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脫維亞軍團

拉脫維亞軍團（拉脫維亞語：Latviešu leģions）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屬於德國武裝黨衛隊的一支部隊。該部隊創建於1943年，兵員主要是拉脫維亞人 ^{[1][2][3][4][5][6]}。該軍團由武裝黨衛軍的兩個師組成：親衛隊第15師（拉脫維亞第1）和親衛隊第19師（拉脫維亞第2）。親衛隊第15師在行政上隸屬於親衛隊第六軍，但在實際行動方面該師則是預備部隊或聽命於北方集團軍的第16集團軍的第43軍^[7]。戰爭末期，拉脫維亞軍團中的第19師一直在庫爾蘭包圍戰中作戰，直到1945年5月才投降。這支部隊也是二戰中最後一支投降的納粹德國軍隊^[8]。

拉脫維亞軍團
1943年拉脫維亞獨立日，拉脫維亞軍團在里加主教座堂旁遊行
存在時期	1943年1月 – 1945
效忠於	納粹德國
部門	武裝黨衛隊 親衛隊第六軍 親衛隊第15師 親衛隊第19師
種類	步兵
規模	1944年7月1日，總人數為87550人，同時還有23000人是德意志國防軍的輔助部隊。
格言	Dievs svētī Latviju
進行曲	Balts ceļš zem mūsu kājām ("White Road under our feet")
參與戰役	蘇德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列寧格勒圍城戰 東波美拉尼亞攻勢 庫爾蘭包圍戰 柏林戰役 Battle of More Parish 坦能堡防線戰役 Battle of ''Hill 93.4''
指揮官
著名指揮官	Karl Pfeffer-Wildenbruch（英語：Karl Pfeffer-Wildenbruch） Hinrich Schuldt（英語：Hinrich Schuldt） Friedrich-Wilhelm Bock（英語：Friedrich-Wilhelm Bock） Carl Friedrich von Pückler-Burghauss（英語：Carl Friedrich von Pückler-Burghauss） Rūdolfs Bangerskis Kārlis Lobe（英語：Kārlis Lobe） Voldemārs Veiss（英語：Voldemārs Veiss） Arvīds Krīpens Voldemārs Skaistlauks Augusts Apsītis-Apse Vilis Janums（英語：Vilis Janums）

創建

拉脫維亞軍團士兵的臂盾

1943年1月，在黨衛隊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的請求下，阿道夫·希特勒下令創建了拉脫維亞軍團。這支部隊在創建之初的核心兵員主要來自拉脫維亞警察營（Latvian Police Battalions），這支部隊是在幾年以前成立的，主要負責治安任務。這支部隊中還接收了一些曾經在阿拉伊斯突擊隊服役的人員。這支阿拉伊斯突擊隊曾經在拉脫維亞和蘇聯的邊境地區犯下過針對猶太人、羅姆人（吉普賽人）以及其他平民的暴行^[9][10]。就在拉脫維亞軍團誕生的一個月後拉脫維亞境內的德國占領當局就開始徵召當地的兵役適齡人員^[11]。應徵入伍者獲得了兩個選擇，一個是在武裝黨衛隊外籍軍團中服役，成為德國國防軍的輔助部隊，另一個則是被送進德國境內的奴隸勞工營。那些兩個選擇都不接受的人被直接逮捕並送入集中營。因此，拉脫維亞軍團中僅有15%-20%的人是真正的志願者^[6]。與立陶宛的情況不同，拉脫維亞的兵役適齡人員並未組織一場正式的抵制兵役行動，一些拉脫維亞人的做法是在應徵入伍後逃跑，不為納粹賣命^[1]。

隨著納粹德國戰爭形勢的逐漸惡化，黨衛隊便開始徵召越來越多的拉脫維亞人。在1943年的第一次徵兵中，所有出生於1919-1924年的拉脫維亞男人都是徵兵目標。而在後來的徵兵中，凡是出生於1906-1928年的拉脫維亞男人都成了適齡人員。拉脫維亞師的指揮官以及大部分參謀人員都是德國籍的黨衛隊軍官。而獨立的作戰軍團則由拉脫維亞籍軍官指揮。

1943年11月，蘇聯紅軍的第一波羅的海方面軍突破了位於涅韋爾的德軍防線，開始向拉脫維亞進軍，拉脫維亞自治政府（傀儡政府）起初拒絕了德方的命令，但之後還是在11月13日頒布了動員令。1944年7月1日的拉脫維亞軍團的兵員人數為87550人^[12]，另有23000名拉脫維亞人作為德國國防軍的「輔助部隊」服役^[11]。

