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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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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淡路大震災（日語：阪神・淡路大震災／はんしん・あわじだいしんさい Hanshin Awaji dai shinsai */?），中文多稱為阪神大地震、神戶大地震或關西大地震，日語亦將此次地震稱為兵庫縣南部地震（日語：兵庫県南部地震／ひょうごけんなんぶじしん），是1995年1月17日發生於日本關西地方規模為日本氣象廳地震規模7.3的地震災害，因受災範圍以兵庫縣的神戶市、淡路島、以及神戶至大阪間的都市為主而得名。此次地震是日本首次發生在大型都市正下方的直下型大地震，也是氣象廳震度等級制度引入震度7後首個實際觀測到最大震度7記錄的地震。由於受災區域人口密集，此次地震造成了日本投降以來最為慘重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官方統計有6,434人死亡，43,792人受傷，房屋受創而必須住到組合屋的有32萬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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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此次地震震央位於兵庫縣南部，淡路島北部至明石海峽附近海域（北緯34度35.9分、東經135度2.1分），震源深度為16公里，地震規模為日本氣象廳地震規模7.3[注釋 1]（地震矩規模6.9）。該地震是由淡路島的野島斷層地殼活動引起，屬於上下震動型的強烈地震。最大震度達到7，這是自1948年福井地震以來，也是自設立「震度7」等級後首次觀測到的最高震度[5]。此次地震的有感範圍（震度1及以上）極為廣泛，東至福島縣磐城市的小名濱，西至長崎縣佐世保市，北達新潟縣新潟市，南抵鹿兒島縣鹿兒島市[6]。
本次地震是自福井地震後設立「震度7」等級以來，首個被判定適用該最高震度的地震，也是完全通過實地勘察（氣象廳機動觀測班現場調查）確定震度7的首個案例[7]。鑑於災後意見認為僅靠現場調查發布震度7會導致應對遲緩，在此次震災的次年（1996年），日本改進了震度觀測體系，使得震度7也能通過儀器測定的計測震度進行快速通報[8]。
根據現場調查確定的震度7區域以及觀測到震度5及以上搖晃的區域如下。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儀器的觀測上限為震度6，震度7不在其自動判定範圍內（需通過現場調查判定）[9]。
根據多個專業觀測點的記錄，在本次地震中，垂直方向的加速度顯著大於水準方向，這一反常現象是造成建築物「壓潰式」破壞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對神戶海洋氣象台觀測記錄的分析，測得最大加速度為848gal，最大位移為27cm。（其實際儀器記錄的實測值為：三向量合成峰值891gal，其中南北方向分量818gal，東西方向分量617.3gal，垂直方向分量332.2gal）[10]
地震發生後，日本氣象廳迅速向各預報區發布了 「無海嘯」 的注意通報（即確認無海嘯威脅）[11]。儘管當時沒有觀測到顯著的海嘯，也未接到海嘯災害報告，但事後對各驗潮站記錄的分析表明，瀨戶內海實際上發生了小規模的海嘯。其中，淡路島江井觀測到的最大波高為68厘米，大阪深日為40厘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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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
