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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滬寧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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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特別說明，此條目中的「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王滬寧（1955年10月6日—），籍貫山東掖縣[註 2][3]，生於上海市南市區，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政治學家，正國級領導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黨組書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辦公室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4]。曾於2002年至2020年間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長達18年。

快速預覽 王滬寧,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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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滬寧被認為是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連續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政治智囊和理論撰稿人，在黨內長期負責政治理論工作[5]，被稱為「三朝國師」和「灰衣主教」。他出身於學術界，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註 3]。曾任中國政治學會理事、副秘書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國際政治系主任、政治與行政研究所所長。他於1972年10月至1977年年2月在上海師範大學「五七」幹校外語培訓班法語班學習，畢業後分配至上海出版局工作。1978年考入復旦國政系讀研，19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先後任教師、副教授、教授。198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5年由復旦大學調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歷任政研室政治組組長、副主任、主任，隨後升任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

王滬寧是中共第十六至二十屆中央委員，第十八至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九屆、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七、十九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滬寧的代表作有《政治的人生》、《美國反對美國》、《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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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早年經歷

王滬寧1955年10月6日出生於上海市南市區的一個革命軍人幹部家庭[6]。滬寧二字的字面意思為「上海安寧」。王滬寧四歲時，父親在廬山會議事件中為彭德懷講了幾句話，因而受到打壓。母親因身體原因，在1965年前後因疾病住院二十多次。年幼的王滬寧經常和兩個哥哥輪流到醫院照顧母親。文革期間，王滬寧父親挨斗，為了防止三個兒子在外面混日子，他經常將他們關在家裡，要求他們抄寫《毛選》或讀書。1972年，17歲的他畢業於上海市永強中學[註 4]。永強中學並不是一所重點學校，除常規課程外，還開設了很多技工班，培養產業工人。一般來說，這種學校讀書風氣都不會很濃厚，但王滬寧是個例外[8]。

1972年，中共中央鑑於外交局面的變化[註 5]後外語人才青黃不接的情形，指出「迫切需要培養一批堅定的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政策的外語人員」。中共上海市委因此決定在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註 6]和上海外國語學院創辦涉外人員外語培訓班，學生從上海市區各中學選拔，實行半耕半讀，要求入學學員「年齡在十七歲左右」，培訓期間，以參加勞動為主，同時給予適當時間學習外語[7]。上海師範大學當年招生200人，其中法語班招生25人，王滬寧被選入其中。第一批培訓班的學生於1972年10月25日赴江蘇大豐縣「五七」幹校開始學習[9][註 7]。1973年4月，培訓班遷往上海奉賢縣濱海地區的「五七」幹校[10]。

1977年2月，王滬寧從培訓班畢業[註 8]。對於這段專科[註 9]學習生活，他日後回憶道：「我從中學畢業，來到江蘇大豐的農村，後又轉到上海奉賢縣，歷時四年半......鄉村的文化、 鄉村的經濟不發展、鄉村的生活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畢業後，王滬寧被分配到上海出版局[註 10]。1978年，王滬寧參加了全國研究生招生考試[註 11]，被錄取為復旦大學國政系研究生[註 12]，宿舍在十號樓[16]。他的導師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陳其人。陳其人回憶道：「他複試遲到了20分鐘，本來是要取消考試資格的，但我照顧他，還是讓他考了。因為他初試的文章寫得很好。」[17]他還表示，在課堂討論時王滬寧就表現搶眼，「很會寫文章，很會思考問題，那個時候表現很突出。」[18]由於出身法語專業，王滬寧最先接觸的是以法國思想家為主的歐洲大陸思想體系，如布旦[註 13]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19]。

