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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久邇宮稔彥王
日本皇室成员、前首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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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久邇宮稔彥王（日語：東久邇宮稔彦王／ひがしくにのみや なるひこおう Higashikuni-no-miya Naruhiko Ō */?，1887年12月3日—1990年1月20日），原日本皇室成員，日本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皇族出身的首相。[2]作為東久邇宮家首任家主，其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0期、陸軍大學第26期，最終軍階升至陸軍大將，位階勛等達從二位大勛位功一級。[3]日本戰敗後，他受命組閣，於1945年8月17日至10月9日擔任內閣總理大臣，並短暫兼任陸軍大臣，是迄今為止任期最短的一位日本首相。卸任首相後，他於1946年受到公職追放處分，並於1947年脫離皇籍。[4]1950年創立新興宗教「東久邇教」並自任教祖，但其退出政壇後經營的各項事業均告失敗。
他是久邇宮朝彥親王的兒子，崇光天皇的男系十七世孫，同時亦是靈元天皇的女系七世孫。他也是久邇宮邦彥王及朝香宮鳩彥王的弟弟，昭和天皇的皇后香淳皇后為其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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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87年（明治20年），東久邇宮稔彥作為久邇宮朝彥親王的第九子出生。幼年時曾被送往京都北部的農家寄養。[5]在學習院初等科求學期間，他的同窗包括異母兄鳩彥王與輝久王等皇族成員，以及後來成為其摯友的里見弴。按宮家慣例，作為末子的他本應在成年後降籍為臣、授予伯爵爵位。但為與明治天皇第九皇女聰子內親王聯姻，特准其於1906年11月創設東久邇宮家，成為一家之主。[6]此後他投身軍旅，於1908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0期），1914年（大正3年）又自陸軍大學校（第26期）畢業。[7]
1915年5月，稔彥王按計劃與聰子內親王完婚。1920年4月至1926年，他奉派赴法國留學，就讀於聖西爾軍校，畢業後又進入巴黎綜合理工大學廣泛研修政治、外交等科目。[8]旅法期間，他深受當地自由主義風氣影響，結識了畫家莫奈、前總理喬治·克列孟梭，以及約瑟夫·霞飛、菲利普·貝當等知名人士。[9]這段經歷使他後來被視為日本皇室中最具自由主義思想的成員[10]。
在法國，稔彥王學會了開汽車。1923年，當時同樣在法國留學的堂兄北白川宮成久王多次邀請稔彥王一齊駕車出遊，稔彥王認為成久王車技欠佳，因而屢次拒絕並勸誡其小心駕駛。成久王碰壁後，轉而邀請稔彥王的哥哥鳩彥王一齊出行。1923年4月1日，成久王在巴黎郊外發生了交通事故，成久王當場死亡，而同行的房子妃與鳩彥王則身受重傷。[11]這一事故給稔彥王帶來了不小的衝擊。
關於長期留法原因，他本人歸因於兩點：一是受陸軍元老山縣有朋與上原勇作等人「儘可能長期滯留外國，與當地知名人士結交」的指示；二是在法國「初次體會到自由，並獲得了釋放自我的感覺」。[12]旅法期間，曾發生過一件趣事，有一位算命的老嫗曾稱他會打破皇族不得拜相的慣例，因日本陷入革命或大混亂而擔任日本首相。[13]