在1月17日地震發生當日，日本氣象廳根據命名規定的基準，將本次地震命名為「平成7年（1995年）兵庫縣南部地震（The South Hyogo prefecture Earthquake in 1995）」。
各媒體對本次地震及所帶來的災害採用不同的名稱。毎日新聞首先使用「阪神大震災」的名稱，其他的傳媒也跟進使用。另外還有不同的命名，如朝日新聞和日刊體育是「關西大震災」[13]，讀賣電視台則稱「關西大地震」。
之後，政府方面認為有必要為此一大規模災害的日後復原工作取一個統一的名稱，因為淡路島地區的受災情況嚴重，在2月14日的內閣會議上口頭上將災害稱為「阪神・淡路大震災」。2月24日時，制定了一個5年內有效的法令——《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的基本方針及組織相關法律》（平成7年法律第12號）（即日施行）。正式使用「阪神・淡路大震災」的名稱。
災情
此次地震是一場在人口逾350萬的大都市正下方發生的 「城市直下型地震」 ，因此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損失，至少有6,434人遇難，43,792人受傷，共計有689,776棟建築物遭到破壞，經濟損失至少10兆日圓[14]。此次地震的災害規模，在二戰後日本的國內災害中，僅次於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15]。
本次地震對近畿地區造成了嚴重破壞。尤其是靠近震源的神戶市市區（包括東灘區、灘區、中央區、兵庫區、長田區、須磨區），災情尤為慘烈。作為一次發生在高度現代化都市中的災難，其破壞景象在電視新聞的傳播下，不僅震驚了日本全國，也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衝擊。
根據NHK對死者屍檢報告的分析，在地震當日死亡的5,036人中，有3,842人（占76%）是在地震後1小時內死亡的。而在這些極早遇難者中，高達90%的死因是壓迫致死（包括被重物壓死或窒息死亡）[17]。這表明，絕大多數遇難者是由於木結構住宅在地震中瞬間倒塌，被掩埋在廢墟下而當即身亡。其中，不少遇難者是在一樓的臥室睡覺時被壓埋致死。對於典型的兩層木結構住宅，此次地震中一個普遍的破壞模式是：在屋頂瓦片和二樓重量的共同作用下，一樓的支柱因無法承受劇烈搖晃而斷裂，導致整個一層被壓垮[18]。
此次地震中，60歲以上的高齡者占死者比高達59%，而20至29歲年齡段的遇難者人數，比30至39歲年齡段多出近200人。這一異常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神戶市，特別是灘區等大學集中區域的大量學生傷亡。與許多老年人情況類似，當時眾多經濟能力一般的本國學生或留學生居住在被稱為「文化住宅」的老舊木造公寓中。這些建築抗震性能極差，在地震中大量倒塌，導致許多學生被掩埋在廢墟之下。其中，神戶大學損失最為慘重，共有39名學生和2名教職員工不幸遇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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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地震引發的火災是造成災害擴大的重要因素。神戶市長田區成為火災重災區，該區域木造住宅密集，地震後火勢迅速蔓延，最終導致近7,000棟建築被燒毀[20]。根據消防廳資料統計[21]，地震後共發生285起火災，其中約70%發生在地震當天。在已查明原因的火災中，電氣原因是首要因素，共85起，地震次日及之後發生的火災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於供電恢復後，受損的電氣設備重新通電而引發的。其次是燃氣相關（13起）和明火火種（12起）[22]。