1981年王滬寧獲得復旦大學法學碩士學位[20]。他的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從布旦到馬利旦[註 14]——論西方資產階級主權理論的發展》，總字數接近二十萬字。答辯委員會高度評價其質量，稱之為「我國學術界較系統研究資產階級主權理論的初步嘗試。」[8]畢業後，王滬寧留校加入了政治學教研室。1984年4月，王滬寧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復旦自由派盛行，為了抵制自由化思潮，復旦大學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邦佐將自稱「新保守主義」的王滬寧列為了重點培育對象，對他大加扶持[21]。兩人的文章被上海理論界譽為「二王」文章[22]。在校期間，王滬寧以勤奮著名，曾任復旦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的孫關宏回憶：「他非常有才華，還沒有分到我們這裡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有所耳聞，說他很用功，晚上一兩點鐘以前熄燈是沒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兩點鐘以後。」他還表示，王滬寧讀書速度很快：「我們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說我從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說兩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說，這我蠻佩服他的。」還有一次，孫關宏、王邦佐和王滬寧一起去蘇州編政治學詞典，討論之後，第二天王滬寧就把幾千字的報告拿出來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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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任教

1985年，復旦大學成為了職稱改革首批試點學校，在政治學教研室的推薦下，連講師都不是的、年僅30歲的教師王滬寧被破格晉升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23]。此事使得他成為全國性的新聞人物。不斷有年輕人寫信請他指導，上級也經常點名要求他做報告，這讓他苦不堪言。在接受採訪時，他表示：「我現在最希望的是能有一個平靜安寧的環境，否則我會很苦悶的。我要準備開新課，我正在動筆寫兩本專著，我有自己的打算。這些都需要時間。」不過，成名也使他獲得了領導的重視。1985年5月，王滬寧爭取參加一次國際會議，費用一直沒有落實。時任校長謝希德特別為他專門批示「對於文科有條件的年輕教授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學校要支持。」從而解決了他的經費問題[8]。作為老師，他在短短的幾年內不斷開出新課，一學期通常開兩三門課，多時要同時開四門課。由於勤奮和觀點新穎，王滬寧迅速成為研究政治學理論的知名青年學者[10]。

到1985年底，王滬寧已發表了近八十篇文章，編譯了七十萬字的資料。其中《控制與行政管理》、《試論職位分類在幹部管理體制中的應用》等多篇文章獲獎。他還被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聘為了特約政策研究員，並擔任全國社科「六五」規劃重點項目《政治學概論》一書的主要撰稿人[8]。對於這段文章發表的高峰期，王滬寧自稱自己的表現「頗有點(理論)介入的味道。」[22]

由於成果突出，王滬寧成為《半月談》等時事雜誌的封面人物。1986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調潘維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為改革開放造勢。同年5月，潘維明策劃了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24] 。在招賢納士的過程中，潘維明與王滬寧十分投機，王滬寧也因此受到分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的關注[22]。中共十三大之前的一個春節，中共上海市委的有關領導分別到各大學去參加教授們的春節茶話會，曾慶紅選擇了去復旦。茶話會之後，曾慶紅特意找到了年僅30多歲的王滬寧，與他就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當時討論的氣氛非常熱烈，幾乎分辨不出誰是領導，誰是學者了。事後，曾同王一直保持聯繫[25]。

1988年8月，王滬寧晉升為教授。同月，獲美國政治學會獎學金，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學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做了半年訪問學者。據傳在此期間，他與同時期在美國卓克索大學留學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恆結識[26][註 15]。在美國的半年內，王滬寧去過美國30幾座城市和近20所大學，在數十個政府和私人部門做過調查，與眾多的美國人和外國人討論美國，並將每天討論、訪問和觀察到的記錄下來，寫成《美國反對美國》一書。1989年初，王滬寧回國。同年被提拔為復旦大學國政系主任。