旅法生涯的後半段，他對外自稱是藝術家，過著隨心作畫的閒適生活，並未按預期學習上流社會禮儀和軍事知識。他每年領取20萬日元（約合現價8億日元）的生活費，消費十分奢華，甚至還包養法國女子。同期在巴黎的兄長鳩彥王從其租房舉動中察覺「有親密女性存在」，隨行屬官池田龜雄在法結婚一事加深了疑點：單身赴任的池田於1926年秋與一當地女子結婚，該女子於1928年2月攜一嬰兒來日。宮內省官員懷疑此母子實為稔彥王在法所納情婦及其私生子。有觀點認為，一位看似未習法文的下級屬官在當地迎娶外籍妻子有違常理，不排除系以其名義安排來日。然而該母子於1930年初返回巴黎，真相終未明朗。[5]
留學期間，稔彥王雖已得知大正天皇病危的消息，但因厭惡國內沉悶氣氛而遲遲不願返回，其滯留不歸之舉引發爭議。留守日本的王妃聰子內親王曾致信其隨從，痛陳「我顏面盡失」。[14]有說法稱，稔彥王與注重權威及形式主義的大正天皇關係不睦。[7]最終，他直至大正天皇駕崩後的1927年（昭和2年）1月才返回日本，旅法時間長達七年。
稔彥王在法期間即已萌生脫離皇籍的念頭，歸國後曾向宮家顧問、樞密院議長倉富勇三郎表示：「如我等這般『與皇室親緣疏遠』之人仍列皇族，於理於實皆屬不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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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侵華
歸國後，稔彥王歷任近衛步兵第3聯隊長、第2師團長、第4師團長及陸軍航空本部長等職，積極參與侵華。基於在法國留學的經驗，他倡導陸軍現代化建設。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他曾作為第2軍司令官駐留華北，並參與武漢會戰。
稔彥王在中國戰場犯下過嚴重的戰爭罪行，根據歷史學家吉見義明的研究，他於武漢會戰期間授權對中國人用毒氣，並且啟動人體試驗計劃，還曾前往滿洲國觀看731部隊活體解剖實驗的過程[15][16]。
1939年，稔彥王晉升陸軍大將。1940年，因侵華有功，獲金鵄勳章。[17]
1941年8月，稔彥王覲見昭和天皇裕仁時，裕仁對軍部以「統帥權獨立」為由獨斷專行表示不滿，並以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導致國際形勢惡化為例，指出陸軍「不對朕據實以告」。稔彥王進言應動用天皇大權否決軍部不當決策，但堅持立憲君主原則的裕仁未予採納。
同年10月，第三次近衛內閣總辭後，稔彥王獲得從以近衛文麿為代表的穩健派到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強硬派的廣泛支持，被提名為首相人選。但內大臣木戶幸一以「避免累及皇室」為由反對，致使此議流產，最終由東條英機出任首相。木戶幸一後來表示，比起首相，他認為稔彥王更適合出任陸軍參謀長。[18]
儘管身為皇族及陸軍高層，稔彥王基於自身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戰爭長期化、以及對美開戰決策均持批判態度。正因如此，他屢次被國內和平勢力視為首相人選之一。
汪偽政權成立後，稔彥王開始主張對華和平。1941年9月，他試圖通過頭山滿與蔣介石進行和平會談，並得到了蔣介石的積極回應。[7]然而，此舉遭到新上任的首相東條英機以「不得擅自行動」為由拒絕，導致會談未能實現。
太平洋戰爭前夜，為挽救日益惡化的日本國際形象，稔彥王廣泛邀請政界、外交界、新聞界及軍部等各方有影響力人士，共同探尋避免戰爭的途徑，但最終未能阻止戰爭的爆發。[19]
1941年12月，稔彥王出任防衛總司令官，統率日本列島、朝鮮、台灣等地的防衛力量。[17]任職期間，他持續反對日軍擴大侵略行動及對同盟國開戰，對主戰派東條英機頗為不滿，甚至與高松宮宣仁親王密謀推翻東條內閣。1944年6月，美軍在菲律賓海海戰中取得勝利，日本喪失西太平洋制海權，東條內閣預備改組。稔彥王聯合政壇元老拒絕東條的入閣邀請，最終迫使東條英機於7月18日內閣總辭職。[20]
1945年，稔彥王兼任軍事參議官，其位於港區麻布的官邸在同年5月的東京大轟炸中被毀，但他堅持留守東京，在宅地防空洞旁搭建臨時居所直至日本投降。[21]在投降前夜的宮城事件中，其私邸遭到由佐佐木武雄率領、主張頑抗到底的「國民神風隊」縱火襲擊。
