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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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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運動[1]（德語：Völkische Bewegung，直譯：「人民運動」），是一項始於19世紀後半葉並延續至納粹德國時期及以後的德國民族主義運動。其概念根植於「血與土」，且與有機體說、科學種族主義、民粹主義、農業主義、浪漫民族主義及反猶太主義有關。[2][3]
特徵和目標
該運動是一種異質的民族主義-改良主義抗議運動，其性質與綜攝的人民主義世界觀相吻合。這一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男性新教徒，其社會背景主要為市民階層，尤其由傳統中產階級和新興中產階級所構成。
該運動在人種意識形態（反猶、反斯拉夫、反吉普賽、反羅曼人）的基礎上，追求一種反平等、軍國主義、男性中心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將按照法團國家主義分化組織，並應建立在「日耳曼-基督教」或新異教的「本民族」宗教基礎之上。在許多情況下，該運動的目標是在日耳曼意識形態價值體系下，建立一個中歐的「種族國家」或泛日耳曼的國家聯盟。
人民主義世界觀的核心，是對一種本民族的宗教的訴求——即一種符合某一特定種族與民族本質的信仰體系。[4]鑑於該運動在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上的異質性，它並未形成統一的宗教信念，而是展現出多種不同的宗教構想，範圍從雅利安化和日耳曼化的基督教，到完全拒斥基督教並嘗試復興所謂前基督教時代的日耳曼信仰形式不等。有的同時還吸收了秘密宗教的元素。
人民主義宗教社群的驅動力，主要是對一種本土、不受外來影響扭曲的民族文化的追求，而非真正要恢復異教的日耳曼神祇世界。這一探索常與尋找本民族的神祇與英雄傳說、日耳曼神話緊密相關，同時也伴隨著對日耳曼文化遺產如如尼字母和《埃達》的重新評價。[5]
選擇完全拒斥基督教的人民主義者只占極少數。信奉日耳曼神明和德意志信仰的社群屬於本土運動的邊緣群體，[6]且規模都很小。例如，其中最大的一支是路德維希·法倫克羅格領導的日耳曼信仰團體，在一戰初期其成員也只有120—150人。[7]更大一部分人民主義者則繼續信奉基督教（新教）。其中人數較多的是試圖將基督教日耳曼化或「去猶太化」的方向。
在德意志基督徒的觀點中，基督並非猶太人，而是雅利安人。基督教的起源被追溯到（印度-）日耳曼的原始宗教。基督教被視為一種最初的雅利安宗教，契合日耳曼與德意志民族的本質，其雅利安特性必須得到維護，並應清除其中的外來影響。[8][4][9]
本土運動中還包括約爾格·蘭茨·馮·利本費爾斯創立的折衷主義學說雅利安秘學，其中除種族主義外還融入了神秘主義元素。這一思想也影響了魯道夫·馮·塞博滕多夫於一戰結束時創立的圖勒學會所持的意識形態。英國神秘主義學者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雅利安秘學」一詞，指代本土運動中那些受神秘主義影響的思想流派。
後來，納粹黨試圖將自己塑造為本土運動的核心動力，以突出其世界觀的原創性。正如《我的奮鬥》中所寫：「如今所有可能的協會、小團體、組織和所謂的『大黨派』都聲稱自己代表『人民主義』，這本身就是民族社會主義運動所起作用的結果。」在整個納粹德國時期，納粹黨的黨報一直名為《人民觀察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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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中的定義
在歷史學界，「人民主義」一詞一方面被用作一個總稱，用以指代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在德國逐漸形成的、帶有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色彩的政治和文化右翼力量。例如，烏韋·普施納及其作者團隊在《本土運動手冊》（1996）就使用了這一概念。[10]普施納認為，本土運動的獨特性在於其將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同宗教改革思想相結合的方式。[11]
另一方面，也才在一種更狹義的定義，即將本土運動視為激進右翼的一個子現象。斯特凡·布羅伊爾認為，本土運動起源於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反猶主義。此外，中產階級意識形態、右翼民族主義和部分反現代主義（即拒絕「大眾民主」，卻接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也是人民主義者的特徵。[12]然而，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並非僅限於人民主義者，在其他政治領域中也同樣存在。[13]其最終目標時建立一個種族上封閉、民族上統一（即「德意志民族」）的人口結構，並據此構建一個以種族為基礎的民族國家。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立場正是為這一目標服務的。[14]
托馬斯·格雷費則認為，激進民族主義的淨化幻想以及反猶主義，是所有相互競爭的人民主義團體和意識形態構想之間的共同核心。[15]在其研究的第一部分中，他追溯了德意志帝國時期本土運動的產生與發展。不過，他所稱的本土運動，實際上正是歷史研究中通常被定義為反猶主義運動的那部分。
這些學者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將本土運動定義為一種具有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性質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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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在19世紀90年代首批人民主義組織（如1894年創立的德意志同盟）成立之後，自世紀之交起，本土運動在德國逐漸成形，並於有組織的民族主義，特別是泛德意志同盟展開密切互動，成為一個在出版和宣傳方面都頗為活躍的鬆散聯合運動。這一運動不僅與奧地利的泛德意志聯盟在理念、人員和組織機構上密切相關，也與自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以及反猶主義的諸多小黨派保持著頻繁的交流和互動。本土運動內部的各種團體，在其政治、社會和文化目標上，以及在組織形式和成員數量上，都有著極大的差異。從世紀之交開始，湧現出大量人民主義-宗教性質的社團、聯盟和兄弟會，其中分化出傾向德意志基督教的派別和新異教方向的派別。人民主義者的重要出版物包括漢斯·馮·沃爾措根主編的《拜羅伊特通訊》、特奧多爾·弗里奇的雜誌《鐵錘》，以及威廉·施瓦納的《人民教育者》。圍繞這些期刊形成了類似閱讀社群的組織，如國家鐵錘聯盟。