1993年，王滬寧被校長謝希德任命，以校辯論隊顧問身份，參加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大專辯論會[27][28]。早在1988年時，王滬寧就曾擔任復旦大學辯論隊的教練。辯論賽的隊員戲稱王滬寧為「王總」。在復旦的動員會上，王滬寧說，「這一次我是無官一身輕，顧問顧問就可以了。」但私下他卻對隊員們說：「我們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還有1%的遺憾，就要抓住這1%不放。」由於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全部七場比賽的實況錄影，本次比賽格外受到關注。決賽中台大隊和復旦隊辯論主題是「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復旦隊為反方並最終獲得了勝利[8]。事後，王滬寧評論復旦隊奪冠：「是知識的勝利，智慧的勝利，智商的勝利！」由於大專辯論會的成功，王滬寧的隊員們成為全國知名人物[29]。在新加坡時，他曾和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准將會面[30]。

1993年2月12日，由王滬寧參與創辦的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在上海成立。研究院的前身為復旦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早在中心時，王滬寧就經常參加由原上海市長江澤民創辦的「雙月座談會」，每次時長三個小時，討論當時的熱點、敏感話題，「尺度也很大」。研究院向中央提交了蘇東劇變、台海問題的報告。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對研究院抱有很高期望，希望其能成為市政府的外腦、中國的蘭德公司。93年末，復旦發展研究院編寫了《中國發展報告》（即復旦綠皮書），王滬寧任兩位總策劃之一，同時擔任報告政治篇的主筆。王滬寧高度重視這份報告，參與成員均由他親自挑選。在《日記》中，他自豪地稱：「大約七十人左右，實在是龐大的隊伍，也就是復旦大學能做到這樣。」《重新認識中國：1993中國發展報告》被認為是中國大學智庫的開端作品[8]。

1994年1月，王滬寧購買了人生中第一套商品房。他在《日記》中抱怨「填寫買房子的表格，複雜的很。」在此之前，復旦大學國政系辦公室曾給他選了一套兩居室，但被他拒絕了[8]。同年，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在籌備法學院時，王滬寧主張小系大院的思路，主張學院負責框架，而學系具體負責教學及科研。他還提出應該讓最好的老師給低年級學生上課。3月10日，在上海市表彰十大精英大會上，獲獎的王滬寧發表講話，稱：「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寫幾本好的書，多教幾位好的學生。」[31]

1994年夏天，王滬寧奉命在北戴河借調參與起草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文件，開始參與中央政治[32]。同年9月1日，王滬寧接到復旦校長楊福家的電話，獲知自己被提名為復旦大學傑出教授。他非常激動，在《日記》裡寫到：「我有一種深厚的復旦情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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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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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6日，胡錦濤與歐巴馬在G20多倫多峰會上交談。二人中間即王滬寧。

1995年4月，在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中辦主任曾慶紅的力薦下，王滬寧由總書記江澤民欽點進京，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的身份[33]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兼室務委員，級別為副部級[註 16]。吳邦國在調進中央之前，在上海任職時就曾有過請他作政治顧問的念頭，進入中央之後仍念念不忘，多次在江澤民面前提起。後來，江澤民為此還同他開玩笑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嘍。」[18]當然，江澤民本人也很欣賞王滬寧的理論研究，當他被調到政研室和江見面時，江一見面就引用了他大段的政治學著作原文，這讓他十分吃驚[6]。他和滕文生、劉吉一道，成為江澤民最為倚重的高層智囊[34]。

進京後，中辦在方莊小區給王滬寧分配了一套兩室一廳的單元樓。當時上海的同行們都不太相信王滬寧會在中南海久留，認為他進京不過是借調。王滬寧的一位博士生曾前往他在方莊的住所看望他，發現家裡不但冰箱只是個擺設，衛生間的抽水馬桶居然也是多日失修。這位博士回憶王滬寧曾感慨：「掉進『海里』之後，最不可心的事情、最大的缺憾就是再不能以個人名義對外公開發表觀點了。」[35]

1998年4月，王滬寧被任命為政研室副主任。2002年10月，王滬寧接替滕文生出任政研室主任，晉升為正部級，而62歲的滕文生則被調為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隨後，王滬寧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擔任政研室主任期間，作為主要的政策策劃者，王滬寧直接參與、起草了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重大政治理論與思想，輔佐了三代總書記，是中共高層的重要理論智囊[36]。

