列車下一站是安亭站^{[註 2]}，上海鐵路局立馬下令將602次列車停在安亭。626次列車也在南京車站緊急停靠，造反派被分成南京，上海和安亭三節。

11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人民日報》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由陶鑄撰寫，毛澤東畫了圈。上海市委立即要求上海站和安亭站馬上播報這篇社論，並讓幹部給造反派送去麵包，棉大衣，棉被，勸說他們回滬。但鐵了心北上的造反派們不願走回頭路，他們決定攔截其他火車。最先攔下來的是是一輛小貨車，司機假裝同意造反派的要求，讓他們從鐵道上離開，但司機之後卻直接開走，一去不返；接下來，648次列車被攔截。這輛車被阻滯了兩個多小時，只得往車廂在塞十幾個人，放行列車。11月10日12時2分，造反派又攔截了14次特快列車，這輛車在鐵道上停了整整21個小時，加上在另外一個火車站崑山被攔的時間^{[註 3]}，安亭事件造成全京滬鐵路全線停車31小時34分。

處理

上海市委得到安亭事件的消息，立即上報中央。周恩來立馬主持常委會討論。會上的口徑基本與上海市委一致：不承認工人組織，不贊同攔截火車。會後，中央給時任華東局分管工交工作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打電報要求落實，同時派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身份處理事態。

韓哲一隨後與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代表上海市委，與造反派開始了艱難的談判。韓哲一同意造反派可派部分代表到北京去，但前提是必須保證鐵路運輸暢通，造反派只好讓步。但當造反派等待去北京時，陳伯達打來電報，反對造反派攔截火車，要求他們立即回到上海。與此同時，張春橋也在11月深夜乘專機抵滬，痛斥造反派，要求「有什麼事，到上海再說」，王洪文等造反派領袖決定動員工人們回滬。工人們堅決不肯。

12日上午，張春橋決定自己親自對工人們講話。工人們迫不及待地控訴上海市委，從上午8點一直控訴到下午3點。張春橋的態度開始轉變。他表示，「聽了大家的控訴很有觸動，原來對一些情況不很了解。你們的行動是上海市委逼出來的，看來,上海市委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過他並沒有在具體的要求上做出回復，而是先讓工人們回到上海。造反派見再這樣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便回滬。整個談判時間長達13個小時。

造反派回到上海後繼續集會，要求張春橋解決上海問題，要13日下午談判。13日中午，為應對談判，上海市委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決定能保證之後不會報復造反派，但不能承認「工總司」和攔截鐵路的「革命行動」。張春橋與會，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令人驚訝的是，11月13日下午，在張春橋與造反派的談判過程中，面對控訴「鎮壓工人運動」「打擊造反派」的工人們，張春橋在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決定「背叛」市委，同意了造反派的幾乎所有要求。

(1)對他們聽黨的話,回廠同廣大職工一道抓革命促生產的行動,表示歡迎。

(2)對他們的行動不要指責,不要同他們辯論,不要扣帽子。

(3)他們這次離廠期間的工資可以照發。下不為例。

——上海市委，1966年11月12日下午

(1)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2)承認十一月九日大會以及被迫上北京控訴是革命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先派少數代表)^{[註 4]}

(3)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

(4)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5)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966年11月13日

毛澤東直接干涉

上海市委得知張春橋同意造反派要求，大受震撼。陳丕顯打電話給陳伯達，質問張春橋「身為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有沒有權力,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同工人組織簽字,達成協議,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陳伯達感到非常為難，決定去找江青，江青態度鮮明，認為「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決定上報毛澤東。

11月14日下午，毛澤東召開常委擴大會。毛澤東念了一段關於公民結社權利和集會自由的條文,說:「工人有沒有結社自由?憲法你們看不看?」毛澤東接著講認識論,說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張春橋是對的,根據事實改變了過去的政策。過去的政策脫離群眾。」^{[註 5]}常委們自然不會有任何不同意見，安亭事件就此塵埃落定。^{[註 6]}

影響

工人造反派的崛起

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73歲生日時的講話，載《王力反思錄》，P693-696

主詞條：全國工交座談會

安亭事件打破了中共一直以來「不允許自由結社，不允許文革蔓延向工廠」的底線。在全國工交座談會上，大部分官員積極地反對成立工人組織，認為如果成立「不是打架就是停產」^[7]。但是，毛澤東力排眾議，強力推行把文革燒向工廠。自此，工人造反派開始取代學生造反派成為運動的領導者，在之後的「一月風暴」奪權中成為主力。^[8]

保守派組織的產生和聯合

鐵路被強行攔截30多個小時導致了許多認同黨的領導，渴望秩序的群眾的憤怒。日後成為保守派骨幹的王玉饕回憶到：「造反派攔截火車,鐵路運輸停了三十多個小時,一百多輛列車停在鐵軌上,這還叫革命嗎?」他們在市委的默許和暗中引導下，建立了與造反派對抗的保守派組織「二·七戰鬥隊」（後與其他保守派組織合併為工人赤衛隊）。^[9]

保守派的絕對人數相比造反派為多，但許多參加保守派者為「隨大流」，並不都具備強烈的政治觀點。接下來，他們開始與造反派進行大規模的鬥爭，引發了《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中共上海市委，導致後來轟動全國的所謂奪權的「一月革命」的導火索、轉折點。^[10][11]

由於康平路事件的影響，保守派在1967年1月初被強行解散。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委的領導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先後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離奇死亡。至此，上海工人造反派一統上海文革，也因此上海在1967-1968年的全國性內戰中損失很小，成為全國文革的榜樣。^[12]

懷疑

• 黃金海：「如果確如官史所說^{[註 7]}，那麼，14次列車上的列車長、乘務員、駕駛員，還有數以千計的乘客，為什麼沒一個人站出來證實呢？要知道，這正是揭批四人幫的好材料呀！為什麼在幾十年的高壓審查之下，竟沒有一個人出來證明當時的攔截情況？四十年過去了，為什麼「臥軌」的數百人中，竟也沒一個人肯出來講一講他們當初是怎樣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麼採取臥軌行動的？」^[13]

注釋

1. 事後證明根本沒有這樣的電話，是一個工人編造出來的。
2. 安亭站：嘉定縣境內與崑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滬線上一個小站，距上海市中心西北約30公里。
3. 崑山被攔與上海造反派無關，但大部分資料計算時間時會把這段時間算上。
4. 括號中話為張春橋加上。
5. 王力反思錄P655，原文是「先有事實後又政策」，不過毛澤東傳第七十五章中記作「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因此做了修改。
6. 這一部分的所有內容均引自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七章，第八章。
7. 指工總司攔截14次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