作戰歷史

拉脫維亞軍團中的第一支部隊是黨衛軍第二拉脫維亞旅，成立於1943年2月。這支部隊在列寧格勒圍城戰期間參與了首次戰鬥，並於1943年3月18日兵臨列寧格勒的普爾科沃天文台。這支部隊此後一直在列寧格勒周邊地區作戰，直到1944年1月德軍撤退。

黨衛軍第15師於1943年11月成立並被派往前線。起初這支部隊被部署到了普斯科夫州的奧斯特羅夫以及新索科利尼基，但在德軍於上述地區遭受挫敗之後，第15師於1944年1月被部署到了諾夫哥羅德州的Belebelka區。該師於一個月後即從該地區撤退。到了1944年2月底，第二拉脫維亞旅和第15師都被部署到了韋利卡亞河和Sorota河一線，轉入防禦。到了那時，第二拉脫維亞旅被重新命名為黨衛軍第19師。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13]，他們所處的防線發生了激烈戰鬥。

1944年4月，拉脫維亞軍團被其他部隊替換，轉移到了戰鬥相對不太激烈的Bardovo-Kudever地區，位於奧波奇卡以東50公里。拉脫維亞軍團於1944年6月在當地遭到攻擊，1944年7月10日開始撤退，於7月17日穿過了拉脫維亞-俄羅斯邊境。

在1944年8月及9月，第15師被派遣到了普魯士地區，在當地補充兵員。之後該部隊就在但澤附近接受訓練，1945年1月22日，該部隊奉命參與戰鬥。在當時，第15師擁有15000名兵員。在1945年1月及2月，該部隊在但澤附近作戰，3月初撤退至波美拉尼亞。到了4月初，該師人員已減至8000人。該部隊中有1000人作為補充兵員經海路被部署到庫爾蘭包圍圈內。4月11日，第15師得知了要將整個師轉移到庫爾蘭的計劃。拉脫維亞人已經看出了戰爭必敗，也明白了前往庫爾蘭就意味著最終將向蘇聯人投降。因此他們決定了在有必要時違反德國人的命令並向西方盟軍投降。

另一方面，第19師則繼續在拉脫維亞境內作戰。1944年10月，蘇軍進入立陶宛，切斷了第19師以及其他位於庫爾蘭包圍圈內的部隊和其他德軍部隊的聯繫。這場行動是1944年到1945年間德蘇軍隊在庫爾蘭包圍圈進行的6場戰役中的一部分。在1944年12月的第三次戰役中，蘇軍中的拉脫維亞人部隊（兩個拉脫維亞師，第43師和第308師，兵員來自被蘇聯占領的拉脫維亞東部地區）也參與了戰鬥。蘇德雙方中的拉脫維亞人在作戰中相遇時，雙方都相當不情願，有時還會出現雙方一槍不發的狀況。幾天以後，蘇軍就把他們的拉脫維亞師轉移到了別處。1945年5月9日，二戰歐洲戰場主要戰事的最後一天，第19師和其他位於庫爾蘭包圍圈內的部隊一起向蘇軍投降^[13]。之後，約有50000名拉脫維亞士兵成為了蘇聯人的戰俘，這些人不是遭到了清洗就是被關進了古拉格勞改營。在戰後的歲月里，還有一些拉脫維亞軍團士兵成為了森林兄弟，繼續與蘇聯人打游擊戰，時間最長的達到了10年^[8]。

拉脫維亞軍團成員的動機

徵兵令

第15師指揮官Adolf Ax在1945年1月27日的報告中寫道：「他們（拉脫維亞軍團士兵）是走在最前面的拉脫維亞人。他們想要的是一個穩定的拉脫維亞民族國家。這些人不得不在德國和俄國之間做出抉擇，而他們選擇了站在德國一邊，因為他們想與西方文明合作。聽命於德國人對他們來說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源於蘇聯在1940-1941年間對拉脫維亞的占領，拉脫維亞人將這一時期稱作「恐怖之年」（拉脫維亞語：Baigais gads）^[14]，原因是在這短暫的一段時間裡，上萬個拉脫維亞家庭被處決或是流放西伯利亞，拉脫維亞男人被強行與婦女兒童分離開來，蘇聯的目的就是摧垮他們的抵抗活動^[15]。