震災後的火災撲救工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消防部門被迫採取了非常規的應對措施。地震導致城市上水道大規模斷水，消防栓無法使用，消防能力被瞬間瓦解。消防員不得不尋找有限的防火貯水槽與學校游泳池，但在此過程中火勢已迅速蔓延，錯失了最佳滅火時機。當時，手持無水管線、在熊熊大火前束手無策的消防員身影，成為震撼全球的新聞畫面。在極端情況下，消防部門採取了超常規的遠距離送水方案：例如，曾將7輛消防車串聯起來，從神戶港進行了長達4公里的輸水。最長的記錄是從神戶市市民游泳池開始，串聯了14台消防泵，實現了7公里的超長距離輸水[23]。
面對無法控制的火勢，消防指揮部門做出了一個極其艱難的決定：當判斷滅火已無可能時，轉而採取 「放任火災」 策略[24]，不再試圖撲滅主要火勢，而是將全部資源投入到引導和疏散受災民眾、防止人員傷亡的工作上。
在專業消防力量受限的情況下，社區居民的自救行為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地區的居民自發組織起來，依靠最原始的 「桶裝水傳遞」 方式進行滅火和阻隔火勢，在局部阻止了火災的蔓延[25]。
據統計，震災引發的火災過程中，災區共有7,574棟住宅被燒損，7,036棟完全燒毀，燒毀總面積835,858平方米，8,969戶受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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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地震導致104,906棟房屋全毀,144,274棟房屋半毀，總計689,776棟房屋受損[28]。
災區內大量老舊木造住宅的倒塌是導致人員重大傷亡與後續火災的主要原因。木結構住宅之所以造成大量即時死亡，其根本原因在於其 「散架式」倒塌模式，幾乎不留下生存空間。[29]神戶地區的傳統木造住宅多以適應颱風氣候為目標，其結構對持續性振動的抵抗能力先天不足。當地民居普遍採用厚重的「日本瓦」屋頂，且固定方式多為傳統的 「土葺き」 （先在屋頂鋪土，再在上方放置瓦片），這極大地增加了建築的整體重量與慣性。
相比之下，鋼筋混凝土建築則展現了其堅固的整體性結構在保命方面的決定性優勢，居民極少因被建築構件完全掩埋而即時死亡[30]。調查統計表明，1981年《建築基準法》修訂後（約從1982年起） 設計和建造的建築，在地震中的損害顯著較輕。
大地震對兵庫縣內的醫療系統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恰在醫療需求最緊迫的時刻，整個系統卻陷入了大規模癱瘓，造成了極其嚴峻的救治困境。據統計，兵庫縣有239所醫療機構全毀、270所醫療機構半毀、973所醫療機構因水電中斷而停止服務，總計約半數的醫療機構在地震後無法正常履行醫療職能[31]。
神戶市內的3所核心災害指定醫療機構中，西市民醫院主樓完全倒塌、44名患者和3名護士被活埋在廢墟中，中央市民醫院因周邊道路中斷而形成「孤島」，功能完全喪失。這直接導致其他中小規模的醫療機構被遠超其容量的傷員所淹沒。據報道，有一些傷者因無法及時得到搶救，只能在等待中離世[32]。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位於西宮市武庫川町的兵庫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當天接收的患者數量僅為約200人，不到平日工作量的8%。由於交通網絡徹底癱瘓，中小醫院的重傷員根本無法從主要受災城區被轉運至這家設備精良的大型醫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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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畿地區的核心交通幹線在地震造成了結構性破壞，導致區域交通長期陷入癱瘓。中國自動車道以及作為神戶與大阪之間交通大動脈的國道43號、國道2號均因損毀實施了車道管制，引發了嚴重的交通擁堵。尤為嚴重的是，阪神高速3號神戶線發生了高架橋段的整體坍塌。這條道路與第二神明道路、姬路繞道直接相連，是連接大阪與姬路之間的核心通道。它的長期中斷對災後救援造成了致命一擊[34]。
