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河南的地域歧視

本文列出中國大陸對河南的地域歧視現象。

歷史

由攝像頭記錄的「偷井蓋」盜竊行為的全過程，盜竊者在視頻右上方

河南地處中原，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古代對其的評價相對正面「中州俗淳厚質直，有古風，雖一時好剛，而可以義感。語言少有詭詐，一斥破之，則愧汗而不敢強辯。」清代、民國時期對中原風俗也持相同的看法。^[1]而抗日戰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針對河南的大規模妖魔化則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河南血禍，針對河南的地域歧視由此開始明確化。^[2]有工廠曾明確註明「河南籍員工已招滿」^[3]，深圳一地方派出所直接在街上佈告出所謂「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的警示橫幅^[4]。社會上還流傳「沒有河南人，就沒有防盜門」的流行語，一些人對河南人的印象是「偷井蓋的」、「賣血的」、「收破爛的」。^[5]

成因

從政治層面上講，在中國大陸，由於省域作為集權制中央政府行政區劃的地理單元，而非獨立完備的教育、立法、政治、語言、文化、信仰等功能、權力和精神的結構、實體或組織，以此為單位和尺度的認識在某些自然屬性及相關統計學特徵等范疇外並不具備確定、客觀的認知和推論價值。與其他歧視現象一樣，以偏概全、區別對待的邏輯基礎同樣不堪一提。然而由於人類社會存在之對語言對語詞的依賴，人類概念化的認知形式、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等等被不當使用時可能引發的混亂認識和錯誤觀念使得由此產生的這一既存定勢在一段時期內難以徹底拔除。現實和有價值的問題是該現象之所以發生的背景因素和前提條件，以及社會對該現象的調節控制能力。雖然河南地區人口眾多，但相較於四周接受河南移民的所有省份，話語權處於弱勢地位。有論者分析有關現象的原因，綜述如下：

經濟文化衰落、戰亂災荒移民

參見：咸豐黃河大改道、1942年河南饑荒、走西口、闖關東、信陽事件和河南「75·8」潰壩事件

近代以來中原地區喪失古代的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由於外敵入侵、戰亂和黃河泛濫等原因，社會經濟飽受摧殘。典型的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由於遭受嚴重持續的蝗旱澇災，^[6][7]更由於當時戰亂期間政府為阻擋日軍人為掘開黃河鄭州花園口段河堤，致使黃泛區及中原官話區范圍內大規模難民流離失所^[8]，並向西北地區或他處移民^[9]。類似地，現當代歷史上蘇北一帶的難民在蘇南及上海等地遭遇的偏見同樣基於相似的緣由^[10]。據推斷，針對該地域持續、規模性的偏見大約始於這些地區。（80年代以前交通不便，江浙的河南移民的比例極少）^[11]明、清及至民國時期，並未見有對該地區的系統性偏見^[12]；而明代持「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王士性認為，這一地域「俗淳厚質直」^[13]。

血漿經濟曾造成愛滋病疫情泛濫

主條目：河南血禍

高耀潔醫生率先披露該省局部農村地區的由政府衛生部門製售販賣血製品牟利導致的農民賣血感染愛滋病現象。此事被一些人誇大為「河南問題」。但高耀潔等隨後指出，此問題在大陸絕大多數省區市農村普遍存在，高耀潔指出由於賣血和輸血導致愛滋病的感染，這絕對不是個例。同樣，這也不是河南一個省的問題。只是因為河南出了個高耀潔，把河南的蓋子揭開了，其他省份，比河南更加嚴重的比比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很多河南農民都是跑到那裡（外省）去賣血的。去年年底，報紙揭露黑龍江北安農場醫院非法採血，一個賣血者感染了19個。吉林省德惠市一個姓宋的愛滋病感染者，在一年半的時間內，連續到政府血站賣血17次，造成21個人感染愛滋病^[14][15][16]。

受累於計劃體制下的不公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家資源高度壟斷，政策傾斜投入北上廣深地區，中西部地區沒有政策的支持，人才外流空心化，多年來經濟發展遲緩，滯後是根本原因。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文化發展失衡，更與現行制度下地區間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有關——該省長期被國家發展戰略定位為「確保農業基礎」^[17][18]，開放程度在中部六省最低，2006年末的數據顯示相關開放指數僅為2%^[19]，遠遠低於國內平均水平。同樣，該省人口基數居全國之首，而平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人均資源占有較少、高等教育落後^[20]、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多而中產階層和文化階層比例相對較小。中國作為世界上極少數實行戶籍制管理人口的國家，城鄉身份的二元劃分以及部分民眾或企業以籍貫論人行事^[21][22]的做法，使得輸出大量農民工的該省之農民不時處於不公或被歧視的境況。而在社會公共權益方面，以高等教育為例，國家以省域劃分、配置和限制公共教育資源使得該地域在內的一些地區民眾在權利上遭受實質性的損害^[23][24][25]，是近年被廣泛批評和詬病的來自官方的歧視現象^{[需要較佳來源][26]}。例如，中國社科院哲學學者徐友漁批評指出：「北京考生考上北大的概率是河南的60倍，貴州的34倍」^[27]。而相應管理部門的不作為^[28][29]，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對現狀的維護^{[30][31][32][33]}。

