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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老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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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老齡化是日本社會面臨的一個問題，其人口老齡化推進速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未曾經歷過的，其老年人口比例也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居全球第一[1]。2022年，日本29.0%的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15.5%的人口年齡在75歲以上[2]。
在日本，出生人數逐年減少，國民的平均預期壽命增加，急劇老齡化仍在繼續，人口在2011年（平成23年）開始下降。
人口高齡化概述
在過去40年中，日本65歲及以上的人口數量幾乎翻了兩番，到2022年達到約3624萬，占日本人口的29.0%[2]。同期，14歲以下兒童的數量從1975年的24.3%下降到2021年的11.5%[3][4]。1997年，老年人的人數超過了兒童。2014年，成人紙尿褲的銷量更是超過了嬰兒紙尿褲的銷量[5]。日本社會的高齡化發展速度，僅次於韓國[6]。
根據目前的生育率，專家預測到2070年，65歲及以上的人口將占日本人口的38.7%[7]，總人口將從2010年的1.28億下降到2060年的9615萬[7]。日本東北大學的經濟學家已經為這個國家的人口滅絕建立了倒計時模型。據此，在公元3776年，日本將只剩下一個孩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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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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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以及最高的預期壽命共同作用的結果。
自1974年以來，日本的總生育率（每位女性一生中的生育次數）一直低於維持人口所需的2.1，在2005年達到1.26的歷史低點[4]。2013年的生育率為1.43，這似乎是恢復的跡象，但專家認為它反映了一種「節奏效應」，從統計上看，這種效應似乎是通過改變出生的時間和數量來恢復的，並不是生育率真正在提升。結婚率下降、就業環境惡化、女性對社會參與度提高、工資下降、終身僱傭減少、性別工資差距、居住條件惡劣、兒童撫養費高等因素都在影響生育率[10][11][12]。
日本夫婦的平均生育人數為1.94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推遲或索性終生不結婚生育。從1980年到2010年，未婚人口的比例從22%增加到近30%[4]。到2035年，每四人中就會有一個人在錯過最佳育齡後結婚[13]。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創造了單身寄生族（日語：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英語：Parasite single）一詞[14]，指的是25歲到30歲後半段依賴父母生活的單身人士[15]。
日本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4歲，是世界上最高的（女性87歲，男性80歲）。二戰結束時，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僅有54歲，男性為50歲，自1950年代以來，醫療和營養的改進穩步提升了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直到1980年代，死亡率下降，平均預期壽命增加。此後，死亡率上升，到2019年增加到千分之11.1[16]。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癌症、心臟病和腦血管疾病，這也是工業化社會的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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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人口結構的變化正在改變同代人內部和代際關係，產生新的政府責任，並改變日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勞動人口的老齡化和衰減引發了人們對未來勞動力、經濟增長潛力以及提高國家養老金和醫療服務的擔憂。
隨著人口的減少，擁擠的首都圈都會區變得更加宜居，而停滯不前的經濟實際上對於勞動力減少來說並非壞事。然而，低生育率和高預期壽命已經扭轉了標準人口金字塔，留下相對較少的年輕人必須在供養自己家庭的同時扶養老人人口[17]。2014年，老年人的扶養比（15至65歲人口與6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即勞動人口與老年人口的比率）為40%，這意味著每5人要扶養2名老年人[18]。預計到2036年，這一比例將增加到60%，到2060年將增加到近80%[19]。
傳統上，老年人應該由成年子女照顧，政府仍然鼓勵由夫妻照顧的三代同居家庭。2015年，有177,600名年齡在15至29歲之間的人在照顧年邁的家庭成員[20]。然而，年輕人向日本一線大城市的流入、女性參與就業的人口以及照顧他們的成本都在增加，日本需要新的解決方案，例如養老院、日托中心和家庭健康計劃[21]。日本每年關閉400所小學和初中，其中一些被改造成老年護理中心[22]。許多老年人只能獨居，每年有數千人在死後數天或數周內才被人發現，這種現象稱為「孤獨死」[23]。
截至2012年，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人數約為462萬，但估計到2025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到約675萬[24]。此外，截至2002年9月，一半需要長期護理的人已經出現了老年痴呆症的跡象，預計未來患有痴呆的老年人數量將迅速增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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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圈是日本唯一一個由於農村地區人口流入而人口增加的地區。2005年至2010年期間，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有36個都道府縣的人口縮減幅度超過 5%[4]。廢棄房屋也是一個問題（全國846萬套）[26]。前總務大臣増田寛也表示，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已經從農村地區搬到東京、大阪和名古屋，這些地區現在居住著日本約一半的人口。據估計，到2040年，日本約有一半的城鎮可能會消失[27]。政府成立了區域振興措施特別委員會，特別關注札幌、仙台、廣島和福岡等區域中心城市的發展[28]。
人口向城市遷移和人口下降導致了投票權的巨大地區差異。在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區，議會的投票權幾乎是城市的三倍，這被稱為「一票之差」。2014年，最高法院裁定投票權的不平等違反了憲法，但依賴農村選民的保守執政黨在推進必要的重組方面進展緩慢[29][30][31]。
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對政府支出產生了重大影響。在1970年代初期，公共養老金、醫療保健和福利服務的成本僅占日本國民收入的6%左右。然而，在1992年，國家預算的18%被花費在這些方面[32]。截至2019年，這一比例達到了國民收入的30.88%[33]。在1980年代中期，政府重新評估了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醫療保健和養老金的相對負擔，並制定了控制政府開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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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是現狀維持模式。綠色表示消除男女工資差距，紅色表示退休年齡延長，紫色表示男女工資差距和退休年齡延長。[34]
