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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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字是在十九世纪早期由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和托马斯·杨等欧洲学者所破译的。古埃及的书写形式,包括圣书体、僧侶體和世俗體文字,随着科普特字母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从公元四五世纪起就不再为人理解。后人对早期文字的认识是在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上发展而来的,而他们的理解却是错误的。人们普遍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完全是表意文字,不是用来记录口头语言的。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伊斯兰和欧洲学者曾试图破译古埃及文字,他们认为古埃及文字中可能有语音成分。18世纪末之前,把古埃及象形文字视为表意文字的观点,一直阻碍着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理解。
1799年埃及-叙利亚战役期间,拿破仑·波拿巴军队中有人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上面有古埃及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的平行文本。因此,石碑上的古埃及文字可以通过希腊语翻译来解读,特别是结合埃及语演变的最后阶段科普特语的证据。安托万-伊萨克·西尔韦斯特·德萨西和约翰·戴维·奥克布拉德开始对石碑进行解读,但这种方法着实困难,解读工作停滞下来。杨氏在两人的基础上观察到世俗体文字来源于圣书体象形文字,并辨识出了世俗体文字中的几个表音符号。他还确定了许多象形文字的含义,包括象形繭中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名字的表音字形。然而,他确信表音的象形文字只用于书写非埃及文字。19世纪20年代早期,商博良将托勒密的象形繭与其他象形繭进行对比后,发现象形文字兼有表音和表意。这一说法起初遭受怀疑,有人指责他窃取了杨氏的成果,但他的观点逐渐为学界所认可。商博良接着粗略辨识了多数表音象形文字的含义,并构建出古埃及语的大部分语法和词汇。同时,杨氏利用罗塞塔石碑,结合古希腊文和世俗体平行文本,基本破译了世俗体。
1829年杨氏去世,1831年商博良去世,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工作便陷入停滞。1837年,累普济乌斯指出,许多象形文字代表了两三个发音的组合,而不是仅仅一个,纠正了商博良研究成果中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埃马纽埃尔·德鲁热等学者对埃及语的理解已经足够完善,到了19世纪50年代,完全翻译古埃及文字便成为可能。