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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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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氣候變化的影響日益具體且影響深遠，其對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響正被逐步記錄。對於弱勢群體和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群而言，這種影響尤為顯著。[1]這些影響的產生大致可通過三條路徑：直接、間接或通過意識。[2]直接途徑包括因暴露於極端天氣事件而引發的應激相關疾病，其中包含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科學研究已證實心理健康與多種氣候相關暴露因素存在關聯，包括高溫、高濕、降雨、乾旱、野火及洪澇災害。[3]間接途徑可能導致經濟和社會活動受阻。例如，當某片農田的糧食生產能力下降時。[3]第三種途徑可能是僅僅意識到氣候變化的威脅，即使那些原本不受其影響的人也可能如此。這種擔憂尤其表現為對子孫後代生活質量的憂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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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方面是氣候變化對綠色或藍色自然空間的破壞性影響——這些空間已被證實對心理健康具有積極影響。[5][6]人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如淡水污染或森林砍伐，會破壞這些景觀並減少公眾接觸它們的機會。[7]即使綠色和藍色空間完好無損，其無障礙功能在社會中也並不平等，這涉及環境正義與經濟不平等的問題。[8]
心理健康狀況可通過多種指標衡量，包括精神病院入院率上升等醫療系統負擔加重，以及死亡率、自殘和自殺率攀升。既有精神疾病患者、原住民、移民與難民、兒童及青少年群體尤為脆弱。面對氣候變化威脅的情感反應可能包括生態焦慮、生態悲傷和生態憤怒。[9][10] 這些情緒可能是對自然世界退化的理性反應，並可能促成適應性行動。[11]
評估氣候變化對心理健康的具體影響頗具挑戰性；極端高溫的加劇對心理健康構成威脅，可能表現為心理健康相關住院率上升及自殺傾向增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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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途徑
心理健康是一種良好狀態，在此狀態下，個人能夠認識自身能力，應對日常生活壓力，高效工作並為社區作出貢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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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2022年對120項研究的系統綜述發現，氣候變化相關事件——尤其是自然災害和極端高溫——始終與焦慮、抑鬱、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及自殺風險上升存在關聯。[14]
氣候變化通過三種主要的因果途徑影響心理健康：直接影響、間接影響，以及通過認知（或稱「社會心理」）途徑的影響。[2]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能同時通過多種途徑受到影響。[15][16][1]
不同研究採用的命名法各異，用於指代這三條因果路徑。例如，某些研究將「認知」路徑稱為「間接影響」，而將經濟歸類於「間接影響」，將社會動盪歸類在「社會心理」範疇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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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路徑的影響
直接途徑包括極端天氣事件（如熱浪、乾旱、洪水和野火）引發的壓力相關疾病。這些事件可能導致創傷性事件，例如因氣候變化引發的洪水或火災等自然災害導致流離失所、失去親友或其他創傷性經歷。暴露於此類事件可能加劇精神健康問題，包括創傷後應激障礙、急性應激障礙、抑鬱症及廣泛性焦慮症。[2][18]這些效應往往同時發生，也可能單獨發生。[19]關於災害與心理健康之間關聯的研究文獻數量龐大（但並未明確將災害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的增加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3]
最常見的是短期壓力，人們通常能很快從中恢復。但有時會發展為慢性病症，尤其在經歷過多重事件的人群中，例如創傷後應激障礙、軀體形式障礙或長期焦慮。當局若能迅速採取行動恢復秩序與安全感，可大幅降低多數人遭受長期心理影響的風險。不過，已有精神健康問題（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症）的個體可能需要強化護理，若當地精神衛生服務因極端天氣中斷，此類護理的實施將面臨挑戰。[1][15][20]
