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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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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論（Science studies），是一個科際整合研究領域，旨在使科學專門知識納入廣泛的社會、歷史和哲學範疇。有些人開始利用科技與社會，在公共領域促進專家和普通大眾的知識交互。[1]
範圍
科學論的實際例子包括生物倫理學、狂牛症、污染、全球暖化、[2][3]生物醫學、物理科學、自然災害預測、（所謂的）車諾比災難對英國的影響、科學政策的產生與審查和風險管理。[1]人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是關於公認專家的角色——他們是否能為政府和地方當局提供信息，以便其作出決定，[1]以及如何區分外行人群和專家，並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讓專家與政策制定過程互相交互。[1][1]
科學家研究特定現象，然後實踐者進行驗證，例如：
- 技術環境、感知儀器和《實驗室生活》（比較卡琳·克諾爾-塞蒂納、布魯諾·拉圖、漢斯-喬治·萊茵貝格爾）
- 科學和技術（例如維貝·比克、特雷弗·平奇、托馬斯·P·休斯）
- 科技和社會（例如彼得·魏因加特、烏爾麗克·費爾特、海爾格·諾沃特尼和賴納·格倫德曼）
- 語言和科學修辭（例如查爾斯·柏澤曼、艾倫·G·格羅斯、格雷格·邁爾斯[Greg Myers]）
- 科學之美和科學中的視覺文化（u.a. 彼得·蓋梅爾），科學實踐中審美標準的作用（比較數學之美）和科學發展中情感、認知和理性之間的關係[4]
- 創造性過程的符號學研究，類似於在新想法的發現、概念化和實現過程中。[5]或合作研究中不同形式知識間的交互與管理。[6]
- 大規模的研究和研究機構，例如粒子對撞機（沙龍·特拉威克）[7]
- 研究倫理學、科學政策與大學的作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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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瑪麗亞·奧索夫斯卡和斯坦尼斯拉夫·奧索夫斯基在1930年代開始引入這個概念。[10]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年）引起了大家對科學史和科學的哲學基礎的更多興趣。庫恩的工作建立了一個理論——科學史並不像是線性連續的發現，而更像是科學哲學的範式概念。範式是更廣泛的社會知識結構，它能確定哪些類型的真理假說是有道理的。科學論試圖確定決定性的二分法，就像科學與技術、自然與文化、理論與實踐一樣；科學與精細工藝導致各種科學領域和實踐的分離。科學知識社會學發展於愛丁堡大學，在那裡大衛·布魯爾和他的同事們發展了被稱為「強社會學」的理論。強社會學提議，「真的」和「假的」科學理論應該被一視同仁來對待。[11]它們都是由社會因素或條件引起的，例如文化環境和私利。[12]所有人類知識，和其它存在於人類認知中的事物一樣，在其形成過程中必然包含一些社會成分。[13]
用社會學家的方法很難處理自然科學課題，這一點已經被證實，比如美國的科學戰爭。解構主義方法用於自然科學（如同用於藝術或宗教作品）會伴有風險，這不僅危及自然科學「鐵的事實」，同樣危及社會學自身的客觀性和實證主義傳統。[14]將科學成果作為（至少部分是）社會概念的觀點並不容易被接受。[1]拉圖及其他人指出，自然和社會的分歧關鍵在於——自然（事物）是先驗的，可以檢測得到；而社會（國民、國家）是內在的，是人為構造的。這種分歧考慮到大量實物產出（技術-自然混合）和大規模全球性問題，同時使這種區別受到威脅。例如，《我們從未現代過》建議重新連接社會和自然兩個世界，使「thing」（事物）回歸現代化之前的用法[15]——將物體定位為混合製造的，並且由人、事物和概念的公開交互來詳細檢查。[16]
科學論學者，如特雷弗·平奇和史蒂夫·伍爾加，已經於1980年代開始涉及「技術」，並將他們的領域叫做「科技與社會」。[17]這種「轉向技術」的趨勢，將科學論引入與科技和社會項目專業學者的交流。
最近，一種稱為映射爭論的新奇方法已經在科研實踐者中獲得認可，並被工程[18][19]和建築學校引入作為學生課程。[20]2002年，哈里·科林斯和羅伯特·埃文斯提出了科學論的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中的雙關語），即研究專門知識和經驗，以響應最近的趨勢，化解專家和公眾間的界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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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和人為災難中的應用
科學信息及其與外行人的交互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布萊恩·魏恩關於車諾比核事故之後在坎布里亞牧羊的研究便是一例。[1][22]他詳細介紹了坎布里亞牧羊者的反應，他們因為1986年車諾比核事故導致的核污染而受到了行政限制。[22]牧羊者遭受了經濟損失，他們抵抗強加的條例規定，被認為既不合理又不合適。後來發現，放射源實際上是塞拉菲爾德核廢料回收設施；因此，對該限制的持續時間負責的專家們是完全錯誤的。[22]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多方嘗試將會更好，可以藉助當地非專業人員的知識和經驗，因為他們往往具有很強的地理和歷史背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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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van et al. (2012)使用了科技研究，並分別描述了對「火山學社會研究」的科學論，以及對各種活火山的知識和專家意見的產生。[1]它包含了一個對火山學家的調查——2008年和2009年，在現場工作季節，採訪了英國、蒙特塞拉特、義大利和冰島的科學家。Donovan et al. (2012)問這些專家研究火山的目的，以及他們認為歷史上最重要的噴發是什麼。該調查試圖確定對火山學這門科學有影響的噴發，並評估科學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1]
一個主要的焦點是對1997年蒙特塞拉特火山爆發的影響。那次噴發是一個黑天鵝效應的經典例子，[24]它直接導致（僅）19人死亡。然而這次噴發卻對當地社會造成了重大影響，並摧毀了重要的基礎設施，比如島上的機場。[25]大約7,000人，約三分之二的人口離開了蒙特塞拉特，其中4,000人去了英國。[26]蒙特塞拉特的案例給了火山學家巨大的壓力，因為他們的專業知識突然變成了各種公共政策方法的主要驅動。[1]在這種情況下，科研方法提供了寶貴的見解。[1]在科學家當中有各種錯誤傳達。匹配科學的不確定性（如火山騷亂），或者要求在政治建議方面有一個統一的聲音，都是一種挑戰。[1]蒙特塞拉特火山學家開始使用統計啟發模型來估計特定事件的概率，一個更主觀的方法，可以一步步地結合輿論和基於經驗的專門知識。[1]它還涉及當地的知識和經驗。[1]
火山學作為一門科學，目前面臨其認識論基礎的變化。這門科學開始涉及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的更多研究。這就要求一個新的、綜合的方法論，它將超越科學學科的界限進行知識收集，而將定性和定量結果結合在一個結構化的整體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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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與民主
在西方民主社會，科學已經成為主力，這取決於創新和技術（與風險社會相比）來定位其風險。[28]對科學的信仰可能會與那些科學家自己非常不同，其原因是，比如道德觀、認識論或政治動機。專家的意見，在與外行人的交互過程中是權威性的，並且是所有種類的決策者，但在現代風險社會中也會受到挑戰。這是由學者按照烏爾利希·貝克的理論提出的。專家意見的角色在現代民主中是科研學者間辯論的重要主題。一些人主張更寬泛地、多元地理解專家意見（如希拉·扎薩諾夫和布萊恩·韋恩），而其他人則主張更微妙地理解專家意見及其社會功能（如柯林斯和埃文斯）。[29][30]
參見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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