2007年10月22日，在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52歲的王滬寧當選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晉升為副國級，正式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他是繼鄧力群之後，又一位以理論界人士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的人。一位中直管理局的人士曾表示：「現在的這些中央領導人里，最難伺候的是誰我不敢說，最好伺候的是王滬寧。秘書局的同志也有這樣的議論。」[35]他與時任中辦主任令計劃、總書記辦公室主任陳世炬形成胡錦濤身邊的「鐵三角」，從日常工作安排到智囊建議，對胡錦濤執政十年的政治建樹著墨頗多。多次陪同胡錦濤在國內考察和國外出訪[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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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員

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57歲的王滬寧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繼續兼任政研室主任，但不再擔任書記處書記。

據傳他在2007年和2012年先後任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後兩次提出不再兼任政研室主任一職，但由於中組部在「黨內理論工作者」難覓其替代人選而不得不留任[38]。

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任期內，王滬寧和中辦主任栗戰書、中辦副主任兼總書記辦公室主任丁薛祥一道，陪同總書記習近平出席了幾乎所有內外活動[39]。被認為是習近平總書記最信任的人之一。2014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後，王滬寧再兼任深改組辦公室主任，其政治分量日益增長[40]。在擔任深改辦主任期間，王滬寧協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制定了包括供給側改革[41]、雄安新區[42]等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

中央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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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丁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二人身後為王滬寧和栗戰書。

與許多同僚往往由地方一把手升入中央不同，王滬寧在黨內升遷之路上沒有實際主政一方的經驗，而是主要在幕後政策研擬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2017年10月25日，62歲的王滬寧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43]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一），成為自陳伯達之後又一個入常的理論界人士。11月17日，接替退休的劉雲山出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44]並繼續擔任深改委辦公室主任[45]。他還兼任了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主任、全面依法治國委副主任、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在主持書記處工作期間，他全面負責意識形態、思想宣傳、黨建和榮譽表彰工作，並協助負責網絡安全、機構編制和法治建設工作[46]。

2019年5月，中共中央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王滬寧出任主題教育領導小組組長[47]。王滬寧還負責組織了2019年10月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活動[48]。

2020年1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國各地蔓延，王滬寧擔任新成立的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同組長李克強一道領導抗疫工作[49]。3月10日，陪同總書記習近平視察武漢疫區[50]。同年10月，卸任政研室主任一職，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江金權接任，在任長達18年，是任期最長的政研室主任[51]。

2022年10月下旬，王滬寧主持召開由高級醫學專家和高級官員組成的閉門會議，討論放開疫情防控措施的方式及可能造成的結果。據路透社引援知情人報道稱，王滬寧曾在會上反覆詢問與會者，放棄清零政策後在最壞的情況下會導致多少人死亡，並要求參會的官員和專家制定出各種重新開放路線圖[52]。

2022年10月22日，在二十大閉幕式上，前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被帶走引發中外關注。根據媒體拍到的視頻顯示，在胡被帶走時，坐在胡左手邊，曾在胡錦濤任內擔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栗戰書一度試圖攙扶他，但被王滬寧阻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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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主席

2022年10月23日，67歲的王滬寧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由第五上升至第四。同時卸下了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一）的職務，由蔡奇接任[54]。

2023年1月17日，王滬寧當選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月26日，《日經新聞》援引消息人士報道稱，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希望王滬寧「創造一國兩制的替代方案」，從而更快地解決台灣問題[55]。

2023年3月，正式接替汪洋出任全國政協主席，在黨內分管統戰、宗教、民族、新疆、西藏事務並協助分管對台事務。他是繼李瑞環之後另一位從分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轉崗全國政協主席的政治局常委。但王滬寧保留了深改委副主任、深改辦主任的職務，打破了以往的慣例[56]。長期擔任王滬寧副手的穆虹也在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後保留了分管深改辦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職務。外界由此推測王滬寧仍在政策制定領域發揮作用。有媒體稱王滬寧治下的政協為「中央政策設計院」[57]。

