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報

《時務報》，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旬刊，書冊式，每期20餘頁，約三、四萬字，從創刊到停刊，共出69期。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中國人自辦報刊。總理汪康年，早期主編為梁啟超。梁啟超在其上發表《變法通議》，提出了「喉舌論」，影響極大。翌年梁啟超赴湖南，仍舊主持筆政。後來由於張之洞的阻撓，命汪康年兼任總經理和主筆職務，汪梁之爭加劇，梁啟超憤然離職。自第55期後，再無梁文登於其上，版式也有所不同。梁啟超離職之後，由康有為主持出版業務。1898年7月底，光緒帝詔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將報名改為《昌言報》出版。^[a][1][2]

時務報
類型	大型政論實事機關刊物
版式	書冊式
持有者	汪康年
主編	梁啟超
創刊日	1896年8月9日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年秋）
停刊日	1898年11月19日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冬）
語言	中文（繁體）
總部	上海四馬路

歷史

創辦

關於《時務報》的籌創，汪康年和梁啓超後來各執一詞，新聞史學界也看法不一，存在爭議。

• 汪康年曾在《國聞報》上刊登《汪康年啟事》中說：「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關於創辦原因，接著說：「甲午戰敗後，國家深受大辱，士大夫們紛紛尋求救國之策，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比己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新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關於邀請梁啓超，汪康年說「時梁卓如孝廉方滯留京邸，致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乃發電信，延來報館，專司論說。」關於經費，汪康年說：「館中經費，全賴集資。^[3]」

• 針對汪康年說法，梁啓超專門撰文《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加以駁斥：「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云：『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閱之，不勝駭詫。」針對汪所稱自己創辦《時務報》的說法，梁啓超說：「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指出《時務報》的款項乃原《強學報》餘款，另有幾項捐資。至於出力，梁啓超認為，《時務報》籌備工作主要由黃遵憲、梁啓超和汪康年三人共同出力，尤以黃遵憲最甚^[4]。

• 黃遵憲本人也有自己的說法。「丙申五月，遵憲、德瀟與鄒君殿書，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創《時務報》於上海，因強學會餘款開辦，遵憲首捐千金為倡，當推汪君駐館辦事，梁君為主筆。^[5]」

梁啓超主筆時期

梁啓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文章，後來成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梁啓超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報刊功能。第一, 他強調了報紙的「去塞求通」的功能和「導端」的作用；第二, 他認為報紙具有「耳目喉舌」的作用， 並提出了一份好報紙的四條標準：「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第三, 他認為要利用報紙的宣傳功能來傳播變法維新的思想。^[6]

梁啓超發表在《時務報》上的另一組重要政論為《變法通議》，這篇文章的刊載使得《時務報》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維新派刊物，而梁啓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的美譽。

梁啓超在《變法通議》中反覆闡述了變法的必要性，並且提出了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變法主張。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之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以敢言矣!」強調「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君權日益專,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他還說：「不能創法炸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他認為變法的根本是 「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如果不進行變法，那麼中國將難以在世界中生存下去。

這組文章對當時社會影響極大。胡思敬在其所著的《戊戌履霜錄》中曾經這麼評價《時務報》對當時的影響：「當《時務報》盛行,(即連續刊載(變法通議》期間)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鄉，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嚴復在致熊純如的信中也曾提到：「任公文筆原是暢達,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7]

《時務報》在梁啓超主持期間，成為維新派的宣傳機關和聯絡機關。該報最大銷量曾達17000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維新報刊。梁啓超後來自述說：「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8]」。

後梁啓超時期

1897年梁啓超與汪康年矛盾激化，出走長沙。梁、汪2人決裂，自55期後，《時務報》不再有梁啓超的文章出現。

1898年5月，汪康年在上海又辦《時務日報》，突出時效性。「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通過御史宋伯魯上書光緒帝，要求將《時務報》改為官報，設立官報局，由梁啓超去管理，意圖奪回《時務報》。光緒帝批准將《時務報》改為《時務官報》，遷址北京出版，並責成康有為督辦。汪康年得知此事後將《時務報》更名為《昌言報》^[9]，將《時務日報》更名為《中外日報》，加以抵制。

《昌言報》由梁鼎芬任主筆，體例未做改動，戊戌政變後，出刊至第10期，於1898年11月19日停刊。^[9]

主要人員

• 總理：汪康年
• 主筆：梁啟超（前期）
• 翻譯：李維格
• 英文翻譯：張坤德
• 法文翻譯：郭家驥
• 日文翻譯：古城貞吉
• 理事：黃春芳（兼印刷暨銀錢業務）^[10]。

影響

《時務報》在梁啓超主筆期間富有成效的宣傳, 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許多人士為《時務報》宣傳、組稿，有的學校甚至將其作為教材使用。

除此之外, 《時務報》也成為了維新派人士推行變法新政的主要陣地。他們經常藉此與社會上傾向維新變法的人士進行聯繫，並且設置許多學會團體，甚至會接受代收會費、辦理會員的委託。這些活動衝擊了清王朝不允許政治結社和集會的傳統，使得維新宣傳由文字走向了實踐階段。^[6]

《時務報》還為有志之士開闢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報刊共分為「論說」、「諭旨恭錄」、「奏摺錄要」、「京外近事」、「域外報譯」、「路透電音」等多個欄目。其中「域外報譯」以英文、日文為主，並涉及了法文、俄文等92種外文報刊，共計出版譯稿1706篇，關於科學知識的內容有145篇。其刊載題材涉及工業，農業，醫療，生理，物理，地理等，被稱為「新知新學萬花筒」。如《時務報》第2冊刊登的譯自日本《西字捷報》的《照相新法》和第18冊上刊登的譯自《橫濱日日報》的文章《電光攝影奇觀》兩篇新聞，最早在中國報道了X光知識。而在《瑞人挪勃而散財以興格致》一文中，《時務報》第一次詳細介紹諾貝爾和諾貝爾獎。這些文章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給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中國科技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