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者女性主義

被害者女性主義（英語：Victim feminism）是 1990 年代一些自由主義和自由女性主義者使用的一個術語，用於將他們的女性主義與其他女性主義者的概念進行區分。他們認為這些女性主義者強化了女性軟弱或缺乏能動性，因此需要受到保護的觀點。

羅菲、沃爾夫與權力女性主義

Naomi Wolf 將被害者女性主義與權力女性主義進行了對比。在她看來，被害者女性主義者將女性視為「受困的、脆弱的、直覺的天使」，因此阻止女性為自己實際擁有的權力負責。在被害者女性主義的各種屬性中，Wolf 認為它將暴力和競爭投射到男性或其父權制上，而忽視了女性的這些品質。 ^[1]

科林格蘭特將 Wolf 的權力與受害者二分法視為根植於女性主義者如何解決女性遭受的負擔差異：雖然被害者女性主義只是歸咎為自身原因，但權力女性主義試圖辨別她們並挑戰和克服她們。格蘭特(還提到 Wolf 本人似乎已經接受了雙方：她的書《美麗神話》似乎來自被害者女性主義陣營，但隨後《火與火》的 Wolf 譯本又過渡到權力女性主義方面。 ^[2]

這種「被害者」與「權力」的二分法因定義太寬汎受到批評^{[誰說的？]}，以至於 Wolf 的論點丟失了。 ^[3]此外，它把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女性主義學混為一談，這種混亂有助於反女權主義者的言辭。 ^[4]

被害者女性主義被認爲^{[誰說的？]}是性別女性主義的消極傾向。更積極的傾向是承認女性的經驗和觀點（關於性、道德等）的獨特性，並視爲相比男性「父權」強加觀點的一種積極選擇。 ^[2]

Naomi Wolf 的《Fire with Fire》和Katie Roiphe的《The Morning After》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他們被認爲^{[誰說的？]}是對被害女性主義主題在當代流行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的強烈反對。 ^[5]

Wolf 和 Roiphe 的論點之一是，對受害的強調強化了女性脆弱易受傷害的刻板印象。然而有人認為，他們以「權力女性主義」的形式提出的解決方案過於簡單，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女性佔從屬地位的系統性。總體而言，「被害者與權力」二分法被認爲是錯誤的，從根本上不充分的，並導向「有問題的極端」。 ^[5]

伊莉莎白·施奈德（Elizabeth Schneider）從法律的角度以「受害者與能動性」批評女權主義的二分法的形式，認為將女性視為受害者或具備能動性的觀點是不完整和靜態的。她指出，第一，這兩個概念都過於狹隘和不完整，第二，它們不是光譜的相反兩極，它們是獨立的，但又是女性經歷中相互關聯的維度。 ^[6]

「肯定自主」的女性主義

性別研究學者麗貝卡·斯金格（Rebecca Stringer）寫道，除了Wolf 和 Roiphe之外，其他女性主義作家也批評了女性作為受害者的表現，肯定並推廣了一種女性能動性主義。其中包括卡蜜兒·佩利亞 、 Christina Hoff Sommers 、 Natasha Walter和Rene Denfeld 。 ^[7]這些作者中的每一位都在 1990 年代寫了關於女性主義的流行書籍，這些書籍被框定為行動呼籲，就像貝蒂弗里丹和傑曼格里爾的早期作品一樣。 ^[7]根據斯金格的說法，這種 1990 年代對「被害者女性主義」的煽動趨勢與新自由主義的同時興起有關。 ^[7]與此同時，在她的《了解受害者》一書中，斯金格認為，這些對「被害者女性主義」的批評並沒有肯定女性的能動性，而是將女性的能動性問題化，並宣稱女性缺乏個人責任感，在斯金格看來，這類似於向受害者指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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