拉脫維亞軍團的指揮層強調，拉脫維亞人是在為了不讓自己的國家再次遭到侵占而與蘇聯人交戰。應徵入伍的拉脫維亞人在入伍時會以上帝名義宣誓，宣誓效忠於德軍及其指揮官希特勒，並做好在與布爾什維主義的戰鬥中獻出生命的準備。拉脫維亞軍團的成員則希望擊退蘇聯紅軍，使他們對拉脫維亞不再構成威脅，之後拉脫維亞人便會與德國人翻臉，這一過程基本上就是1918-1920年進行的拉脫維亞獨立戰爭的翻版，在那場戰爭中，拉脫維亞軍隊將布爾什維克軍隊和德軍都趕出了自己的國土^[16]。拉脫維亞軍團成員會把自己的國旗藏在制服之下，作為對上述目標的象徵。這種情感也在拉脫維亞軍團最著名的一首歌曲中有所體現：「我們將一次又一次地打敗那些長滿虱子的人（指布爾什維克），之後我們也將一次又一次地打敗那些藍灰色的人（指德國人）」 ^[17][18][6]。西方盟國最早在1943年就確認了拉脫維人的這種傾向。當時一個英國調查研究代表團發現，拉脫維亞人對占領了他們的國土的蘇聯人和德國人都持反抗情緒^[19]。

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以及立陶宛人都相信西方勢力，特別是英國，會像1918-1920年間那樣對自己伸出援手，其中立陶宛人對此的相信程度較低。1944年11月^[20]，波羅的海人又收到了來自英軍指揮部的消息，他們的上述希望又受到了鼓舞，消息中稱，英國人希望他們能守住庫爾蘭半島，等候英美聯合艦隊進入波羅的海。事實上，邱吉爾和羅斯福早就在私下把波羅的海地區讓給了史達林^[21]。

隨著東線戰局的惡化，如阿拉伊斯突擊隊這樣的拉脫維亞通敵警察營（猶太人大屠殺的幫凶）也在戰爭後期加入了拉脫維亞軍團。有些人便利用當時的那種情況將整支拉脫維亞軍團都視作反猶的、同情納粹的且參與了屠殺猶太人的罪行的人，就連現代拉脫維亞人都被視作是崇拜納粹的人^[22]。

二戰後

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中，黨衛軍被定性為犯罪組織，但那些被強制徵兵的前黨衛軍成員則獲得了赦免。在戰後的歲月里，西方盟國把拉脫維亞軍團和愛沙尼亞軍團的士兵都視作被迫參加黨衛軍的人。美國難民委員會於1950年9月聲明：

「波羅的海黨衛軍部隊（波羅的海軍團）在目的、意識形態、行為及准入資格方面都與德國的黨衛軍存在著較大差別，因此本委員會認為，這些部隊不是美國政府敵對力量^[14]。」

甚至在這次聲明之前就有大約1000名前拉脫維亞軍團成員在紐倫堡審判中作為警衛，看管納粹戰犯。之後，在柏林封鎖期間，拉脫維亞軍團前成員還曾參與了盟國對柏林的空運行動的設施的安保工作，他們之後也曾充當過美軍總部的警衛人員 ^[6][23]。

在蘇聯時期，拉脫維亞軍團被描述成一支於1943年被納粹德國非法徵召的部隊，也沒有提及關於戰爭罪行以及參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內容。^[24]例如，於1960年代（冷戰時期）由里加電影公司（Riga Film Studio）出品的蘇聯電影《I remember everything，Richard》（未剪輯版也被稱作Rock and Splinters）中就充斥著大量蘇聯政治宣傳的陳腔濫調，片中出現了對拉脫維亞軍團士兵的一些基本認可，其中包括：他們是前線士兵、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被強迫的情況下加入德軍的、他們不是納粹意識形態的支持者、他們沒有參與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但到了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拉脫維亞軍團的角色發生了強烈轉變。當時的俄羅斯開始譴責拉脫維亞軍團是黨衛軍戰爭罪犯，並利用拉脫維亞軍團一事來在國際社會上對拉脫維亞施加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壓力。

1946年，由社會民主黨領導的瑞典聯合政府不顧來自瑞典社會各界的強烈抗議，將一些來自拉脫維亞軍團的士兵（還有一些愛沙尼亞軍團士兵和立陶宛士兵）引渡給了蘇聯，這一事件史稱Baltutlamnungen。到了1990年代，瑞典政府承認了這起事件是一個錯誤。那些當年被引渡到蘇聯的士兵中的倖存者於1994年被邀請至瑞典，在那裡受到了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與瑞典外務部長Margaretha af Ugglas的接見，還參加了紀念當年的引渡事件的一系列活動。瑞典國王和外務部長都表達了對當年瑞典政府將波羅的海軍團士兵引渡給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一事的悔過之情^[25]。

儘管有很多人都支持拉脫維亞軍團的「祖國保衛者」的身份，但還是有一些學者表示，拉脫維亞軍團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紐倫堡審判中對「犯罪組織」的定義：拉脫維亞軍團的徵兵過程的一些特性表明，加入這一組織的過程並不是完全強制性的^{[26][27][27][27]}。

