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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巴黎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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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巴黎慘案(法語:Massacre du 17 octobre 1961)在法國也稱為1961年10月17日大屠殺,是法國國家警察對居住在巴黎的阿爾及利亞人的大規模殺戮。它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鎮壓行動,發生於1961年10月17日法國巴黎。當時約3萬名阿爾及利亞人為支持民族解放陣線上街示威,令巴黎警察局長英語Paris Police Prefecture莫里斯·帕蓬英語Maurice Papon下令法國警察前往鎮壓。1998年,法國政府承認1961年的鎮壓造成40人死亡,不過公眾估計有100至300人死亡。[1][2]死亡原因是警方的毆打以及溺水,因為當時的警察將傷重的示威者直接丟入塞納河,數百人因此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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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多認為莫里斯·帕蓬親自指揮這起鎮壓行動,警方記錄顯示,帕蓬向巴黎警察保證如果他們參與鎮壓,他們將免受起訴[3]。慘案四十多年後,2001年10月17日,社會黨籍的巴黎市長貝特朗·德拉諾埃提出在聖米歇爾橋樹立一塊牌紀念此次慘案。[4][5]遇難人數至今仍不清楚,並且並未平反。在沒有官方估計的情況下,紀念慘案的標語說:「為了紀念在1961年10月17日血腥鎮壓和平示威中遇害的許多阿爾及利亞人」。2007年2月18日(帕蓬去世後的第二天),為紀念慘案,民眾呼籲將位於熱訥維利耶的一個巴黎地鐵站命名為「1961年10月17日」站。[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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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大屠殺發生在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62 年)的背景下,戰爭變得越來越暴力。戴高樂在1958年5月危機期間重新掌權並突然改變阿爾及利亞獨立政策後,美洲國家組織(秘密軍隊組織,一個極右翼的法國持不同政見的準軍事組織和恐怖組織[9])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對民族解放陣線(FLN),將戰爭帶到了大都市,並得到了Jeanson 網絡等活動人士的幫助。法國當局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本土的鎮壓非常嚴厲。

法國國家警察

據大屠殺專家、歷史學家尚-呂克·艾諾迪(Jean-Luc Einaudi)說,暴力鎮壓1961年10月17日示威活動的一些原因最好從法國警察部隊本身的組成來理解,其中仍然包括許多維琪政權期間與蓋世太保合作拘留猶太人的部隊前成員, 例如,在1942年7月16日至17日的 Vel'd'Hiv 綜述中。

1944年巴黎解放後,絕大多數因極端形式的合作主義(包括協助法蘭西人民黨和類似團體)而被停職的警察後來被重新編入警察部隊。相比之下,一些曾參加法國抵抗運動的警察的職業發展因冷戰時期的反共主義而受阻,因為抵抗運動部分是共產主義的,共產黨部長於1947年5月被驅逐出政府。此外,在維琪政權期間,曾經是抵抗運動成員的警察很可能參與了針對猶太人和其他受迫害群體的各種突襲,否則他們就會被解僱。[10]

帕蓬在1960年代擔任巴黎警察部隊負責人和1970年代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擔任總統期間的財政部長的職業生涯表明,至少在1960年代之前,法國警察中存在制度性種族主義。事實上,帕彭直到1997-98 年才因在二戰期間犯下危害人類罪而受到指控和定罪,因為他在1942年至1944年間驅逐了1,560 名猶太人,包括兒童和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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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彭被任命為警察局長(1958年3月)

在被任命為巴黎警察局長之前,帕蓬自 1956 年以來一直擔任阿爾及利亞君士坦丁省省長,積極參與鎮壓和對平民使用酷刑。[11][12]1958 年 3 月 13 日,7,000 名警察在警察總部的院子裡示威,反對因戰爭而拖延給予他們的「有傷風化的黃金」,儘管民陣尚未開始針對警察。[10]

1958年5月危機發生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在「自由法蘭西」領導人戴高樂的領導下成立,帕蓬繼續留任。他創建了 compagnies de district(地區公司),專門從事鎮壓的警察部隊,在那裡訓練新警察。這些連隊主要由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1947-54年)的退伍軍人和從阿爾及利亞回來的年輕法國人組成。