2023年6月17日，在廈門舉辦的第十五屆海峽論壇大會上，王滬寧透露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已經制定了《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計劃在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註 17]。包括「支持廈門與金門加快融合發展」、「支持福州與馬祖深化融合發展」、「取消台胞在閩暫住登記」、「台胞子女在閩就近入學」等內容[58]。對此台灣陸委會回應稱：「中共此舉毫無意義，也徒勞無功。」[59]

2023年9月11日，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十屆一次理事大會循例選舉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為會長，王滬寧強調要「堅持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註 18]來解決台灣問題[61]。

2023年12月8日，據多家媒體報道，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王滬寧於12月初主持對台工作會議，與會部門包括中台辦、中宣部、統戰部、商務部、國安部、國防部等機關[註 19]。在會上，王滬寧指示各部門應通過「化整為零，誘拉基層"的方式（即邀請台灣基層里長來大陸訪問交流）介入2024年台灣大選[62]。12月13日在被問及此事時，國台辦[註 20]發言人朱鳳蓮表示這些報道是「沒有根據的猜測」，並指兩岸間任何交流活動都被「民進黨當局及某些勢力扣上介選的帽子」，是民進黨騙票舉措[63]。

2024年1月20日，王滬寧在全國政協2023年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座談會上要求政協委員「宣傳闡釋好中共大政方針和經濟政策，助力提振發展信心，穩定改善社會預期，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64]

在2024年2月22日至23日對台工作會議上，王滬寧表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全會精神，堅決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和黨中央對台工作決策部署，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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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經歷

1978-1981年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研究生，獲法學碩士學位

1981-1985年 復旦大學政治學教研室教師

1985-1988年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1988-1989年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期間1988-1989年在美國做訪問學者）

1989-1994年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4-1995年 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66]

中國政治學會第二屆、第三屆副秘書長；第三屆理事，第六屆常務理事。

家庭

  • 王滬寧有兩個哥哥[8]。

著作及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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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觀點

