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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稅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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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萬曆年間，紫禁城遭雷擊，引發三大殿大火延燒兩宮，國庫空虛，府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此工程進行30年至天啟6年方完成，明神宗至死都居住在啟祥宮（曾住養心殿）。明代的礦稅，也可以稱為坑冶之課，金銀礦的開採都是官府主持開採。也有一些民采，但是要須經允許，其課額也重。張居正一死，明神宗開始親政，為了增加內庫的內帑和稅收，向各地派遣「礦稅太監」徵收礦稅銀，後來成為時人口中的一代惡政。不少官僚指出，皇帝實際上通過礦稅真正收到的錢財只有十分之一，其他的都被欺公肥己的礦稅太監、隨從、地方無賴瓜分而去[1][2][3]。而根據《明神宗實錄》，明神宗臨終時遺詔中對礦稅之弊，表示悔意[4]，而《明光宗實錄》亦指出，明光宗登基後，立即下令停止礦稅，詔書中並指出礦稅弊處多項[5]。
表現
一些學者分析道，明神宗本人愛財如命[6]，徵稅的項目千奇百怪，無物不稅、無地不稅。為害最大的是「礦稅」一項，先後派出多批內璫徵收礦稅，幾乎遍佈中國各地，雖統名為礦稅，實際遠不限於礦業，兩淮有鹽監，廣東有珠監，搞得民不聊生[7]。《明通鑑》記載，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有奸民張禮等，偽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萬曆二十三年，御史馬經綸直言指斥明神宗「好貨成癖」[8]。萬曆二十七年，吏部侍郎馮琦奏：「自礦稅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內，搜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萬曆二十九年，直隸巡按安文璧對萬曆帝說「皇上以六合為帑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蓋為不用朽蠹之象。」
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9]。也有學者指出，明神宗的生活花銷還遠不如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水平。然而另一批人則認為，明代的白銀之購買力比清代高多了[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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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皇帝的內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又名「京庫折銀」或「折色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的田賦。不過內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並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目前，關於礦稅銀的多寡存在兩種說法，一說自萬曆二十四年至萬曆三十二年間，共收銀300萬兩。另說，自廿五年至卅四年，共收銀560萬兩，金一萬二千兩。根據明光祿寺宮膳底帳《寶日堂雜鈔》的記載，包括礦稅銀在內的內庫，需要用於皇宮開銷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宮女、太監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華殿、太醫院、教習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僅宮廷膳食一項，共需要負責約萬人左右的飲食，皆由內庫撥銀。例如，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宮廷膳食開支12000兩白銀，人均約1兩左右。而內宮各類，如宮女、太監等服務人員，日常俸祿則為俸米，並不由礦稅銀等撥用。
礦稅除補貼內帑用於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於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用錢。如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兩，請撥內帑，明神宗批覆同意[13]。萬曆廿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請明神宗撥內帑，明神宗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並且不要因為有內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內府庫銀救急[14]。萬曆卅一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帑百萬兩銀，明神宗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招數撥用[15]。
另外開徵礦稅的好處在於含礦稅的內帑也偶爾用於國家救災，如萬曆廿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內帑三萬三千兩用於賑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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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間，朝廷上至內閣大臣下至地方官員均反對礦稅[17][18][19][20]。萬曆皇帝大派礦監[21]，使得百姓在正稅之外又受到太監榷稅，導致商稅重覆徵收，三四百里水路就能一日被徵收五六次稅。 以臨清為例，萬曆派的太監公然違反雜糧十石以下免稅的舊例，臨清遍布稅吏，最終導致民變，也導致這個商品聚散地嚴重受到衝擊，臨清原本有緞店三十二 家，倒閉了二十一家; 布店原有七十二家，倒閉了四十五家; 雜貨店原有六十五家，倒閉了四十一家，商業蕭條，遼東布商更是絕跡[22]。
其他的商業重鎮河西務，因為稅監橫徵暴斂，原先的一百六十家布店，倒閉剩三十家。 七大鈔關的關稅因為稅監胡作非為，搞的商人破產絕跡，從萬曆二十五年能每年徵收417500兩，下降至萬歷二十九年只能收到262800兩，減幅達37.14% [22]。萬曆三十年到三十二年，七大鈔每年虧損306670兩。 表面上內庫從礦稅拿到錢，實際上卻是小民破產和國家正稅收入連年下降的結果[23]。地方官員也指出當其時礦稅太監們在地方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向百姓徵收行貨稅、舟車稅、居貨稅等門攤稅，百姓住的廬舍也要徵稅，用的油、布也要徵收雜稅，以致連米麥菽粟饔餐也徵稅、雞豚肉食也徵稅、耕牛騾驢也徵稅[24]。海州鹽稅原來可以每年徵收2500兩，在太監高淮橫徵暴斂，搞的商旅為避免被雙重徵稅而躲避下，地方官員只能收到350兩，較先前下降86%，嚴重侵蝕地方稅基[25]。
而礦稅太監的手下們多四方無賴[26]，他們不但驕橫市井，更有剽奪百姓財產、污人婦女等惡行[27][28][29]，這導致大量地方民變爆發[30][31]。即使萬曆皇帝本人也坦承礦稅太監有諸多惡行和問題，如萬歷三十六年在礦稅太監高淮對百姓敲骨吸髓而導致遼東兵變後[32][33][34]，萬曆皇帝也坦承說「高淮擅自出巡，騷擾地方，今又扣克軍士糧餉，且各邊軍士臥雪眠霜，勞苦萬狀，九死一生，何堪虐害?」，最終不得不把高淮撤回。學者周遠廉也指出，礦稅大部份都是攤派民夫和地方的，礦稅太監們以「奉旨前來」狐假虎威，卻不實際上開礦，而是把百姓編為「礦夫」每歲收銀，使得地方出現「不市而徵稅，無礦而輸銀」 、「沿屯軍民……各處逃走」的情況[25]。而即使負責的太監老實開礦，也往往是得不償失，以負責真、保、薊、永四地開礦的太監王虎為例，自萬曆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一共開採了黃金557兩，銀92642兩，但「然計歷年開礦，所費工值物料亦至十餘萬，得不償失也」[35]。
而礦監們在橫徵暴斂之餘，往往借「中使」之名威壓地方官員[36]，只要其稍有不從，便是馬上以「阻撓稅務」之名把他們彈劾降調[37]，而每當朝野官員針對礦監的惡行提出勸諫時，萬曆皇帝則往往置之不理[38]。僅以礦監陳增為例，其上任山東後不久便彈劾罷免了福山知縣韋國賢[39]，益都縣知縣吳宗堯與山東巡撫尹應元均先後彈劾陳增奸貪網利，但陳增在萬曆皇帝袒護下不但平安無事，二人反而先後被奪俸罷官[40][41]。陳增轉至湖廣後，更是又先後彈劾逮捕了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府經歷車任重、湖廣僉事馮應京，降荊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武昌同知卞孔時、荊門知州高則巽、江防參政沈孟化、蘄州知州鄭夢楨等，使得他們被貶官罷職[42][43][44][45]，可見其時礦監們氣焰之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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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奉內庫
評價
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書中評價：
| “ | 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廿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況王者藏富於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欲者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神宗奕葉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於慮，日中之昃弗虞於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曆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於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寀領福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系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實，雞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 | ” |
| “ | 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誡，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璫者，繼則璫熒然託命言礦稅。其始因璫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台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為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何習與性成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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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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