對戰爭罪行的指控

拉脫維亞軍團是否犯下過戰爭罪行一直是一個爭議話題^[2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脫維亞發生的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吉普賽人以及其他在納粹德國的系統化種族滅絕計劃中被定為目標的人的最後一次大屠殺發生在1942年3月^{[29][10][30][31]}，而要到一年以後拉脫維亞軍團才成立，這次屠殺也是由德國的黨衛軍部隊執行的。拉脫維亞軍團是為了自己的自由而戰的，他們宣誓對抗布爾什維主義，宣誓阻止共產主義政權返回自己的祖國。因此拉脫維亞軍團所關心的目標與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意識形態有著很大差異。拉脫維亞歷史學家們一直堅稱拉脫維亞軍團是一支前線作戰部隊，沒有參與過任何戰爭罪行^[31][32]。

另外，拉脫維亞軍團作為一支強制徵兵部隊也是在紐倫堡審判上被免除了責任的，審判上得出的結論也與戰後盟國當局的調查結果相符。最後，沒有任何一名前拉脫維亞軍團成員或是拉脫維亞人被指控犯有戰爭罪行。

但是，作為拉脫維亞雷十字黨（Perkonkrusts，拉脫維亞法西斯組織）的早期成員以及猶太人大屠殺的參與者，大約有600名阿拉伊斯突擊隊成員在後來加入了拉脫維亞軍團。這些人的加入以及軍團的成立都被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政府所利用，他們將整個拉脫維亞軍團譴責為戰爭罪犯。

拉脫維亞軍團紀念日

2008年的拉脫維亞軍團士兵紀念日

1944年3月16-18日，韋利卡亞河東岸發生了激烈戰鬥，雙方爭奪的重點是93.4號高地，這個戰略目標對蘇德雙方都很重要。負責防守該高地的是黨衛軍第15和第19師（兩個拉脫維亞師）。3月16日早晨，蘇軍發起進攻，防禦部隊被迫撤退，但蘇聯人並未成功擊潰拉脫維亞人的抵抗。3月18日，在由Arturs Silgailis上校指揮的第15師的一次反擊中，拉脫維亞人在傷亡率極低的情況下重新奪回了高地。此後蘇軍再未嘗試進攻該高地。1944年3月16日的戰鬥是二戰中第一次兩個拉脫維亞師在一場戰鬥中協同作戰的戰例，也是二戰中唯一一次由拉脫維亞指揮官獨立指揮的戰鬥。因此，在戰後的歲月里，流亡西方的拉脫維亞軍團老兵組織Daugavas Vanagi便將3月16日定為拉脫維亞軍團日。 後來3月16日慶祝活動變得越來越激進，拉脫維亞民族主義組織（比如All For Latvia！和National Power Unity）會在3月16日這一天進行支持拉脫維亞軍團的遊行活動，同時拉脫維亞國內的親俄羅斯組織（拉脫維亞俄羅斯族聯盟）則會進行抗議並阻止遊行活動以作為回應。1998年，拉脫維亞議會投票決定將當天作為正式的國家紀念日，但是紀念日不包含"軍團 "一詞。同年，拉脫維亞國內出現了對紀念拉脫維亞軍團的官方行為的強烈爭議，拉脫維亞官方不得不放棄了對軍團日進行官方紀念的想法。2000年，拉脫維亞議會在國內外壓力下將3月16日從 "國家紀念日 "名單中刪除。目前，拉脫維亞政府的官方態度是，軍團日主要是一個由老兵及老兵親屬所舉行的民間活動^[33]。

2012年2月21日，歐洲反種族主義零容忍委員會（ECRI）發表了關於拉脫維亞問題的報告，譴責了對曾經服役於黨衛軍並與納粹合作的人員的紀念活動^[34]。ECRI還表達了對紀念黨衛軍中的拉脫維亞人部隊的集會及紀念活動（每年3月16日於里加市中心舉行）的合法性問題的關注。ECRI還表達了對主管法庭批准了對納粹占領里加（7月1日）這一歷史事件進行紀念的做法的驚愕^[35]。ECRI同時也表達了對於拉脫維亞前外務部長並未譴責這一紀念日反而進行支持的關注。ECRI建議「拉脫維亞政府應譴責所有為紀念黨衛軍成員和通敵者而進行的紀念活動「，還建議拉脫維亞當局應禁止關於宣揚納粹主義的一切遊行及集會^[36]。2014年3月13日，英國工黨議員Richard Howitt（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的一名發言人）發表了一份聲明^[37]，聲明中稱，」無論當年的拉脫維亞青年是被迫穿上黨衛軍制服還是主動成為志願者，現在對他們的紀念活動都是對受害者的冒犯，也是對納粹主義本身的紀念。「在自己的個人網站上，Howitt議員引用了紀念黨衛軍的遊行的事例^[38]，還就英國保守黨與拉脫維亞政府內部的民族主義勢力進行結盟一事而對保守黨進行了批評^[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