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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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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焦慮是對自身死亡的想法而產生的焦慮，[1]但是死亡焦慮不同於死亡恐懼症，後者是面對已死或垂死的他人而產生的恐懼。[2]
對死亡的思索可能引發焦慮[3]，在臨床中，如果這種焦慮長期持續，並影響到了日常生活，那麼精神醫師可能會將其歸類為病態或異常[4][5][6] 。面臨死亡的老年人更容易產生死亡焦慮，因此他們此時會出現更多的身體問題和心理問題。[7]
當人出現死亡焦慮心理，他在談論任何與死亡相關的話題時都會展現出過多的謹慎和恐懼態度。[8]
類型
羅伯特·朗斯區分了三種類型的死亡焦慮：[11]
面對生存威脅的死亡焦慮（Predatory death anxiety）源於對受到傷害的恐懼心理。[12] 它是最古老，也是最基礎的死亡焦慮形式，[13] :615，它或許起源於最初單細胞生物對環境的適應。單細胞生物需要對外界威脅作出反應，以增加生存的可能性。[14] :616 在人類中，掠奪性死亡焦慮是由各種危險情況引起的， [13] :617它可以調動起個人的適應性資源，並引發戰或逃反應，包括積極努力對抗危險或試圖逃避威脅的行動。[13] :617
互害行為的死亡焦慮（Predation or predator）涉及到人類相互之間生理與心理上的傷害行為。這種形式的死亡焦慮常常伴隨著無意識的內疚感。[15] [16] 而這種內疚反過來又會激勵人們做出傷害他人或自我傷害的行為。[17]
存在主義的死亡焦慮（Existential）源自人類對自身生命極限的認知，它被認為是死亡焦慮中最重要的形式。[18]人類創造了語言，並通過語言實現相互交流，改變自身行為，或許也正是語言為我們帶來了對死亡的存在主義焦慮。[15]除語言因素外，這種焦慮也可能來源於人類對自身與他人行為的區分、對個體身份的充分認識以及對未來的預測。[18]存在主義精神醫師歐文·亞洛姆（Irvin Yalom）斷言，之所以人類容易產生對死亡的焦慮，因為「我們擁有充足的知識，它告訴我們，自己會生長，綻放，然後隨死亡而消逝。」[19]
人類是唯一真正意識到死亡，並沉思死亡的生物。[20]大約15萬年前，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必然死亡。[21]在極短的時間內（相對演化歷史而言），人類已經形成了一種面對此種焦慮的應對機制：否認。[20]這種對死亡的否認是通過多種生理行為與心理機制共同實現的，我們對此還沒有完全的理解。[20]雖然否認死亡可以幫助我們調整心態，但對否認的過度濫用也會造成許多不好的後果，它是諸如破壞規則、越界、驕淫、暴力、斂財、奪權等等惡行的根源。[21]這些行為通常由與死亡相關的創傷所激發，雖然它們偶爾可能會帶來建設性的行動，但更多情況下會對自己或對他人造成傷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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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死亡恐懼症（thanatophobia）一詞的詞根來自希臘語 Thanatos，也即希臘神話中的死神塔那托斯。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將死亡視為一種對更深層恐懼的掩飾。他認為人的潛意識不會計算時間的流逝，也就是說，人們畏懼的死亡永遠不會真正的降臨。既然如此，人也就不存在對死亡的恐懼。弗洛伊德認為，與死亡相關的恐懼心理源於兒童時期的陰影。[22][23]
發展心理學家愛利克·埃里克森提出了一個心理學理論來解釋了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經歷一系列危機。這個理論認為，當一個人來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就到達了他稱之為「自我整合（ego integrity）」的時期。 自我整合是對個人命運的接受與妥協。當一個人到了成年階段的晚期，他就會開始對迄今為止所有生活進行一次全面的回顧。假如他可以在過去的生活中找到意義，那麼他就達到了整合的目標。相反，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的人生充滿了失敗與錯過，那麼他就無法達成自我整合。達成了自我整合的老人受到死亡焦慮的影響較小。[24][25][26]
歐內斯特·貝克爾以存在主義觀點為基礎，將死亡焦慮理論轉向了一個新的維度。他說，死亡焦慮不僅真實存在，而且它也是人類深層關注的首要來源。這種焦慮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它甚至會在日常生活中引起人們的恐慌——害怕孤獨，或者害怕獨自待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基於這一理論，人的許多日常行為都參雜了對死亡的否認以及對焦慮心理的自我控制。[27]
當人意識到死亡的必然性，他會出於恐懼的本能而試圖去抑制死亡意識。這種抑制通常會將大眾引向文化信仰，人們傾向尋求外界幫助而不是獨自一人面對死亡。這種行為的範疇包括從簡單地思索死亡到嚴重的恐懼症和絕望心態。[28]
