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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經濟暨貨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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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縮寫EMU),是歐盟內部通過逐步推進經濟整合與貨幣整合,實現成員國經濟趨同的一整套政策框架,包含三個階段。
EMU 的三階段推進路徑包括:
1. 第一階段:經濟政策協調 2. 第二階段:實現經濟趨同(即成員國經濟周期趨於一致) 3. 第三階段:採用歐元作為官方貨幣
只有當成員國完成第三階段,才可正式採用歐元,因此第三階段基本等同於「歐元區」的範圍。[1]
欲進入第三階段,成員國須滿足《馬斯垂克收斂標準》,其中包括至少連續兩年參與歐洲匯率機制第二階段(ERM II),在此期間貨幣匯率需保持在允許的波動區間內,以體現經濟穩定性。[2]
EMU 政策適用於所有歐盟成員國。其中,僅丹麥擁有法律性豁免權,其餘成員國一旦滿足條件,均須加入歐元區。[3]
目前已有20個歐盟成員國完成第三階段,正式採用歐元,最近加入者為克羅埃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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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歐洲共同體之前,關於在歐洲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想法就已被提出。例如,拉丁貨幣聯盟從1865年存在至1927年,成為後來區域貨幣協作的歷史先例。1929年,德國外交部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在國際聯盟中首倡「歐洲貨幣」的構想,應對戰後歐洲的新興國家與經濟分裂問題,奠定後續區域貨幣合作的思想基礎。[4][5]
1957年,荷蘭銀行行長馬里烏斯·霍爾特羅普在阿爾巴赫歐洲論壇提議設立統一中央銀行政策,但該構想遭比利時、法國與德國行長質疑,反映了當時國家間金融主權懸殊導致整合難度。[6][7]
1969年,《巴爾報告》提出EEC成員國應加強經濟政策協調與貨幣合作,隨後在同年海牙首腦會議上確立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EMU)的階段性計劃。[8][9]
1970年10月,盧森堡首相皮埃爾·維爾納主持專家小組發布「維爾納報告」,首次提出三階段EMU藍圖。但此計劃因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及1972年石油危機衝擊而受挫,「隧道蛇」(snake in the tunnel)機制也最終失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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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經濟與貨幣聯盟(EMU)的討論在1988年6月漢諾威首腦會議上被重新全面提上議程。會議決定成立由當時歐洲理事會主席雅克·德洛爾主持、由12個成員國中央銀行行長組成的德洛爾委員會,負責提出實現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新時間表,並規劃出清晰、可行且現實的步驟。[11][12]這種工作方法源自於斯帕克方法。
1989年4月,發布《德洛爾報告》,提出分三階段推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計劃,並建議建立包括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SCB)在內的新機構設立,以集中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13][14]
實施經濟與貨幣聯盟的三個階段如下:
批評
是否歐元區國家構成一個最優貨幣區一直存在爭議。[38][39]
也有不少觀點質疑,並非所有歐元區國家在加入歐元前,真的已經達到了《馬斯垂克條約》所要求的「高度可持續的趨同」標準,若未達標便貿然加入,未來可能會陷入財政困境。[40][41]
由於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各成員國事實上使用的是「外幣」,因此無法再通過本國中央銀行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作為經濟調控工具,也無法通過發行貨幣來為政府赤字融資或償付政府債券利息。[42][43]
因此,若成員國未能保持《馬斯垂克條約》所要求的財政紀律,機制本身意味著該國可能會陷入「無錢可用」的境地,出現主權債務危機,喪失通過主權貨幣再融資的能力。這正是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賽普勒斯和西班牙曾面臨的困境。[44][45]
改革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計劃
鑑於單純的緊縮政策(austerity)未能有效化解歐元危機,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重新推動改革現有歐元區架構的討論。有關完善現行EMU體系、糾正其經濟失衡與社會震盪的研究逐漸興起,出現「真正的」EMU(genuine EMU)這一關鍵詞。[46][47]
截至2012年初,擬議的改革方案包括:為歐盟引入財政能力、推行共同債務管理,以及建立完全一體化的銀行聯盟,然而這一目標短期內仍難實現。[48][49]
2012年12月,正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高峰,暴露出EMU架構存在諸多缺陷。歐盟理事會主席、歐盟執委會主席、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及歐元集團主席聯合發布報告《邁向真正的經濟與貨幣聯盟》(Towards a genuin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提出以下改革路線圖,以保障EMU的穩定與完整性。[54][55]
2015年6月,歐盟高峰會主席、歐盟執委會主席、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歐元集團主席及歐洲議會主席聯合發布了《完成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Completing Europe's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通常簡稱「五主席報告」)[74][75]。該報告提出深化EMU的路線圖,旨在完善貨幣聯盟架構,提升成員國應對全球挑戰的能力[74][75]。
目標是利用現有條約框架與政策工具,增強EMU的韌性,即「通過行動深化」(deepening by doing)[75]。具體包括以下11項工作任務:
- 深化經濟聯盟,促進競爭力、就業和增長:
- 完善歐盟銀行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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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將在2017年春季發布一份白皮書,評估第一階段的執行進展,細化第二階段的改革內容。[74][79] 主要措施包括:
- 將歐洲穩定機制(ESM)納入歐盟條約體系,簡化治理結構,實現自動適用於所有歐元區成員國。[74][80]
- 推出更具法律約束力的「共同收斂基準標準」,推動各國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力、營商環境、公共管理及公司稅基等方面實現更高程度協調。[74][81]
- 建立「經濟衝擊吸收機制」,作為歐元區層面防範經濟衝擊的財政能力。其設計目標是,成員國需符合上述收斂標準方可參與,且財政轉移應為短期對稱調整,不形成永久性跨國轉移。[74][82]
- 探索建立歐元區共同決策機制,增強對各成員國國家預算和結構性經濟政策(例如稅收政策、就業政策等)的協調能力。[74][83]
- 探討將歐洲戰略投資基金轉型為長期穩定性的歐元區公共投資工具,服務於「經濟衝擊吸收機制」目標。[74][84]
參見
延伸閱讀
- Simonazzi, Annamaria; Vianello, Fernando, Italy towards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and domestic socio-economic disunion), Moss, Bernard H.; Michie, Jonathan (編),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in national perspective: a community in crisis?,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ISBN 9780333792933
- Hacker, Björn. On the way to a fiscal or a stability union? The plans for a "genuin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PDF).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2013. ISBN 9783864987465.
- Miles, Lee; Doherty, Gabriel. The United Kingdom: a cautious euro-outsider.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March 2005, 27 (1): 89–109. S2CID 154539276. doi:10.1080/07036330400030064.
- Howarth, Davi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British policy on the Euro.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March 2007, 29 (1): 47–68. S2CID 153678875. doi:10.1080/07036330601144409.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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