1958年8月的突襲

1958年8月25日,民陣在巴黎的一次攻勢在第13區的 Boulevard de l'Hôpital 殺死了三名警察,在文森大道前殺死了另一名警察。帕蓬的報復是對巴黎及其郊區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進行大規模襲擊。5,000 多名阿爾及利亞人被拘留在前博容醫院、Japy 體育館(第11區)和 Vél'd'Hiv。Japy 體育館和 Vél'd'Hiv 在維琪政權下被用作拘留中心.[13]

事件

1961年10月5日,警察局在一份新聞聲明中宣布,在巴黎及其郊區對「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工人」、「法國穆斯林」和「阿爾及利亞法國穆斯林」實行晚上 8 點 30 分至凌晨 5 點 30 分的宵禁(帕蓬使用這三個術語,儘管當時居住在巴黎的大約 150,000 名阿爾及利亞人被正式認為是法國人並持有法國身份證).因此,1961年10月17日,法國民陣聯合會號召在巴黎的全體阿爾及利亞居民,無論男女老少,都舉行示威,反對宵禁,宵禁被廣泛認為是種族主義的行政措施。

據歷史學家尚-呂克·埃諾迪(Jean-Luc Einaudi) 稱,帕蓬有7,000 名警察、1,400名CRS和憲兵機動車(防暴警察)來阻止這次示威活動,但警察局尚未同意(合法示威是強制性的)。警察部隊因此封鎖了通往首都、地鐵站、火車站、巴黎門等的所有通道。然而,在居住在巴黎的大約150,000名阿爾及利亞人中,有30,000-40,000 人設法加入了示威活動。警察在全市各地進行了突襲。11,000人被捕,並由 RATP 巴士運送到 Parc des Expositions 和維琪領導下使用的其他拘留中心。[14]被拘留的人不僅包括阿爾及利亞人,還包括摩洛哥突尼西亞移民,他們隨後被送往各個警察局、警察轄區的庭院、凡爾賽門體育宮(第15區)和顧拜旦體育場等。

儘管遭到了這些突襲,仍有4,000至5,000人成功地在從共和大道到歌劇院的大道上和平示威,沒有發生任何事件。在警察部隊封鎖歌劇院後,示威者後退。到達雷克斯電影院(現在位於「大道」的雷克斯俱樂部所在地),警察向人群開槍並衝鋒,導致數人死亡。在訥伊大橋(將巴黎與郊區隔開)上,警察分隊和FPA成員也向人群開槍,造成一些人死亡。阿爾及利亞人被扔進塞納河並淹死在塞納河上,在城市及其郊區的各個地方,最著名的是巴黎市中心的聖米歇爾橋和警察局附近,非常靠近巴黎聖母院。

1962年2月8日,另一場被國家禁止的反對美洲國家組織的示威活動在夏龍地鐵站遭到鎮壓(夏龍地鐵大屠殺)。CGT 工會的 9 名成員,其中大多數是法國共產黨員,被帕蓬指揮的警察部隊殺害,帕蓬在同一政府領導下,羅傑·弗雷擔任內政部長,米歇爾·德布雷擔任總理,戴高樂擔任總統,他們竭盡全力「隱瞞10月17日犯罪的規模」(尚-呂克·埃諾迪)。[15]1962年2月 13 日,九名遇難者(其中包括法國歷史學家阿蘭·德韋爾佩[fr]的母親范妮·德沃普)的葬禮有數十萬人參加。[16][17][18]2007年2月8日,巴黎市長貝特朗·德拉諾埃 (Bertrand Delanoë)在地鐵站內安裝的紀念牌匾腳下噴灑鮮花後,落成了地鐵站附近的 Place du 8 Février 1962 殺戮發生地鐵站。

根據詹姆士·拿坡里的說法,《泰晤士報》、《時代》雜誌和《紐約時報》等英美主要媒體對大屠殺的報道淡化了大屠殺的嚴重性以及巴黎政府對這些事件的責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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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來源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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