宗教在人的恐懼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人對死亡的恐懼驅動了宗教的發展，而宗教又反過來緩解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根據恐慌管理理論，人們對死亡的意識會引發焦慮，為了緩解壓力，人們會求助於文學或象徵意義上的不朽。宗教通常屬於文學上的不朽範疇，但有時它也能同時發展出兩種意義上的不朽形式。[29]研究發現，擁有極低或極高宗教經驗的人群受死亡焦慮影響較小，而那些處於中間狀態的人則明顯表現出對死亡的焦慮。[29]恐慌管理理論以及其他一些理論認為，之所以宗教可以在死亡焦慮方面起到緩解作用，原因在於它與存在主義思想之間的關係。存在主義的死亡焦慮認為，當人死去，一切都將不復存在，所有意義都從此消失。那麼由此看來，宗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逃離這種命運的可能性。2016年進行的一項元分析表明，相比於宗教儀式的日常參與者，那些雖然身為教徒，但很少參與宗教行為的人有更多的死亡焦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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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一方面認為認為死亡是一種確定的東西，它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他也認為一個人永遠也無法得知死亡會從何時、以何種方式到來。這個事實揭示了死亡本質的不確定性。海德格爾沒有去思索人死後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可能。他認為，所有人類的存在都是鑲嵌於時間之中的：在過去，在現在，也在未來。當人思考未來，他會遇上死亡的概念，於是焦慮就產生了。焦慮可以使人清晰地認識到死亡是一種可能的存在模式，海德格爾稱之為「澄清」。因此，海德格爾認為焦慮可以引領我們走向存在的自由，但前提是我們需要停止對死亡的否認（正如海德格爾所用的術語「stop denying being-for-death」）。[30]
王載寶在意義管理理論方面的研究表明，人類對死亡的反應是複雜、多樣和動態的。[31]他在《死亡態度簡介》中定義了三種對死亡的接受類型：中性死亡接受、趨近性死亡接受和逃離性死亡接受。[32][33]除了死亡接受之外，他的作品還表現了以死亡焦慮為基礎的恐懼的不同方面。他提出了十種與死亡相關的意義：終結、不確定、湮滅、失去所有、生命的終止、離開所愛之人、孤獨和痛楚、早逝和死亡過程的痛苦、害怕無法完成生前的工作、死後的審判和報復。[34]
存在主義哲學在這方面研究認為，個體的人格是由他在面對生活現實和死亡時作出的持續不斷的選擇中所塑造的。[35]羅洛·梅將人類的必然死亡的意識理論化，這或許會讓我們想起拉丁格言「memento mori（人固有一死）」，但他也指出，除了死亡以外，人還必須為生活找到意義。這也引出了羅洛·梅對此話題的主要理論：所有人都面臨著生命的二分法，既要找到人生的意義，又要直面死亡的來臨。他認為這個二分或許會給人帶來難以忍受的焦慮情緒，但這種焦慮可能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或許可以引導我們去度過一段充滿意義、滿足個人潛力與機遇的人生。[36]
其他理論包括由 Adrian Tomer 和 Grafton Eliason 提出的「愧疚理論」：它關注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評價，假如人們認為自己終其一生也無法完成那些理想目標，那麼他們就會感到焦慮。這些研究試圖揭示可能影響人們在生活中的焦慮程度的因素。
人類能夠發展意義，並將它們與環境中的事件或物體相聯繫，從而激發個體內部的某些情緒。人們傾向製造死亡的個人意義，對個人而言，這種意義可能消極的也可能積極的。如果它們是積極的，那麼這些意義就能為我們帶來好的後果（例如，幫助那些任然活著的人）。[37]如果這種意義是消極的，那麼它們就可能導致情緒上的混亂。這說明死亡情緒對不同個體有各自獨特的影響方式，而這在外界看來似乎是難以理解的。[38]但假如從現象學角度出發，心理治療師就可以更好的理解治療對象的心理狀態，從而引導他們將死亡的個人意義引向更有利的發展方向。[39]
2012 年一項涉及來自美國、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大學生的研究發現，他們對宗教的虔誠度與對死亡的恐懼呈正相關。[40]
2017 年的一項文獻回顧分析發現，在美國，非常虔誠的和完全不信教的人都擁有較低程度的死亡焦慮，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減少變得越發常見。[41]
其他研究發現，強烈的宗教意識可能與對死亡的焦慮的降低有關。[42]雖然宗教信仰和死亡焦慮之間沒有聯繫，但是也有證據表明，定期參加宗教集會的人的死亡焦慮往往較低。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165名教會成員被要求填寫「內在宗教動機度量表（經過修改的死亡焦慮度量表）」。研究人員通過因子分析、Pearson 相關性、線性和二次回歸等方法對結果進行了分析。研究顯示，在所有參與者中都發現了內在的宗教動機和死亡焦慮之間的反比關係。簡而言之，你越虔誠，你對死亡的焦慮就越少，因為你可能會把死亡和許多宗教所承諾的另一開端相聯繫。研究還發現，性別對宗教信仰和死亡焦慮沒有影響。[43]