由於關西鐵路網絡也同時大面積中斷，壓力全部轉移至公路系統。即便是僅僅途徑關西地區而非前往災區的貨車和巴士，也因主幹道中斷而無法通行。當時，完全沒有能夠避開受災路段的替代高速公路路線。所有交通流被迫湧向國道9號、國道372號（二者共同構成京都-姬路間的迂迴通道）及國道27號等普通道路，導致這些道路不堪重負，引發了更大範圍的區域性擁堵[35]。
當時尚在建設中的明石海峽大橋，其主體結構幸運地未因地震受到直接損壞。然而，精確測量發現，受地殼變動影響，大橋的全長增加了約1米。這一數據為研究大地震對廣闊區域的地形影響提供了寶貴的科學資料[36]。
在此次震災中，鐵路網絡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專家指出，倘若地震的發生時間推遲約兩小時，正逢通勤的早高峰時段，人員傷亡情況勢必會更加慘重[37]。
震後，JR神戶線全線癱瘓，鷹取站、六甲道站、新長田站等車站均嚴重受損，[37]阪神電氣鐵道在東灘區至灘區的高架區間遭受了毀滅性破壞[38]。
震災不僅摧毀了普通鐵路和高速公路，也動搖了公眾「新幹線抗震性能極強」的普遍認知。山陽新幹線的高架橋等結構在8個地點發生落梁，此外，還有708處支柱和橋墩出現損傷[39]。
此次震災的影響範圍超出了受災核心區，也波及了連接東京與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京都站至新大阪站之間（即京阪神都市圈區間）的部分橋墩出現了裂紋，導致該區段將速度降至約170公里/小時[40]。
作為神戶經濟重要支柱的神戶港，在此次震災中遭受重創，碼頭功能幾近癱瘓。神戶港內多數泊位和設施嚴重損壞，無法使用。原本連接四國、九州的渡輪，被迫將停靠點臨時變更至大阪南港等地。
六甲島、蘆屋浜、尼崎市築地地區等以填海地為主的區域，普遍出現了土壤液化現象，導致地面軟化、下沉，進一步破壞了基礎設施[41]。
震災雖然對關西地區的主要機場造成了物理損壞，但兩者均成功維持了航班運營，成為至關重要的空中救援門戶。
大阪國際機場由於靠近震央，其跑道和滑行道出現了裂縫，航站樓的外牆等部分也受損。關西國際機場雖然距離震源較遠，且於前一年（1994年）剛開通，但其航站樓、車站和停車場區域也確認出現了建築損傷[42]。
儘管如此，兩個機場的運營均未受到影響。地震當天，來自警視廳、東京消防廳、自衛隊、美軍以及政府包機的大量救援飛機在此成功起降，為後續救援打開了生命通道[43]。
爭議
地震發生初期，日本政府在應急響應機制上暴露出許多問題，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統在初動響應上的僵化和資訊傳遞的低效，導致救災工作被嚴重影響[44]。
當時，日本中央政府及國家機構，缺乏直接從災區收集第一手資訊的有效手段[45]。作為法定的災害對策主管機構，國土廳自身沒有獨立的資訊收集能力，也無法充分匯總來自其他省廳的資訊。一套能夠迅速整合來自地方政府、內閣各部門地方分支機構、自衛隊等各方資訊的系統，以及將匯總資訊及時通報給首相的流程，均未建立。[46]因此，電視和廣播等新聞媒體反而成為了政府最高決策層的「最大資訊來源」。各機構不得不基於這些未經整合、核實的資訊來採取行動[47]。