根據盟軍最高司令官的調查報告顯示，為促成日本早日終戰，稔彥王曾在戰爭末期計劃推翻天皇裕仁，改立皇太子明仁親王為帝，並由自己出任攝政王，但該項計劃最終未能實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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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並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鈴木貫太郎辭去首相一職。1945年8月17日，稔彥王奉天皇裕仁的敕令出任日本首相，組建新內閣。[22]裕仁認為稔彥王有過留學歐洲的經歷、曾經積極推動止戰，且兼具皇族的權威，因此其最適合收拾殘局。[23]稔彥王最初曾堅決辭謝組閣使命，但在目睹天皇因戰敗摧折之狀並受其懇切託付後，最終轉變心意，成為日本有史以來第一位皇族首相。[24]對此他後來表示："為突破此未曾有之國難竭盡全力，既是作為日本國民的職責，亦是長期受優遇的皇族應承擔的最高責任。"
在組建新內閣時，稔彥王自己兼任陸軍大臣，並任命享有廣泛民望的近衛文麿出任副首相，重光葵任外相，津島壽一任財相，緒方竹虎兼任內閣書記官長與情報局總裁，海軍大臣由前首相米內光政留任。同年9月中旬，因重光葵與美軍發生衝突辭去外相職務，其後任命吉田茂繼任。當時報紙與新聞影片中，將這位出身皇族的首相尊稱為「東久邇總理大臣宮」或「東久邇首相宮」。[3]
在東久邇宮內閣任內，政府就戰後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進行了深入研討，並確立了「願建設和平新日本，為人類文化作出貢獻」的國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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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投降後，由於陸海軍部隊仍廣泛分布於國內外，東久邇內閣的首要任務即是執行盟軍要求的「日軍武裝解除」工作。儘管實現和平解除武裝是該內閣最重要的目標，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領導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已明確通告：若日方發射一槍一彈，盟軍將立即轉為「武力解除武裝」。[25]為達成此目標，稔彥王以天皇敕使名義派遣多位皇族成員，前往原日本殖民地與日軍侵占地區執行當地部隊的勸降任務。同時，內閣全力完善各項接待準備，確保盟軍占領統治工作得以順利啟動。
在《玉音放送》發布18天後，9月2日，日本政府與軍隊統帥部全權代表——外相重光葵與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於東京灣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投降文書，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26]
為應對戰後日本道德崩潰與精神危機，稔彥王邀請和平運動家賀川豐彥至官邸，坦言國家亟需精神重建，並懇請其出任內閣職務，指導革新國民精神。賀川諮詢日本基督教團後，根據主事木俁敏提議，向首相提出了「全民懺悔運動」的構想。[27]賀川引述《聖經》的故事闡釋日本現狀：雖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卻在長期和平中滋生奢靡，最終因窮兵黷武而自取敗亡。他主張日本應如浪子醒悟，通過全民懺悔重獲新生。稔彥王對此深表認同，決定通過廣播號召全體國民摒棄前非，共同邁向和平國家的新生，並決定將「一億玉碎」的口號改為「一億總懺悔」，重建國民精神的同時，亦可推卸皇族與權貴的戰爭罪責。[28]
就任首相後，東久邇宮首相闡述了維護國體方針與戰敗原因論，並指出：「國民道義的淪喪亦是敗因之一」，強調「軍民官民全體必須徹底反省懺悔」，且「實現全國民總懺悔乃我國重建之第一步」。在9月5日其於帝國議會發表的施政方針演說中，他進一步明確表示[29]：