  • 王滬寧通常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的灰衣主教。協助他們推出了「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些思想都包含了大量王滬寧自己的學術觀點[74]。
  • 王滬寧信奉新權威主義，認為一個強大集權的國家可以提供政治穩定，而這是實施經濟改革，從而促進國家發展，最終實現民主的前提和保障條件[75][46]。他在閱讀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後感嘆「權力的運用是中國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運用權力，就不可能有統一和穩定的江山」、「中國的制度力量歷來就不強大，所以要依靠一種意識形態和道德因素來管理，這就是儒家在社會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夠保持的基本原因。」[31]他主張漸進式改革和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革的發展模式，提出「一定的政治體制必須適應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76]，「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歷史過程」、 政治改革「不能超過我國現階段的條件」，要「以發展生產力為中軸來發展民主政治，也只有這樣，發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77]。王滬寧認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有「四大系統」：軍隊、政黨、幹部和知識分子，並認為只要這四個系統不發生問題，中國就能穩定發展[78]。
  • 王滬寧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太快，沒有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系。他提出黨必須迫切認識到社會的「軟實力」（價值，感情、心理、態度）和「硬實力」（制度、體制、權力、規範）同樣重要。他指出，從傳統中國的「古典結構」，到開眼看世界後引入的西方資本主義「近代結構」，再到建國後馬克思主義主導的社會主義「最近結構」，中國最近一個世紀的政治文化變革太快，「對於塑造自己的價值核心注重不夠。」因此，他強調「必須創造新的核心價值體系」以滿足當代中國政治的需要。該體系即日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及其濃縮版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79]。
  • 王滬寧認為美國的模式存在很多問題。他調侃美國政黨是一群「烏合之眾」，因為他們「並無統一的綱領，黨員也可朝三暮四，選民也可今左明右」。他認為美國總統選舉是一種只有「兩個人，最多四個人」參與的「不完全競選」，同時還面臨競選人的承諾當選後無法兌現、競選費用開支過高、遊說導致資本意見過大等問題。在觀察美國社會後，王滬寧認為美國是一個喪失了「古老的政治精神」的國家，他指出「美國的體制，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主義、享樂主義和⺠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在明顯地輸給⼀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指日本）。」他認為這些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給美國帶來了過度的商品化：「高度商品化帶來的光怪陸離的現象比比皆是。人的肉體，性、知識、政治、權力、法律都可能成為商品化的目標。商品化在不少方面腐蝕著社會，引出不少嚴重的社會問題。」他認為，種族矛盾、家庭意識淡薄、青年教育不足、毒品槍枝泛濫、享樂主義、自由主義等「危機的潛流」會成為美國日後社會分裂、衰落的可能因素[80]。
  • 王滬寧非常推崇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81]。他指出「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 政治領導對經濟發展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對於日本曾經一度成為可以挑戰美國的「太陽帝國」，王滬寧總結為「奉行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威權主義」的「管制型」東方文化，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模式」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比美國的「放手型」文化，或稱之為「分散現代化模式」更加具有優越性。因為「集中式的政治領導擁有相當發達的信息渠道和網絡系統」，可以做到「領導統一」、「反應迅速」、「行動有力」，故而「能較合理地分配社會性資源。」[76]但在《日記》中，王滬寧根據自身的訪學經歷，亦猛批日本的「表格主義」過分拘泥於表面形式和繁瑣手續[18]。
  • 王滬寧高度評價新加坡在現代化後推崇華人傳統和儒家思想的行為。他提出「西方現代文明是以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為基石的」,而「華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集體主義和理念主義的。」王滬寧認為，新加坡在現代化後產生了西方社會的種種「社會病」，如「彩裝少年」和「同性戀現象」，但新加坡正通過加強傳統教育對此進行扭轉。他認為「新加坡畢竟是華人社會，對這類現象是不能容忍的，絕不會發生美國同性戀者成群結隊遊行的事情。」[註 22]對於現代化的中西取捨，他總結為「西方現代文明可以帶來物質繁榮，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華。人格塑造得依靠華人社會的文化傳統。只有這樣，才能將華人社會的美德與現代西方物質文明結合起來，不致墮落。」[82]
  • 王滬寧批評西方民主存在著內部矛盾，稱之為「邏輯反叛」，認為西方民主過於追求程序民主而忽視了實質民主。他在《民主的困惑》稱：「民主政治本身也越來越脫離了人本身，發展成一部龐大的政治機器，成了外在於社會成員，也外在於掌握權力的階層的存在，似乎不是人在控制這部政治機器，而是政治機器在控制人。這在已開發國家已是嚴重的現象。」、「民主政治本身已經成為為民主而民主，或為利益而民主，為意識形態而民主，不是為人的生命為民主。」[8][31]對此，王滬寧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並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將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結合起來，容納了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成功克服了西方民主只注重過程不注重結果的缺點，是「最真實的民主」。
  • 在反腐上，王滬寧提出了「超腐敗」的概念，認為在變革中新體制的不健全和新經濟領域的快速生長給腐敗留下了不少空間[8]。他表示「超腐敗」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往往在一定公共權力的參與下完成；二是往往以集團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個人的方式出現。他指出「官員的腐敗歷來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一點。」並主張採取積極反腐措施應對腐敗蔓延的趨勢[31]。
  • 在人生哲學上，王滬寧主張激進的入世主義和絕對理性，認為人應該淡薄寡慾，積極有為：「高明的人站在矛盾之上，不高明的人站在矛盾一邊」、「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 有的是強者; 有的要別人來設定目標, 有的給別人設定目標;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對概念中都會選擇做後一種人。」、「我們這類人，已經習慣了無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沒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沒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隨著對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隨著幸福本身。」[31]