氣候變化可能對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影響（另見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個人身體健康的惡化也可能導致其心理健康狀況的惡化。[21]
氣候變化那些不那麼極端的直接表現，同樣會對心理產生直接影響。在所有關於天氣與人類行為關聯的研究中，溫度與攻擊性之間的聯繫最為深入。多項綜述研究指出，高溫會導致人們情緒惡化，進而引發更多肢體暴力行為。[1][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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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研究表明，氣溫升高與各類精神及神經系統疾病（包括痴呆症、情緒障礙、焦慮症、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軀體形式障礙以及心理發展障礙）的住院治療存在相關性。[3]
研究還發現，對於患有精神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的人群而言，高溫環境同樣會影響其死亡率。[3]另一項歐洲研究證實了這一發現：2000至2008年間，羅馬和斯德哥爾摩地區精神疾病患者在熱浪期間死亡風險升高，其中75歲以上老年人和女性尤為顯著。[3]在中國不同氣候變化情景下的死亡率預測顯示，精神障礙相關的高溫過量死亡率呈上升趨勢，而低溫過量死亡率則呈下降趨勢。[3]
亞洲多項研究發現，氣溫波動會影響心理健康與幸福感，進而影響生產力與生計。例如在台灣地區，當年均氣溫高於23℃的中位數時，長期暴露於高溫或低溫環境下，每升高1℃就會導致重度抑鬱症發病率增加7%。[3]
氣溫變化也與自殘和自殺率存在關聯。[3]根據美國和墨西哥的數據，月均氣溫每上升1℃，自殺率分別增加0.7%和3.1%。[3]氣溫升高會導致攻擊性行為增加和犯罪率上升，從而引發兇殺案和襲擊事件增多，同時年輕男性和老年人的自殺率也會上升。[25]較高環境溫度還與心理健康相關就診、自殺事件及自述心理健康不佳的病例數量增加有關。[26]
預計未來幾十年，由於環境溫度持續升高，美國和墨西哥的自殺率將隨之上升。[3]假設當前溫室氣體排放量保持不變，預計到2050年，美國和墨西哥將新增9,000至40,000起自殺事件，這一增幅與經濟衰退、自殺預防計劃及槍枝管制法律實施後的估計增幅相當。[3]研究還表明，社交媒體帖子中抑鬱性語言和自殺念頭的增加與氣溫升高存在關聯。[3]在印度，作物生長季節的更高溫度也與自殺率上升相關，每升高1攝氏度，每年自殺人數就會增加67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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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研究表明，野火引發的疏散與隔離經歷，以及隨之產生的恐懼、壓力和不確定感，對心理和情緒健康造成了急性和長期的負面影響。持續的煙霧事件與呼吸系統問題相關，迫使人們長時間滯留室內，並擾亂了生計和土地相關活動，這些因素共同對心理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3]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壓力、抑鬱、焦慮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發生率與叢林大火暴露程度呈正相關。[28]
一項針對澳大利亞農村社區的研究指出，乾旱與洪水威脅相互交織，導致居民因壓力、焦慮、損失和恐懼而福祉下降。[3]英國一項關於洪水長期影響的隊列研究發現，洪水事件發生後，心理疾病持續存在至少三年之久。[3]
氣候變化的驅動因素除了心理影響外，還可能對大腦產生生理效應。到21世紀末，人們在室內可能面臨高達1400ppm的二氧化碳濃度，是當今室外常見濃度的三倍。由於二氧化碳的毒性作用，這可能導致人類在室內的基本決策能力下降約25%，複雜戰略思維能力下降約50%。[29][30][31]
間接途徑的影響
氣候變化還可能通過間接後果影響福祉和心理健康，例如「土地喪失、逃離與遷徙、暴力暴露、社會、生態、經濟或文化環境的改變」。[18]氣候變化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可能通過對身體健康的影響間接產生。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任何影響身體健康的氣候變化相關效應，都可能間接影響心理健康。[32]
在世界多個地區，氣候變化正通過降低農業產量等方式顯著影響人們的經濟收入。這種影響可能引發嚴重壓力，進而導致抑鬱、自殺念頭及其他負面心理狀態。若經濟壓力伴隨社會生活的重大中斷——例如被迫遷入難民營——後果將尤為嚴重。[33]有效的政府干預措施，類似於緩解金融危機壓力的手段，能夠減輕此類中斷造成的負面影響。[1][34]
認知提升路徑的影響