以時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為首的村山內閣在阪神大地震發生後的初期行動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質疑。村山首相獲悉地震的消息其實相當早，但這並非通過官方報告系統，而是因為他恰巧在電視上觀看了早上6點的NHK新聞[48]。其秘書官等身邊人員提交詳細報告的時間則要晚得多，據稱首相收到的第一份正式報告是在7點30分。當時身在首相公邸的村山，於上午8點26分步行至首相官邸察看情況並等待，卻發現官邸空無一人，也沒有任何新的資訊傳入，於是只得返回公邸[49]，並開始籌備通常國會以及與財界領袖的餐會[50]。
地震發生後，災區內的官方應急通信系統也多數都未能啟用。設置在兵庫縣廳屋頂的衛星通信設備未能充分運作；神戶海洋氣象台記錄到了震度6、最大加速度818伽爾的關鍵數據，但這組至關重要的資訊未能通過常規的數據線路成功發送，最終動用了氣象衛星專用的衛星電話，才將震度6的資訊報告出去[51]；在津名測候所，因震度計故障，工作人員依靠體感判定為震度6，然後通過專用的無線迴路向大阪管區氣象台進行了通報。儘管氣象廳在6點18分正式發布了神戶震度6，但震度6的資訊直到6點19分才傳入國土廳和消防廳。對於這場在5點46分發生的災難而言，這超過30分鐘的資訊真空期是致命的，嚴重影響了中央政府對災情規模的初期判斷和應急響應決策[52]。
承擔初期災情收集核心任務的警察系統，其通信網絡也近乎崩潰：連接警察廳和兵庫縣警察的專用通信網絡大部分失效，警察廳直到地震發生約3小時後才與兵庫縣警察本部長取得聯繫[53]。
在地震發生三天後的眾議院全體會議上，面對在野黨對政府資訊收集遲緩和危機管理體制不健全的尖銳質詢，村山富市的答辯引發了強烈的社會批評：「畢竟這是第一次經驗，又是在清晨發生的事情，想必存在著諸多混亂。」[45][54]:262-263
村山在201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到[55]：
地震發生時，我正在公邸，看著早上6點的NHK新聞。那時的頭條新聞是山花先生退出國會黨團的消息。新聞里沒有神戶的畫面，只報道了京都等兩三個地方發生了地震，說是震度5或6……
實際上神戶的受災情況要嚴重得多，但因為通信設備被毀，聯絡完全中斷了，我這邊一點資訊都沒有。我立刻給京都的熟人打了電話，對方告訴我：「震感非常強，但幸運的是沒有損失。」我聽後便覺得還好，放心了。 過了一會兒，負責災害應對的秘書官才打來電話……報告說：「神戶那邊發生了地震，似乎非常嚴重。雖然確切資訊還不清楚，但據說造成了很大損害。」
當時，政府對於這類災害的應對機制根本沒有完善地建立起來。首相官邸沒有24小時應對突發事件的系統，主管災害的國土廳也沒有值班制度。我們與神戶取得聯繫，已經是快到中午的時候了。別人批評我們應對遲緩，我確實無可辯解。
在地震初期的應對中，不僅中央政府反應遲緩，作為地方最高指揮官的兵庫縣知事貝原俊民也未有立即向自衛隊請求災害派遣。貝原在災後沒有主動、積極地動用所有可能管道去獲取第一手災情，而是被動地等待下屬部門的系統化匯報[56]。糟糕的是，負責匯總全縣各警察署初步調查資訊並向上報告的兵庫縣警察本部警備部，向知事進行的報告數量極少。這導致作為決策核心的知事辦公室陷入了 「資訊真空」 狀態，無法準確掌握災情的規模和慘烈程度，從而難以做出派遣自衛隊這一重大決斷[57]。
例如，僅在東灘區警察署這一個轄區，早在上午8時就已經掌握並上報了 「死者超過100人，失蹤者數百人」 的資訊。然而，負責匯總資訊的縣警察本部警備部，在震後至上午10點這段時間裡，僅向知事進行了2次報告。正是由於這種嚴重的資訊過濾和遲報，在上午10點這個關鍵決策時刻，呈報到貝原知事面前的全縣整體傷亡數字，竟然僅為「死者4名」[58]。
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只有知事才有權提出自衛隊災害派遣的正式請求，而市、町、村等更基層、更接近災區現場的首長則沒有這項權力[59]。貝原俊民事後明確指出，資訊傳遞的嚴重失真是導致他無法及時做出決斷的關鍵原因。他陳述道：「如果準確的受害資訊能夠被傳達上來，我本可以立即發出自衛隊派遣請求。」[60]這形成了一個致命的惡性循環——因為資訊失真，所以無法判斷需要請求大規模軍事救援；因為未請求救援，所以被困民眾無法被及時救出，導致死亡率攀升[61]。