影響對象
死亡焦慮早在兒童時期就已開始，有記錄的最年輕者僅5歲。[44]有許多種不同的方法可以檢測兒童對死亡的焦慮，其中最常用的是兒童恐懼調查表的修改版本（revised Fear Survey Schedule for Children，FSSC-R）。[44]FSSC-R會描述一些具體的場景或物體，並要求參與者對此作出焦慮/恐懼評級。研究顯示，兒童的恐懼對象可被分為五個類別，其中一類就是危險與死亡。無論調查對象是兒童還是青少年，死亡都是最普遍的恐懼物。[45]
一項由 Virginia Slaughter 和 Maya Griffiths 組織的，樣本為90名4-8歲兒童的研究顯示，兒童對死亡的生物學概念認識越多，他們對死亡的恐懼越少。這或許表明，我們可以積極的向兒童講授關於死亡的生物學知識，以降低他們的恐懼心理。[45]
許多文獻都向我們展示了死亡焦慮與日常行為之間的聯繫，焦慮能夠影響我們的感知、判斷和處理能力。研究顯示，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中往往會呈現出顯著的死亡焦慮，其中女性要比男性的焦慮程度更高。[46]
影響因素
死亡焦慮與性別呈現顯著的相關性[47]，女性要比男性受到更多焦慮影響。Thorson 和 Powell 在1984年的一項研究中調查了性別與死亡焦慮的相關性，研究對象的年齡範圍橫跨16-60歲。結果顯示，女性參與者的死亡焦慮評分要高於男性。研究者認為，年齡與文化的影響可以為這種性別差異作出解釋。[48]
在進化過程中，我們創造了一些基本的方法來處理死亡焦慮，它們同時用作處理喪慟情緒。[49]但當由此而來的痛楚太過強烈時，我們就會傾向於否認死亡，拒絕死亡事實的存在。[50]通過拒斥而非接受，個人有了更多的時間來緩解痛苦。這種否認的手段常常應用在家庭成員的離世中。相比於獨自面對死亡，親密的家庭團體往往可以更好地處理死亡問題。然而隨著現代社會和家庭的疏離，我們往往需要獨自哀悼親人的離去，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我們對死亡的消極情緒。在家庭中，通常由女性負責照顧子女，所以她們對死亡也更為憂慮。[51] 因為女性這種作為撫育者的角色強調了後代「存活」的重要性。儘管眾所周知，生命總是免不了消逝，但仍有許多人不肯接受自己的死亡，他們不願相信死亡是無法避免的，不相信他們終有一天也會死去。
從青年時期開始（20至40歲），死亡焦慮開始變得普遍起來。然後在生命的下一個階段，也就是中年時期(40-64歲) ，與其他年齡段相比，此時的死亡焦慮達到了最高水平。有些意外的是，在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中，死亡焦慮的程度有所下降。這與大多數人的期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尤其是年輕群體普遍對人的衰老過程抱有負面看法。[52]
度量方法
有很多方法可以衡量死亡焦慮和恐懼。[53] Katenbaum 和 Aeinsberg (1972) 為度量死亡焦慮的程度設計了三種方法。[54]以此為起點，有關死亡焦慮的意識形態開始被記錄與分析。諸如圖像任務、簡要問卷和感知測試等方法，如 Stroop 測試，使心理學家能夠充分的判斷一個人是否因死亡焦慮而承受壓力。
萊斯特死亡態度測量表（The Lester attitude death scale）設計於1966年，但直到1991年其有效性得到證實後才正式發表。[54]通過衡量參與者對死亡的總體態度以及評估其死亡態度的不一致性，我們可以得出參與者的面對死亡的傾向值。[54]
對死亡的接受
研究者曾組織一些問卷調查，以了解認識到一個必然的人生終點對心理健康造成的影響。197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與死亡焦慮呈低程度的負相關（low-negative correlation），也即受調查者對自身死亡的接受程度越高，那麼他對死亡的焦慮就越少。[55]儘管無法完全無視死亡引發的焦慮感，但這種對死亡的接受態度可以讓我們以更加積極心態的去看待它。
另一項時間更近的縱向研究通過詢問不同階段的癌症患者來獲取他們對死亡的接受程度、總體的焦慮狀態、沮喪程度等數據。一年後對相同調查者的回訪顯示，對死亡接受程度越高，死亡焦慮的狀況越輕。[56]
死亡焦慮與 COVID-19
世界上有數百萬人死於正在蔓延的2019新冠疫情。[57]伴隨著持續不斷的疾病與死亡通告，人們對死亡的焦慮上升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地步。那些認為自己有更大機率得病的人表現出了更多的死亡焦慮，同時他們也受到更多的心理狀況困擾，例如抑鬱、焦慮、壓力和偏執。[58]而那些原本就處於死亡焦慮困擾中的老年人，此時還要受到病毒帶來的外部壓力，極高的死亡恐懼在他們心裡積聚。[59]在廣泛的人群中，對死於新冠的畏懼正成為心理壓力的首要驅動因素。[60]研究發現，這種焦慮不僅僅導致了廣泛的死亡恐懼，它還造成里對某些特定種族和族裔（尤其是亞裔群體）的敵意。[58]在新冠流行期間，死亡焦慮是導致醫護人員和社會工作者心理健康程度降低的主要原因。[60]
另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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