第三種途徑可能僅僅是意識到氣候變化的威脅，即使那些尚未親身經歷任何直接負面影響的個體也是如此。[38]這可能引發心理困擾、焦慮（生態焦慮）和悲傷（生態悲傷）。[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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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強的「對氣候變化存在維度的認知」可能影響人們的幸福感，或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構成挑戰，尤其是對兒童和青少年而言。[18]自2018年夏季興起的「周五為未來」運動表明，歐洲青年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度正日益提升。[18]這可能導致年輕人承受更嚴重的情緒困擾，並引發恐懼、悲傷、憤怒等情緒，以及末日般的絕望感與悲觀情緒——這些情緒可能演變為悲痛、焦慮和絕望感——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18]這種效應被比作冷戰期間出現的核焦慮。
諸如生態焦慮等心理狀態極少嚴重到需要臨床治療的程度。儘管這類狀態令人不適且被歸類為負面情緒，但研究表明它們是對氣候變化現實的合理理性反應。[1][40]
心理健康結果的類型
脆弱人群與生命階段
高溫可能影響服用某些精神藥物（包括催眠藥、抗焦慮藥和抗精神病藥）的人群。[3]高溫可能導致他們中暑和死亡的風險增加。[3]
定性研究指出，氣候變化對加拿大因紐特社區造成了獨特的心理健康影響，包括因天氣變化和當地景觀改變而喪失基於地域的慰藉感、狩獵等土地活動，以及文化認同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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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對原住民心理健康造成毀滅性影響，其危害既直接作用於個體，也通過間接途徑顯現。由於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往往與土地緊密相連，氣候變化以可量化的方式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身體健康和經濟穩定。更令人憂慮的是，全球原住民群體中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與環境變化之間存在顯著關聯。[42]原住民文化賦予土地的聯結感與價值，意味著對土地的破壞或與之分離，會直接影響心理健康。對許多人而言，他們的故土與身份認同、社群歸屬及儀式傳統等心理層面緊密交織。[42]
政府應對措施不足且忽視原住民知識，進一步加劇了氣候變化引發的負面心理影響。這導致全球氣候變化適應努力可能引發文化同質化風險，同時強制遷移又破壞了文化傳統。[42][43]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國家以及高社會經濟區域中的少數群體，在氣候危機中遭受著不成比例的影響。惡化的環境條件和災難性氣候事件，由此催生了氣候移民群體。[44]
海平面變化與冰層形成對原住民社區造成巨大衝擊。這些變化可能引發情緒波動，如憤怒、恐懼、焦慮、失落感等；同時導致行為改變，例如自我封閉、攻擊性增強及藥物濫用加劇。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傳統氣象預測與航海技藝的失傳引發的失落感，在年輕一代中尤為顯著——這種失落感催生出文化錯位與疏離感，並引發身份認同的轉變。[45]未來數十年間，氣候變化很可能持續影響原住民社區及其心理健康。另一項研究表明，反覆暴露於氣候變化事件及相關壓力源的累積效應，很可能導致某種形式的精神疾病。針對氣候變化對因紐特青年群體的影響也進行了研究，其中長者關懷缺失、與土地聯繫減弱、文化活動受阻等因素均對青年的心理健康產生了影響。[46]
針對澳大利亞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開展的研究同樣揭示了氣候變化對心理健康造成的環境影響，包括因與土地聯繫的弱化而加劇的社區痛苦。[3]高溫似乎也與澳大利亞原住民群體的自殺率相關；然而，其他社會人口因素可能比氣象因素髮揮更關鍵的作用。[3]
氣候變化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構成嚴重威脅。[18]兒童心理健康、兒童權利與氣候變化應被視為相互關聯的議題，而非獨立的議題。[18]
兒童和青少年最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47]許多影響兒童身體健康的氣候變化因素，同樣會引發心理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後果。[47]生活在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地理區域、且基礎設施薄弱、支持與服務匱乏的兒童，承受著最嚴重的衝擊。[47]氣候變化對兒童的影響包括：他們面臨較高風險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如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抑鬱症、焦慮症、恐懼症、睡眠障礙、依戀障礙以及藥物濫用。[47]這些情況會導致情緒調節、認知能力、學習能力、行為模式、語言發展及學業表現方面的問題。[47]
