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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莫之戰守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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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2月23日至3月6日的阿拉摩之戰是德克薩斯革命關鍵戰役。美國殖民者1835年與德哈諾人（即生於德克薩斯的墨西哥人）揭竿而起，反對墨西哥政府的中央集權[1]。安東尼奧·洛佩斯·德·桑塔·安納總統與墨西哥城政府認為美國蓄意煽動叛亂，意圖吞併德克薩斯[2]。
為平息叛亂，總統妹夫、軍事總監馬丁·佩費托·德·科斯將軍宣布德克薩斯戒嚴並在貝克薩爾的聖安東尼奧設立總部，手下將士駐紮阿拉莫[3][4]。德克薩斯志願軍擊敗貝克薩爾守軍，科斯12月9日投降後被逐至格蘭德河對岸，許多人以為墨西哥對德克薩斯的統治至此終結[5]。大部分志願軍離開貝克薩爾，準備遠征墨西哥馬塔莫羅斯[6]。
1836年2月11日，駐軍司令詹姆斯·尼爾回去處理家事，軍隊事務由詹姆士·鮑依與威廉·特拉維斯負責，此時絕大多數駐軍都是志願軍[7][8]。2月23日，桑塔·安納率領1500將士組成的墨西哥作戰部隊抵達貝克薩爾，阿拉莫駐軍僅餘150人[注 1]。此後幾天新志願兵陸續趕來參戰，有些受命外出求援、搜尋糧草、購買補給[9][11]。
鮑依與特拉維斯試著同墨西哥大軍談判未果，守軍防禦非常積極[12][13][14]特拉維斯多次派人攜帶公開信外出請求增援[15]。桑塔·安納拒絕考慮有條件投降提議，但同意特赦堡壘內所有提加洛人自行離開。2月25日左右大部分提加洛人撤離，有些選擇接受墨西哥總統的特赦，有些加入胡安·塞古因帶領的最後一批求援信使。[注 2][17]
詹姆斯·范寧響應特拉維斯的公開信，率320人攜帶補給和軍備從戈利亞德出發，但第二天就因車禍故障中止。最後一批增援在3月1至4日進入阿拉莫，大部分從已成招兵基地的岡薩雷斯趕來。[注 3]有些人中途離開並計劃返回，但已無法進入堡壘[21]。3月6日早上五點半，墨西哥大軍開始圍攻，一小時後阿拉莫所有戰鬥人員均已陣亡[22]。除格雷戈里奧·埃斯帕扎外，所有陣亡守軍遺體堆積起來火化，骨灰就地遺棄。埃斯帕扎的兄弟弗朗西斯科是墨西哥大軍一員，經總統同意按基督教習俗下葬格雷戈里奧。[23]
塞古因1837年監督阿拉莫陣亡守軍骨灰回收並主持2月25日的葬禮，3月28日《電訊與德克薩斯記事報》僅提供找到「主要骨灰堆」的位置[24]。此後數十年間，公眾一直想了解烈士安息地點，但塞古因的說法前後不一，估計是年勢日長所致[25]。1936年德克薩斯共和國成立百年紀念期間，聖費爾南多大教堂出土大量遺骸，據信正是阿拉莫守軍骨灰，隨後重新葬入大理石棺。據稱特拉維斯、鮑依、克洛科特的骨灰也在其中，但已無法證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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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守軍名單
確知在阿拉莫堅持戰鬥的守軍共有256人，212人死於圍困戰，43人倖存，一人逃脫後傷重不治。
據桑塔·安納隨從參謀胡安·阿爾蒙特（Juan Almonte）上校3月6日日記所述，共有250名德克薩斯守軍喪生，僅五名婦女、墨西哥軍人和奴隸各一人倖存。阿爾蒙特沒有記載姓名，完全是按最後攻勢時的抵抗人員統計。[26][27]桑塔·安納向墨西哥戰爭部長何塞·馬里亞·托內爾（José María Tornel）宣稱死亡的德克薩斯人超過六百。歷史學家傑克·傑克森（Jack Jackson）、約翰·威特（John Wheat）認為桑塔·安納有意誇大戰功獲取政治籌碼。[28]
阿拉莫失陷後，針對阿拉莫之戰和守軍確切身份的研究經久不衰。1836年3月24日，《電訊與德克薩斯記事報》（Telegraph and Texas Register）率先發布喪生美國白人名單，上有信使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與傑拉爾德·納萬（Gerald Navan）提供的115個人名[29]，史學家托馬斯·里克斯·林德利（Thomas Ricks Lindley）估計這些人名有些源於信使本人記憶，有些是詢問離開或想進入阿拉莫的人所知[30]。聖安東尼奧前市長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魯伊斯（Francisco Antonio Ruiz）1860年在《德克薩斯年鑑》（Texas Almanac）發文，把死亡人數提升到182[31]。
阿米莉亞·威廉士（Amelia Williams）是所在時代的阿拉莫之戰研究權威[32]，1939年雕塑家蓬佩奧·科皮尼（Pompeo Coppini）創作阿拉莫紀念碑（Alamo Cenotaph）時就根據她的研究列出187位守軍將士姓名[33]。數十年來雖不乏質疑之聲，但許多人仍把威廉士的研究視為基準。林德利經過15年研究於2003年推出《追溯阿拉莫：新證據與新結論》（Alamo Traces: New Evidence and New Conclusions），推翻許多過去已視為史實的記載。[34]書中以一整個章節解構威廉士的說法，認為其中普遍存在誤傳、更改乃至捏造數據行徑[35]，批評威廉士確定人員名單時僅靠軍用批地許可，沒有對照集合名單核查[36]。德克薩斯共和國現金短缺，為支付軍餉採用軍用批地許可制，根據集合軍人名單發放，或是退伍軍人及其繼承人提出索賠。落實這種支付手段需要先行提供土地，如果沒有完整的索賠或土地主張，軍人服役經歷只能用集合名單證明。[37]
為尋找阿拉莫之戰每份可能微不足道的證據，人們採用的研究手段越來越徹底，提加洛人開始發聲。歷史學界長期忽視提加洛人對德克薩斯革命的貢獻，直到20世紀末才出現改觀，史學家蒂莫西·馬托維納[38]（Timothy M. Matovina）、吉賽斯·德拉特亞（Jesús F. de la Teja）發表著作，從提加洛人視角描繪德克薩斯革命戰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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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腳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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