戰局演變至如此境地，固然源於政府政策之失當，然國民道義之淪喪亦為重要肇因。值此國難之際，我認為軍民官民全體必須進行徹底反省與懺悔。我堅信，實現全國民總懺悔乃我國重建之第一步，亦為國內團結之基石。敗戰緣由固然非止一端，無論前線後方、軍隊官民，全體國民皆需沉靜反思。此刻我們正當徹底懺悔，在神明座前滌淨一切邪念，以過往教訓警策未來，煥發新生意志。當以超越戰時之舉國一體精神，互助協作，各盡本分，勇闖未來艱險征途，方能開創帝國未來之發展前程。
——內閣總理大臣 東久邇宮稔彥王
這一被稱為「一億總懺悔論」的發言，在承認政治家、官員及軍人「國家政策失誤」的同時，亦強調了曾支持並煽動戰爭的「國民道義責任」。該言論因試圖模糊日本的戰爭責任主體，進而規避對天皇裕仁的問責，在民眾間引發了廣泛爭議與不滿，同時也激起社會對戰爭責任問題的深入關注。[29]事實上，在戰敗前夕，內閣情報局已向各大媒體發出通牒，明令禁止在戰後追究開戰及戰爭責任，稱此舉「毫無意義且非建設性」。與此同時，中央各省廳為躲避盟軍將相關文件作為追責證據，已開始有組織地大規模焚毀與廢棄檔案。[18]
在9月12日的終戰處理會議上，日本政府決定就戰爭犯罪問題自主開展審判。[30]而與此相對，盟軍最高司令部（GHQ）則通過發布《指導命令》與《新聞發行停止令》等手段，壓制「一億懺悔論」的擴散，並著手籌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旨在將戰爭罪責明確歸咎於當時的政府與軍隊高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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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日本戰後責任與天皇存廢這一複雜議題時，東久邇宮內閣曾出現過要求天皇退位的聲音。當外務省官員田尻愛義提出「為重建日本，必須實現昭和天皇退位並移交皇室財產」的主張時，稔彥王同樣對此表示認同，並稱「推測天皇本人亦有相同意願」。[32]事實上，裕仁在《終戰詔書》發布兩周後亦曾坦言：「將戰爭責任者引渡至盟國實屬痛切難忍之事，然朕思慮是否應由朕一人承擔，縱使退位亦在所不惜」[33]。由此可見，不僅普通國民，包括首相稔彥王、高松宮宣仁親王等部分皇族成員、高級官僚，乃至天皇本人均曾傾向於接受退位論。然而，負責推進占領政策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出於兩方面考量未支持此議：既擔憂若以戰爭罪行審判天皇可能引發日本各地暴動，進而阻礙占領政策實施；又注意到天皇表現出全面配合占領政策的姿態。因此，天皇退位之議最終無疾而終。[34]
在東久邇宮內閣掌權之初，首相稔彥王即明確表態期待通過活躍的言論與公正的輿論推動新日本建設，宣布將實施釋放政治犯、保障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政策方針，並提出了修改選舉法與實施大選的願景。然而，政治犯釋放計劃因內務省和法務省擔憂可能引發共產主義革命而未能實現。
在備受矚目的天皇裕仁與麥克阿瑟會晤照片公布問題上，內務大臣山崎岩動用行政權力禁止媒體刊載該照片，此舉獲得稔彥王的支持。但盟軍總司令部強硬要求日方立即解除禁令，否則將逮捕山崎並命令內閣總辭。面對壓力，山崎最終撤銷了發行禁令。[35]
1945年10月4日，盟軍總司令部頒布《關於解除對政治、公民及宗教自由限制的備忘錄》，要求廢除《治安維持法》等壓制自由討論的法律制度，解散特高警察，並罷免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內務大臣至特高課長等全體相關官員。東久邇宮稔彥王與緒方竹虎經商議後認為，為表明對盟軍總司令部不合理指令的抗議立場，決定拒絕這一要求，並打算以辭職的方式進行消極抵抗。[36]10月9日，東久邇宮內閣總辭，由幣原喜重郎繼任組閣。[37]