儘管在一戰前夕曾嘗試建立一些統一的聯合組織，但這並未改變本土運動內部的分裂局面，其成員數量任然有限。然而，通過諸如德意志民族商業員工協會、大學生社團和聯誼組織、青年運動的傳播，以及保羅·德·拉加德、尤利烏斯·朗本和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等人影響廣泛的著作，人民主義思想在1914年以前已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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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爆發導致了本土運動重要性的下降：許多人民主義的出版物遭到了預防性審查，並被多次禁止出版，例如《鐵錘》《德意志人民報》和《公民報》等。儘管戰爭正在進行，人民主義者的主要關注點依然集中在所謂的「內部敵人」身上。隨著戰爭的推進，德國的政治焦點逐漸轉向外交政策，而人民主義者在這一方面幾乎沒有提出任何獨立的主張。即使有關於德國外交方向的設想，也多是自相矛盾、難以達成共識的。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民主義者轉而尋求與傳統民族主義的聯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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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義者拒斥一切在威瑪共和國被稱為「進步」的事物，他們既反對左翼政黨的馬克思主義，也反對民主制度。[17]儘管人民主義者在公開場合譴責政治暴力，但他們卻與右翼準軍事組織保持聯繫，參與了卡普政變和希特勒的啤酒館政變，並牽涉到一些暗殺和懲戒謀殺事件之中。除了政治體制的變革外，退伍軍人大量湧入大量湧入人民主義組織，也可能促成了本土運動的激進化。[18]
1918年之後，人民主義組織及其支持者的數量一度明顯增長。1919—1923年，德意志民族保護與抵抗同盟一度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民主義團體聯合體，一些人民主義者該進入了各地區議會和國會。然而，自1924/25年起，[19]由於其結構性缺陷，這一運動逐漸被意識形態上相近的民族社會主義邊緣化——後者日益成為激進右翼的新歸宿。在這段時間，尤其是在納粹黨重新成立後，人民主義者與納粹黨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這種矛盾往往表現為老一代人民主義者和年輕納粹黨人之間的代際衝突。儘管如此，兩者在意識形態上有著密切的共通之處。二者之間最明顯的人員交叉體現在1926年成立的農業者聯盟定居運動中。[4][20]
雖然一些人民主義組織和領導人物以不同程度同民族社會主義接軌，大多數人民主義者也對將政權移交給希特勒表示歡迎，但自1933年起，那些繼續存在的人民主義組織及其領導層迅速失去了影響力。個別組織被納入納粹體制中；大多數則自行解散，或在戰後被盟軍取締前就已陷入名存實亡的「幽靈狀態」。許多原本的人民主義支持者到1945年時，已轉而支持納粹德國血與土的犯罪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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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後，儘管有一些重建人民主義組織的零星嘗試，但基本都以失敗告終，只有極少數人民主義宗教支流中的新異教小團體存續至今，例如「德意志信仰團體」和日耳曼信仰藝術共同體（已於2023年被查禁）等組織存續至今。
人民主義宗教與世界觀的某些殘餘，不僅存在於這些德國的新日耳曼異教團體中，也滲透進國際新異教運動，與其他來源的意識形態混合，並以多種形式間接傳播，往往已難以辨認出其人民主義本源。這些人民主義思想殘餘並與局限於小眾亞文化群體，而是通過媒體傳播而實現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藉助流行文化類型的傳播而普及。文學學者斯特凡尼·馮·施努爾拜因認為，這種現象也可以在J·R·R·托爾金的《魔戒》模式影響下的奇幻文學作品中找到體現。她以美國作家史蒂芬·格倫迪的暢銷小說《萊茵之金》為例，說明了這一趨勢。[21]
本土運動的一些意識形態元素也出現在國際極右翼運動中，例如泛日耳曼異教陣線等組織中，有時也出現在各種另類運動或亞文化中，比如阿薩信仰中的人民主義分支。儘管多個新異教的阿薩信仰團體明確拒絕與民族社會主義和新納粹主義建立聯繫，但這並不意味著不會有來自人民主義傳統的元素在其內部傳播。
人民主義的「右翼神秘主義」的神秘傳統目前也被一些極右翼團體用來為其種族主義立場提供合法性。例如，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有極右翼分子引用歷史上的農業者聯盟作為參考。[22]同樣，在新民謠和異教金屬等音樂流派中，也經常使用人民主義的元素拼貼。
2016年，時任德國選擇黨主席弗勞克·佩特里在接受《星期日世界報》採訪時呼籲，應將「völkisch」（人民主義的）一詞從其與民族社會主義的歷史關聯中解脫出來，並賦予其積極含義。她對《杜登詞典》中對該詞的定義（「民族社會主義的，在民族社會主義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使用的」[23]）表示不滿，認為這種定義給該詞帶來了負面背景。佩特里表示，這一術語遭到了社會的「禁忌化」，但「völkisch」本質上不過是「Volk」（民族、人民）的形容詞形式而已。[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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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參考資料
另見
參考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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