軼事

  • 美國國會在2021年1月6日遭受衝擊後，一本據稱已經絕版的舊書《美國反對美國》深受追捧，這本書的作者即是王滬寧。此書基於王滬寧六個月的美國訪問觀察心得著成，其在書中認為美國過分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民主主義」最終會引起裂痕並削弱其競爭力。王滬寧還在書中提及當時世界普遍認為的美國最大競爭對手——日本。並表示日本的強大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之上[83]。該書在舊書市場的價格被熱炒至16666元人民幣，相當於1991年出版時5元標價的3000多倍。該書在市場上已絕版匿跡，只能在省級圖書館借閱到。這本書也因此受到國際關注，2022年，加拿大季哈諾夫圖書館出版社宣布將對此書進行翻譯[84]。
  • 在師從陳其人攻讀研究生時，王滬寧引起了一位女同學周琪的注意。23歲的王滬寧與和周琪談起了戀愛，畢業後二人留校任教，但在王滬寧和周琪準備結婚時，王滬寧仍然埋頭書堆里，對一切事情不聞不問。周琪一個人在家收拾一間「蝸居」，儘可能使它充滿溫馨情致，而淡化一點辦公室里（由於房子窄，辦公室也就成了書房）的書堆要埋人的窒息感。周琪拜託王滬寧上街去採購一些最簡單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床單、毛巾被、枕巾等等，另外還特意加上了「一束鮮花」，本來，這一切都應該是王滬寧主動考慮才對，特別是那「一束鮮花」。但周琪理解自己執著於學術的年輕丈夫的追求，便自己儘可能主動一些。她怕王滬寧忘了，便隨手拿起桌上的一張紙，在上面一一記下來，連同採購所需要的錢，一起交到王滬寧手裡。王滬寧上街了，等到傍晚，已經做好晚飯多時的周琪才等回了王滬寧。只見王滬寧滿頭大汗，懷抱一大堆書，氣喘吁吁地回來了，而周琪讓他買的結婚用品，他一件也沒買[25]。
  • 在1989年的學生抗議活動中，王滬寧告訴夏明不要與學生站在一起，夏明沒有聽從王滬寧的警告，後來夏明稱「在復旦時王滬寧顯然就是新威權主義的支持者。」兩年後，當夏明前往美國時，王滬寧對夏明發出警告。他說：「我去過那裡。那個國家是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你需要在你踏上的那一刻適應這台機器，否則你會被壓成雞肉粉。」[85]
  • 在柯林頓和江澤民的會談中，據柯林頓的政治顧問利伯塔爾說，當柯林頓與江澤民走出房間時，他曾試圖與王滬寧接觸。儘管兩人在王滬寧在美國逗留的六個月期間見過面，但王滬寧在見到他時卻表現得很冷淡。據利伯塔爾認為，「當時王滬寧被認為是一個永遠不會與美國人交談的人。我猜王滬寧是想通過不直接與美國人交往來保護自己。」[85]
  • 在柯林頓和江澤民的會談中，江澤民向柯林頓表示他很幸運能有一位世界級的知識分子王滬寧在他身邊。柯林頓不甘示弱地回應回說，美國有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86]。
  • 在199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王滬寧是復旦大學的青年教授。雖然在學校有很多頭銜，不過，他自己最為珍視的頭銜是「讀書人」。當別人介紹他是一位學者的時候，他會立即更正：「不，只是個讀書人。」[87]。
  • 參加1993年國際大專辯論會的嚴嘉回憶王滬寧刀藝過人：「每天最開心的時候是晚上九點模擬辯完以後，大家吃西瓜......常常由剛充任完'擬音效果'的王大教授操刀切瓜，因為他有過少時在農場殺豬的經歷，刀技最高，而又樂此不疲。」[88]

評價與爭議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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