自1980年代以來，勞動力短缺導致女性更多走入職場[35]。美國人口普查局在2002年估計，到2030年，日本的勞動力將減少18%，消費者將減少8%。一方面老年人大批退休，另一方面年輕一代人口正在減少，2015財年末日本的職位空缺與申請人數之比為1.25倍。勞動力市場已經出現供給短缺的現象[36]。
由於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勞動力短缺，許多日本公司將退休年齡從55歲提高到60歲或65歲。今天，許多員工可以選擇退休後再就業。而退休人數不斷增加，也給國家養老金制度帶來了壓力。1986年，政府將養老金領取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養老金制度的枯竭導致退休延遲，並使那些無法推遲退休的國民陷入貧困[37]。未來的退休年齡可能會更高。根據聯合國人口司200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日本需要將退休年齡提高到77歲，或者到2050年為止允許1700萬淨流入移民，以補償勞動力的缺口[38][39]。
農業和建築等不太受歡迎的就業行業存在比其他行業更嚴重的職員短缺。日本農民的平均年齡為68.4歲[40][41]。三分之一的建築工人年齡在55歲以上，許多人預計在10年內退休，而30歲以下的工人僅占十分之一[42][43]。
除非生產效率的提高能夠彌補日本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否則勞動力的減少將導致經濟收縮[44]。經合組織預測，奧地利、德國、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和瑞典類似的勞動力短缺將使歐盟的經濟增長在2000年到2025年期間每年減少0.4%。在日本，由於勞動力短缺，預計到2025年，經濟增長每年將下降0.7個百分點，之後預計將下降0.9個百分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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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
日本政府正在通過鼓勵生育兒童和增加勞動力，特別是增加婦女和老年人就業人數的政策來解決人口問題[46]。安倍政府設立了「一億總活躍國民會議」。鼓勵組建家庭的措施包括擴大日托中心、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補貼以及由地方政府推動的婚姻中介活動[47][48]。為了打擊對產婦的歧視性行為，還有一些政策可以讓更多女性留在工作場所，例如長期產假和其他針對懷孕歧視的法律保護[49][50]。然而，作為安倍經濟學經濟復甦計劃一部分的鼓勵婦女工作的政策卻受到文化障礙和陳腐傳統觀念的阻礙[51]。
日本國有鐵道在1973年敬老日設置了銀色座椅，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一些人認為，為了彌補勞動力短缺，應該放寬移民政策，但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津谷典子表示，通過增加海外移民來應對日本人口下降是不現實的。政府必須支持婦女和夫婦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52]
日本的政策重點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以提高生育率。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日本於2010年6月頒布的《兒童保育和家庭保育休假法》為夫婦提供了一個可以撫養更多孩子的環境，作為理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目標的一部分[53]。
該法律規定父親有機會在孩子出生後享受最多八周的休假，並為學前班兒童的父母提供福利，包括：兒童受傷或患病、應員工要求限制每月24小時以上的加班以及夜班、縮短員工工作時間和員工彈性工作時間等[53]。
該法的目的是：女性就業率（從65%增加到72%）、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的勞動者比例（從11%減少到6%）、每年享受帶薪休假的比率（從47%增加到100%）、育兒假的比率（女性從72%增加到80%，男性從6%增加到10%），以及男性在有6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花在育兒和家務上的時間（從每天1小時增加到2.5小時）[53]。
2023年6月，岸田首相在內閣會議上批准了「兒童未來戰略政策」，旨在實現「不同層面的少子化對策」。擴大兒童津貼的核心內容是取消收入限制，並將享受對象從「初中生以下」擴大到「高中生以下」。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的津貼從0歲到2歲每月為15,000日元，從3歲到高中生為止每月為10,000日元。從第三個孩子起，0歲至高中生每月費用為30,000日元。目標是建立「每個孩子都可以上幼兒園的制度」（暫定名），無論工作要求如何，都可以按小時靈活使用，並在2024年全面實施。政府的目標是到2025財年提高「產後爸爸陪護假」的福利，並鼓勵男性休育兒假。在確保財政資源方面，計劃在年底前落實具體措施。該戰略政策明確提出「不增加消費稅和其他稅種」，目標是「徹底進行支出改革，不增加國民的實際負擔」。政府表示將在2028財年之前確保穩定的財政資源，並表示將使用兒童特別公債來彌補財政資金的不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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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國家比較
深橙色是2012年的情況，淺褐色是2050年的預測情況。
日本65歲及以上的人口在24年間大約增加了一倍，從1970年占總人口的7.1%增加到1994年的14.1%。2018年，韓國是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18年內翻了一番[56]。義大利用了61年，瑞典用了85年，法國用了115年[57]。日本的100歲以上人口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2014年為58,820人，即每10萬人中有42.76人）。世界上大約五分之一的百歲老人生活在日本，其中87%是女性[58]。
與日本相比，更開放的移民政策使得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在生育率較低的情況下仍能增加勞動力。但日本的政治家和國民拒絕將擴大移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抓手。這其中包括對外國人犯罪的恐懼、保護文化傳統的願望以及對日本人種族同質性的追求[59]。
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處於全球最嚴重的隊列，東亞其他國家也緊隨其後。在中國，由於現代化和持續了4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峰值在2022年出現，並步入負增長階段[60]。韓國的生育率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最低的（2014年為1.21），2020年後該國已進入人口下降時代[61]。新加坡、台灣、香港和其他國家也在努力將生育率從創紀錄的低點提高並應對人口老齡化。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一的老年人（65歲及以上）生活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日本的老齡化問題也正在成為其他地區關注的問題[62][63]。
印度的人口老齡化程度與日本相似，但比日本晚了50年。將1950年至2015年印度和日本的人口與2016年至2100年的估計相結合，可以看到印度的老齡化比日本推後 50年[64]。
注釋及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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