不過，貝原俊民在晚年亦提出了一個與主流批評以及自己此前的描述截然不同的說法，將矛頭指向了自衛隊。根據他本人的回憶，延遲的主要原因並非他猶豫不決，而是與自衛隊的通信完全中斷：他聲稱，在災後關鍵的上午8點，才好不容易通過姬路的連隊與自衛隊方面取得了一次短暫的聯繫。他在通話中告知對方 「發生了大災害，請做好準備。我們馬上就會正式請求（派遣）。」然而，話還沒說完，通信就中斷了，並且此後一直無法恢復聯繫。基於此，貝原俊民直言不諱地表示：「現在說出來也無妨了，（他們認為）出動請求延遲，這是自衛隊在推卸責任。」[61][62]
兵庫縣眾議員高見裕一住在災情嚴重的神戶市東灘區。他步行至JR住吉站，親眼目睹了災區的慘狀。[63]在得知縣知事尚未發出自衛隊派遣請求後，他立即採取了行動：他在上午8點30分已電話聯繫了大藏大臣武村正義，以及社會黨的眾議員五島正規。上午8點40分，他通過手機聯繫在東京議員會館的秘書，由其向防衛廳發出了緊急派遣請求。他還試圖聯繫眾議院議長土井貴子，但因不在而只能留言給其秘書。然而，來自災區第一線的緊急呼救在東京僅被看作是「誇大其詞」「非官方」「未經證實的資訊」[64]。因此，他的請求未能促成自衛隊的立即出動。他甚至沒有收到來自土井議長方面的回電。
有評論認為，當時執政聯盟中社會黨的左翼背景導致了救災不力[65]。部分媒體指責社會黨在野時期曾主張廢除自衛隊，其固有的「反自衛隊思想」 影響了決策[66]。
震災後，國際社會迅速表達了援助意向。然而，日本政府在應對這些外部援助時，表現出猶豫和拒絕的態度。反應最快的是駐橫須賀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他們主動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派遣艦艇進入神戶港，利用艦載直升機進行傷員救援和轉運，然而，這項及時的提議卻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絕[67]。美國政府甚至提出派遣航空母艦「獨立號」 作為救援平台，但這一提議同樣被日本政府拒絕。據當時的決策邏輯，日方認為 「在那個時間點，最緊急需要的是毛毯和水等基礎物資」，而非大型軍事平台。這種對援助形式的理解差異，導致了援助機會的錯失[68]。
阪神大地震發生後，日本媒體啟動了大規模的災難應急報道模式，其報道強度和方式在當時創下了紀錄，並對後來的災害報道產生了深遠影響。地震發生後約三天內，電視和廣播幾乎所有頻道都中斷了常規節目，全天候播放與震災相關的特別報道，且幾乎沒有商業廣告。這種集中、純粹的報道模式，旨在為公眾提供最及時、最關鍵的災害資訊。[69]
在媒體報道的過程中，關於媒體在災難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的核心爭論浮出水面。媒體研究者提出了 「是應側重報道慘狀（災情報道），還是應側重傳遞希望與安全資訊（安心報道）」 的命題[70]。
當時最受詬病的是部分位於東京的電視台的報道姿態。在災情仍在持續惡化時，這些媒體卻熱衷於進行 「假設性報道」 ，其焦點並非災區本身，而是推演 「如果同等規模的地震發生在東京，會造成多大損害」，甚至流露出 「幸好不是在東京」 的潛台詞。這種以東京為中心的視角，不僅忽視了關西災民的痛苦，更被批評為冷漠和自私，引發了從普通觀眾到各界人士的廣泛不滿[71]。
地震發生後，各大媒體迅速派出直升機進行航空拍攝，它們讓災區之外的決策者和公眾，得以最快速地掌握災害的宏觀規模和慘烈景象，為啟動大規模應急響應提供了直觀依據[72]。然而，這種採訪方式也引來了嚴厲的批評。最主要的指控是：從地震發生後就開始的、持續不斷的直升機噪音，嚴重干擾了救援隊的初期行動。救援人員無法聽清被掩埋在房屋廢墟下倖存者的呼救聲，這可能延誤甚至葬送了寶貴的救援機會[73]。
災後記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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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淡路大震災（湊川町 廉價商店 topos前） -