政治倡導與變革的缺失，加之媒體關注度的提升，引發了生態悲傷，這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產生了顯著影響。氣候變化以多種方式影響著青少年群體，且影響形式各異。當每個青少年處理自身創傷與痛苦時，這些影響往往相互交織。具有既往心理疾病的青少年群體，其生態悲傷與痛苦的風險顯著升高。[48]
儘管這些情緒不會直接危害青少年的身體健康狀況，但它們令人不適且日益凸顯。生態悲傷、痛苦、焦慮和憤怒是青少年群體中最普遍的情緒反應。心理學家——尤其是氣候心理學家——正面臨著兩大挑戰：既要追溯這些情緒的根源，又要探索如何幫助受影響者，同時預防尚未受影響者產生類似情緒。[49]
隨著氣候危機加劇，被迫遷移或流離失所的現象正日益普遍。自然災害、糧食減產或糧食安全惡化、饑荒、水資源短缺或其他環境影響都可能導致強迫遷移。[14]這種流離失所本身就令人感到悲痛與失落——被迫離開安逸之地，前往未知之境。食物減少、饑荒與水資源短缺將通過引發恐懼、焦慮以及悲傷與失落感，間接影響青少年的健康。
對青少年而言，人際關係至關重要。遷徙不僅會給青少年的社交關係帶來壓力，還會阻礙他們進一步發展社交技能和人際關係。社區衝突也會間接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社區內部可能存在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策略、減緩措施及意識提升的分歧。身處充滿負面情緒與壓力的環境中，正處於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會承受巨大壓力。他們可能不願親身捲入衝突而退縮社交，雖持有不同觀點卻因年齡限制難以獲得傾聽。絕望、無助與恐懼的情緒由此蔓延開來。[21]
環境與氣候相關概念
生態焦慮（生態焦慮的簡稱），又稱生態痛苦或氣候焦慮，是對氣候變化及其他環境問題的一種令人困擾的情緒反應。[50]自2007年以來，生態焦慮的研究已相當廣泛，目前各種定義仍在沿用。[51]該狀況並非醫學診斷，而是對氣候變化現實的一種理性反應；然而，若未得到緩解，嚴重案例可能對心理健康造成影響。[52]也有證據表明，生態焦慮源於研究者構建研究框架及闡釋氣候變化證據的方式：若他們不考慮找到任何解決氣候變化的方案，也不認為個人能有所作為，就會助長這種無力感。[53]
生態悲傷（或生態哀傷），尤其是氣候悲傷，指因親歷或知曉環境破壞或氣候變化而產生的失落感。[54][55][56][57][58]例如，親眼見證澳大利亞大堡礁的科學家們報告說，他們經歷了焦慮、絕望和失望的感受。[59]受重創的群體還包括因政府缺乏環保行動而感到被背叛的年輕人，以及失去生計的原住民社區。[60][61]
「Solastalgia」（鄉愁）是一個新詞，由拉丁語詞根sōlācium（慰藉或安慰）與 'solus'（荒涼）的含義——即與毀滅、喪失慰藉、被遺棄及孤獨相關的概念——以及希臘語詞根-algia（痛苦、苦難、悲傷）組合而成，指因負面感知環境變化而引發的情感或存在性痛苦。需區分兩種概念：作為當下負面環境變化親歷體驗的鄉愁，與針對未來可能發生事件的憂慮或關切（即生態焦慮，其概念參照創傷後應激障礙而稱為「創傷前應激障礙」）。
共同效益
儘管大多數關於氣候變化心理影響的研究發現其具有負面效應，但通過直接或間接途徑仍可能產生某些積極影響。
親身經歷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也可能引發個人層面的積極轉變。洪水等環境事件的直接體驗會增強人們對氣候變化的心理關注度和憂慮感，進而預測其應對氣候變化的意圖、行為及政策支持度。[11][62][63]從個人層面而言，憂慮和焦慮這類情緒雖令人不適，卻是生命中正常的一部分。它們可被視為防禦系統的一部分，能識別威脅並加以應對。從這個角度看，焦慮有助於激勵人們尋求信息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11][64][65]當人們感到自己能夠有所作為時，焦慮與擔憂更可能轉化為積極參與。通過讓人們參與決策過程，可以增強其自主感。同時還能促進問題導向型和意義導向型應對能力的培養。問題導向型應對包括收集信息並探索個人可採取的行動；意義導向型應對則涉及諸如識別積極信息、聚焦建設性希望來源、相信他人也在盡己所能等行為。[11][64]自主性、應對技能和社會支持對於構建普遍的韌性都至關重要。[66][67][68]教育或許能從關注情緒覺察和培養可持續的情緒調節策略中獲益。[69]
對某些人而言，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增強參與感，能減輕他們的社會孤立感和孤獨。[70]在社區層面，了解氣候變化的科學原理並採取集體行動應對威脅，能夠增強利他主義精神與社會凝聚力，強化社會紐帶，並提升社會韌性。這種積極的社會影響通常僅出現在原本就具有較高社會凝聚力的社區中，這促使社區領袖在氣候相關干擾變得過於嚴重之前，就採取行動提升社會韌性。[1][34][71]
個人採取的減緩措施（如主動出行、增加身體活動和更健康的飲食）可能帶來潛在的心理健康益處。[72]健康生活方式已被證實能改善心理健康和整體幸福感，相關研究表明運動、營養、睡眠、壓力管理及社交聯繫等因素對此具有積極影響。[73]
歷史
另見
- 促進環保行為的障礙
- 污染與腦部疾病
- 氣候心理學
- 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 氣候變化政治
- 氣候變化對心理的影響
參考來源
Wikiwand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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