中國媒體渲染

新興大眾傳媒專門針對該地域此類現象以及相關議題的挖掘，整理並炒作、對「原陽大米」事件的不問究理和選擇性關注態度^[34]、未有事實依據的「集體行討」報道^[35]、「蘇丹紅」事件前期的輕率結論^[36]；涉嫌商業競爭而捏造的「有毒麵粉」糾紛^[37]、域外冒名的商業造假風波^[38]等等媒體製造的系列惡性事件和不當行為使得該地域作為抽象概念與具體形象在大眾認知、心理中被廣泛、深遠地誤導和傳播。

相關現象暴露和折射出大陸體制和社會存在的嚴重腐敗、普遍造假現象；部分媒體功利媚俗的心態、以及道德質素和管理水準較為低下的現狀^[39]；同時該現象反映出普通民眾對政府對社會作為強大政治對象強烈不滿又無能為力轉而發洩怨恨於特定目標的敵視情緒。由於部分媒體對發行量、網站對點擊率和人氣^[40]的片面追求，來自該地區的負面新聞幾乎總會以更高的幾率以刻意^[41]或者誇張的方式向讀者報導。而在某些大型門戶網站如網易、騰訊、鳳凰網（2009年至今幾乎天天都會炒作河南的負面新聞）等新聞版面或推送消息中經常會有該地區的醜聞被推薦在顯要位置，甚至更有將其他省份的負面資訊篡改，冠以「河南」加以推介。對此，省內的媒體部分的論壇不時會有網民對於不實報導和不道德媒體的討論、譴責。

受中國沙文主義、集體主義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所依賴和仰仗的群族觀念與部落意識根深蒂固，這種意識傾向於以內部的血緣、宗族關係和外部的社會、政治身份甚至是某些偶然的群族屬性來認識和標籤人的本質。古有「九族」、「誅連」之理，當代大陸的身份政治更是變本加厲^[42][4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來自官方的各種「身份歧視」層出不窮。另外由於官方長期推行強烈意識形態化的「階級鬥爭」思維、「集體主義」宣傳以及「愛國主義」教育，而「教育」本身培養人的認識能力、批判意識和人文精神的功能嚴重缺失，容易導致個體的權利、價值與尊嚴被忽視甚至踐踏，並造成盲目的「自我」中心的歌功頌德、以鄰為壑的「沙文主義」；而將「非我」「他者化」乃至「妖魔化」的集體無意識，凡此種種強化甚至造就了地域歧視所依賴的心理基礎與社會環境。

相應地，民眾心智不成熟，缺乏現代化社會以為基礎的「公民」意識，而地域意識與地域歧視正是傳統「私民社會」^[44]和小農意識的反映和結果。類似地，「南人」、「北人」之爭在歷史上在現實里同樣源遠流長綿延不絕。鑑於此類偏見也在不少中、高等教育人群中附和與散播，有分析認為大陸教育缺乏培養民眾尊重他人、言行負責、獨立思考、理性辨識和審辯式思維能力。

心理學家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政治學家詹姆斯·Q·威爾遜的破窗效應理論等可以為該現象做解。這一現象同時也為研究大眾傳播和歧視現象的專家、學者所研究、關注^[45][46]。

司法訴訟

在首例地域歧視案中，網際網路門戶網站網易於2006年2月設計、製作了題為《任誠宇、李東照河南人名譽衛士》的專題網頁^[47]並引用了上海新聞晚報歪曲、捏造的侮辱、歧視性報道^[48]。李東照在瀏覽之後認為，「網易公司持有偏見，以失真、捏造、歧視性、攻擊性的舊聞為素材，網頁上帶有大量侮辱性言詞，其行為侵犯了自己的生存健康」，因此將具有代表性的網易等媒體告上法庭^[49]。2008年6月18日，北京市崇文區法院受理了此案。不過現在網易在填寫評論的窗口旁增加了「文明社會，從理性發貼開始。謝絕地域攻擊。」的提示^[50][51]。

反應

針對種種不客觀、非理智的言行，該省媒體以及各界人士曾經力圖分析、澄清乃至訴諸法律，如馬說^[52]等編寫了《河南人惹誰了》一書、河南律師任誠宇、李東照起訴深圳警方歧視性標語並最終被調解撤訴^[53]、李東照起訴網際網路媒體網易傳媒歧視等等。近年地方政府部門也在著力提升該省的整體形象，曾經啟動了一些「形象優化工程」，起到了一些改觀。分析者們普遍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在於民眾「公民意識」的覺醒^[54][55][56]、社會「法治」精神的健全^{[需要較佳來源][57][53]}以及中央政府政治經濟等傾斜性發展政策的平衡與平等^[58]。而就大陸目前的管理體制、政策現狀以及人文環境，該現象幾乎不可能單獨地被人為改善。例如，「地域歧視案」由於受到被告方的派出所所歸屬的「上級」的干預而最終被「調解」撤訴，使得希望藉由此案推動法治進步的學者們希望落空^[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