生田路Tokyu Hands三宮店前 -
神戸市中央區 某電影院附近 -
阪急電鐵三宮站北側 -
兵庫區民房密集地 -
兵庫區民房密集地 -
湊川町場前
檢討
- 此次震災成為日本消防與救援體系走向現代化和廣域化的催化劑。由於消防組織原本以市町村為單位，災中暴露出在跨區域調動時存在指揮、通信和裝備不統一的嚴重問題。以此為教訓，日本建立了全國性的緊急消防援助隊與廣域緊急援助隊，同時改進了消防無線通信系統，增加了全國共通頻道，方便在大型災害時能協同行動[74]。
- 震災在醫療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尤其是引入了兩個關鍵概念和實踐：在兵庫縣立淡路醫院，醫務人員首次在國內大規模災害中系統性地實踐了檢傷分類，並通過錄影記錄用於後續的院內培訓；此後日本還成立了 「災害醫療派遣隊」，簡稱DMAT 。DMAT由經過專門培訓的醫護人員組成，旨在災害發生後迅速趕往現場。[75]
- 災前，日本的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被認為具有足夠的抗震能力。然而，阪神高速道路的大規模坍塌，以及一年前美國北嶺地震中類似的高速公路倒塌景象，徹底擊碎了這一安全神話。震後，在政府主導下，日本對全國的高速公路、鐵路橋墩等高架結構進行了大規模的抗震補強工程。[76]
- 在震前，日本的防災焦點過度集中於海溝型大地震，而對於發生在城市正下方的活動斷層直下型地震關注不足。這導致關東、東海、紀伊半島進行了徹底防災，而面向瀨戶內海的大阪、兵庫等地則幾乎處於無戒備狀態，形成了巨大的防災盲區。災後，日本徹底告別了基於「無震經驗」的僥倖心理，轉向基於科學評估的防災準備，並認識到直下型地震對現代城市的巨大威脅[77]。
- 此次震災最核心的教訓是，大量老舊住宅不具備抗震能力，但其存在本身並不違法，即 「既有不適格」 問題。然而，這一根本性的法律漏洞並未被修改。這意味著，法律只能鼓勵而無法強制要求數以百萬計的老舊私人住宅進行抗震加固。作為應對，日本於1995年制定了 《促進建築耐震改修相關法律》 ，旨在推動對既有建築的抗震加固[78]。
- 震前，日本尚未建立一個能夠覆蓋全國，特別是像關西地區這樣的非傳統重點區域的地震觀測系統。因此，對於此次地震，缺乏足夠的基礎數據來預測其發生或深入解析其發震機制。以此為深刻教訓，日本政府於1995年6月16日制定了 《地震防災對策特別措施法》[79] ，並據此建立了覆蓋全國的基礎強震觀測網與高靈敏度地震觀測網。這兩個觀測網以約20公里的網格間距覆蓋整個日本列島，徹底改變了此前觀測資源分布不均的局面[80]。
其他
國家地理頻道災難調查節目《重返危機現場》（英語：Seconds From Disaster）第二季曾以該起地震製作過一檔節目，並命名為神戶大地震，以神戶當地的受災為製作重點，同時該集並未提及到大阪。
因阪神一帶為西日本的工商業重鎮及重要的海港之一，大地震發生後讓亞洲多國股市受影響而下跌。英國霸菱銀行的投資交易員尼克·李森（Nick Leeson）操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投機蒙受巨大損失，且無法補救，使得該銀行損失14億美元而倒閉，最後以1英鎊的象徵價格賣給荷蘭的ING集團，成為該集團成員之一。
注釋
- 原測得規模為M7.2，日本氣象廳改變規模計算方法後，規模修正為M7.3。
參考文獻
- 『阪神大震災』讀賣新聞大阪本社編、1995年6月（讀賣新聞大阪本社晚報1995年2月20日－7月15日）ISBN4-643-95090-0
- 『阪神大震災的教訓』日經建築編 ，1995年ISBN4-8222-0411-1
註解
關聯條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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