由於戰後的日本國憲法下，日本首相需由兩院議員擔任，而根據公職選舉法與地方自治法，皇族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先前皇族亦無擔任首相者，因此東久彌宮稔彥王為至今唯一一位曾擔任過日本首相的皇族成員。
1945年11月11日，東久邇宮稔彥王以「為承擔皇室戰敗責任」為由，率先表明脫離皇族身份意向，此舉獲得賀陽宮恆憲王等皇族成員響應。[7]1946年2月，他以「宮內廳某高官」名義向美聯社記者透露，昭和天皇確有因戰爭責任問題而退位的考慮，並指出支持者普遍認為天皇負有「道義與精神層面的責任」。他同時表示支持扶持尚未成年的皇太子明仁上位，由皇弟高松宮宣仁親王擔任攝政[38]。此時已決定免除昭和天皇戰爭罪責的盟軍總司令部，對稔彥王的「退位論」保持高度警惕，擔心此舉將重新引發對天皇責任的追究。為此，盟軍總司令部通過日本政府及皇室相關人士與稔彥王進行聯絡，共同遏制退位論的擴散。
1946年5月23日，稔彥王辭去貴族院皇族議員職務。同年，他受到公職追放處分（1952年解除）。1947年10月14日，稔彥王隨同其他10宮家共51名皇族成員一併脫離皇籍，改稱東久邇稔彥。
脫離皇族後，東久邇稔彥在新宿西口黑市開設店鋪，一家經營食品雜貨，另一家專營自己珍藏的古董。[9]1948年他與尾崎行雄、賀川豐彥等人一起創立「世界聯邦建設同盟」，同年因兵器處理問題接受國會質詢。此後他長期占用國有房產，曾訴訟追討原私產麻布御殿，後在緒方竹虎斡旋下，購回部分土地並轉售獲利。對於持續占用高輪南町國有官邸的行為，東久邇堅稱宮內大臣松平慶民曾承諾「將來必賜予使用」，並自此對外宣稱「該地產已獲宮內廳賜予」。[39]
1950年4月15日，東久邇稔彥創立禪宗系新興宗教團體「東久邇教」，該教原擬命名為「和平教」，旨在超越佛教各派與基督教等宗教界限傳播和平理念，但在盟軍總司令部干預下更名為「東久邇教」。對此東久邇反思稱：「雖被部分人利用系我疏失，但我願將餘生奉獻給世界和平運動。」
1950年6月，因違反《團體等規正令》，東久邇稔彥遭法務省撤銷其教祖資格並禁止使用教名。由於未能獲得東京都認證為宗教法人，該團體最終以任意組織形態實質解散。據相關研究顯示，東久邇家因持續雇用戰前傭工需承擔人事開支，而宗教法人可享免稅待遇，此舉亦被視為創教動機之一。同年他加入共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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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安保鬥爭期間，他與前首相石橋湛山、片山哲聯名向時任首相岸信介提出退陣勸告，要求其停止打壓運動。
1962年6月，東久邇就高輪南町御用邸產權提起訴訟。在時任財相田中角榮與兒玉譽士夫等人斡旋下，他於1963年10月撤銷訴訟，接受京濱急行電鐵（京急）4.5億日元補償後遷離該地。參照當時大學畢業生起薪約2萬日元（2024年約為20萬日元）的物價水平，該筆補償金相當於現今約45億日元。[39]東久邇與妻子聰子遷居至京急所有的目黑區住宅，直至去世前每月持續從京急領取50萬日元生活費。
1971年，出任棧勝正創立的日本文化振興會首任總裁。
1978年，夫人聰子去世。
1990年1月20日，東久邇稔彥因心力衰竭在東京澀谷區日本紅十字會醫療中心逝世，享年102歲。據傳在彌留之際，他曾用法語喃喃哼唱《馬賽曲》。逝世後，其被追授從二位官階，並獲特例安葬於豐島岡墓地。
東久邇稔彥以102歲1個月之齡，作為全世界最長壽的政府首腦而入選金氏世界紀錄。[40]根據可考記錄，他在日本皇族（含脫離皇籍者）中曾保持最長壽紀錄（享壽102歲48日，總計37,303日），該紀錄後於2014年被其甥東伏見慈洽（享壽103歲7個月16日，總計37,851日）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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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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